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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

生卒:1852—1924
字号:字琴南,号畏庐
籍贯: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
简评:文学家、古文家、翻译家


人物生平

  1852年(咸丰二年),林纾出生于福州府闽县玉尺山下光禄坊中的一个盐商家庭。林家祖上九代贫民,到了父亲林国铨这一代,因其为某盐商在建宁办理运盐事务,才积攒了些许余财,家境有所好转。然而时运不济,好景不长,林父于一次运盐途中损失了大量货物,一通课税、赔偿后,林家已倾尽家当。林父不得已远赴他乡经商,但商路坎坷,家中仍时常不敷出入。林纾由是寄养于龙山巷的外祖母家。母系陈家世代书香,外祖母在宠爱之余,亦对林纾教导有方。5岁时,林纾由外祖母教导习字,7岁入私塾,11岁起随薛则柯学习古文,随后又随朱苇学制举文。

  1869年,18岁的林纾与刘琼姿完婚。次年,林纾的祖父、祖母、父亲相继去世,连遭打击,林纾患上肺病。后经岳父刘有棻推荐资助,在陈荣圃处学制举文。又师从陈文台(石颠山人)学画。

  青年时代的林纾嗜书如命,“四十五以内,匪书不观”,纵使家境贫寒,读书也从未懈怠,甚至有“读书则生,不则入棺”这样的字句留下。和一般的读书人相比,林纾身上更有一分侠气,读书之外,林纾对剑术、拳击也小有研究,在乡中颇有“狂生”的名号。

  1879年(光绪五年),林纾入县学,中了秀才,三年后又得举人。随后,“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十五年的光阴,耗费于科举路上。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林纾的夫人刘琼姿病逝,林纾始终郁郁寡欢,在朋友魏瀚的劝说下,开始尝试与人合译小说。林纾的同乡王昌寿,曾赴法留学6年,不但法语精湛,而且有着很高的文学修养。由于林纾不懂外语,便由王昌寿口述,林纾再转译为文言。林纾与之合译的第一部翻译作品《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问世,便广受好评,一时洛阳纸贵。严复有《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诗云

  “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林纾也由此正式走上了翻译道路。

  郑振铎写《林琴南先生》,统计林译小说“成书的共有156种;其中有132种是已经出版的,尚有14种则为原稿。还存于商务印书馆未付印。”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统计,其翻译小说,“计英国九十九部,一七九册;美国二十部,二十七册;法国三十三部,四十六册;比利时一部,二册;俄国七部,十册;西班牙一部,二册;挪威一部,一册;希腊一部,一册;瑞士二部,四册;日本一部,一册;未知国五部,六册;共一七一部,二七○册。还有未收集的短篇十五种”。林译作品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大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美英作品合译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法国作品合译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等20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隶属名家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等等。

  林纾文思敏捷,翻译速度极快,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而纾已书在纸,能一时许译就千言,不窜一字。”虽经他人口译,有时不免纰漏错处,但其翻译言辞优美,尽得原文之精粹,又能以笔力填补原文之不足,故而深受推崇。周作人曾说“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亚瑟·威利评论说:“狄更斯……所有过度的经营、过分的夸张和不自禁的饶舌,(在林译里)都消失了。幽默仍在,不过被简洁的文体改变了。狄更斯由于过度繁冗所损坏的每一地方,林纾都从容地、适当地补救过来。”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林纾都无愧于“译界之王”的美誉。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林纾翻译小说,是“愿为叫旦鸡”,在于输入新思想、新学说,以开阔国人的视野,唤起民众的觉醒,这在其译作自序中多有体现,从译作的题材选择上也可见一斑。从屡试科举到译书醒世,其经世情怀始终一以贯之。

  同一时期,林纾与当时回闽奔丧的邮传部尚书陈壁、农工商部员外郎力钧、天河北道孙葆缙等旧友合作,利用他苍霞洲的旧居创办了“苍霞精舍”。

  监督任佩珊,林纾任汉文总教习,亲授《毛诗》、《史记》等。晚晴戊戌变法之前,在东南一隅的福州,能由民间兴办如此洋式学堂,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苍霞精舍”的建立及其带来的影响,不只对福州,乃至对当时全国教育制度的改革,都有着启蒙和推动的作用。

  1901年,50岁的林纾赴京金台书院讲习,又被五城学堂聘为总教习。1903年,林纾兼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笔述,与严复成为好友。1912年,林纾开始在《平报》发表笔记小说。1913年春,林纾辞去了北京大学的教职。1915年,受聘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中学担任教职。1916年,林纾不为“袁大总理顾问,谢绝了段祺瑞。人生的最后几年,林纾在北京度过,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的晚年,学界对其褒贬态度逐渐转向。

  首先是源于五四运动期间,其公开表明反对新文化的立场。至今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上,林纾依旧是作为衬托进步人物地位的政治反动保守角色出现的。一方面,在于林纾对古文的推崇。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多次参与论战,不单有文论古文之长,之不宜废黜,更有讽刺白化文运动的作品见诸公开刊物。(《论古文之不当废》(1917)、《致蔡鹤卿书》(1919)、《荆生》(1919)、《妖梦》(1919)、《腐解》(1919)、《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1919)、《续辨奸论》(1923)等。)而另一方面,是源自林纾本人对于清皇朝的眷恋,这与他的所提倡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不无关系。辛亥革命后,他以遗老自命,十一谒光绪的崇陵。更将书斋取名“望瀛楼”,以示对被慈禧囚禁在瀛台的光绪帝的怀念。而除却怀念,面对日渐昏暗的政治格局,身为一个毫无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也只是无奈。
 
  其次来自于其翻译才能的黯淡。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林纾的后期翻译多出于生计,“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1924年,林纾在京去世。

  林纾去世时,陈宝琛作挽联“由侠入儒,晚节独能怀故绛;因文见道,诸家无不废虞初”可谓对林纾一生入木三分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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