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与《儿女英雄传》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印行于清代光绪年间的长篇白话小说。作者文康,费莫氏,字铁先,以“雁北闲人”自称,满洲镶红旗人。他的祖父是清代大学士靳保,其“门第之盛,无与伦比”。文康自己也做过官,曾任徽州知府,经丁忧而改任驻藏大臣,以病不果行。后来,由于子孙不肖,败尽家产,其晚境窘迫,除笔墨外竟无长物。于是,他著书自遣,写下了《儿女英雄传》。《儿女英雄传》的情节设计与作者自己的家族经历恰恰相反——前者由窘困而发达,大抵蒸蒸日上;后者则由昌盛而衰败,可谓江河日下。惟其如此,有学者认为,文康写《儿女英雄传》实际上是他自己在说梅止渴,画饼充饥,试图以幻想来圆一个富贵和“补天”之梦。

    大约因为《儿女英雄传》包含着“江湖豪客”、“儿女姻缘”之类的娱乐元素,加之作品选择了评话话本这种生动活泼,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该书一经问世,便得以广泛流传,不仅多有读者和商家为之吸引,而且影响到戏剧、曲艺、影视等艺术样式,其种种截取和改编一直延续到今天。不过,对于《儿女英雄传》,鲁迅分明并不看好。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虽然谈到这部作品,但重在遵循史的线索介绍作者、版本、本事、续书以及故事情节等,其中随文带出,要言不烦的评价,则基本是否定性的。譬如,在论及《儿女英雄传》的创作倾向时,鲁迅将其与《红楼梦》放到一起加以比较,认为:作者文康“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文康和曹雪芹虽然都是晚年穷愁,发愤著书,但两人的思想境界和创作态度迥然不同。曹雪芹是存真写实,直面惨淡;而文康则是回避现实,耽于虚幻。这决定了《儿女英雄传》的总体成就无法与《红楼梦》相提并论。

    值得注意的是,与鲁迅的看法有所不同,周作人十分喜欢《儿女英雄传》。为此,他把一些肯定性的评价给予这部作品。在1939年5月30日发表于《实报》的《儿女英雄传》一文里,周作人为该书的题旨做辩护:

    《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

    与之大同小异乃至一字不差的评价,此后还陆续出现在作者发表于1949年的同题读书随笔,以及发表于1961年的《旧小说杂谈》等文中。由此可见,对《儿女英雄传》的喜欢和称赏,在周作人那里,几乎是贯穿了一生的。

    面对同一作品,不同的读者见仁见智,褒贬不一,原本是文学阅读的正常现象。只是这正常现象一旦出现在同为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周氏兄弟之间,便有了特殊的、超出寻常的意义——透过它的存在,我们不但可以发现鲁迅与周作人在文学观念、审美态度上的明显区别和较大差异,而且最终能够感知和领略发生于文学接受过程中的两种完全不同的阅读范式与批评路径,以及它们的优劣短长。

    鲁迅一向主张文学为人生。他创作文学作品,发出的是“铁屋子里的呐喊”,旨在改变民族的根性;他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尽管每见“清儒家法”,但终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在“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的同时,将其自觉置于史的范畴——鲁迅常提示人们要读史,尤其是读野史杂记。由于抱着这样的目的,鲁迅阅读和评价古代小说,极为看重它的真实品格,其中包括主体真实和客体真实。因为只有摆脱了“瞒”和“骗”的真实书写,才有可能使读者以史为鉴,获得启迪。正是从真实的尺度出发,鲁迅称赞《红楼梦》的“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也正是基于真实的尺度,鲁迅不那么喜欢《三国演义》,认为它的人物塑造颇有缺失,如“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明白了这点,我们也就懂得了鲁迅何以不看好《儿女英雄传》:文康一味凌空蹈虚的主观命意和从概念出发的人物描写,恰恰与鲁迅崇尚真实的艺术尺度背道而驰。由此可以断言,鲁迅是以精英的、入世的和严格的文学目光,来考察众多古典小说的。这种目光的最大优势在于通过对作品的抑扬和汰选,确立起经典的位置与艺术的标高,从而有利于一个民族的审美提升与文学发展。而它付出的代价则常常是,一些二三流作品所拥有的局部优点,则因为其整体的不被重视而随之湮灭不彰。

    较之鲁迅,周作人是一个更显矛盾与复杂的存在。他的文学乃至人生观念,每见“流氓鬼”与“绅士鬼”、“十字街头”与“象牙塔里”的冲突和纠缠。不过,倘若就其整体精神走向和生命基调而言,我们用先是“斗士”、后是“隐士”加以概括,恐怕不会大错。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随着社会黑暗的加剧,周作人开始怀疑文学的实际用途,主张“闭门读书”,通达事理,进而提倡“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去除“凌厉浮躁”之气,用一种“闲适”和“趣味”的心态,来从事写作和鉴赏。而这一切很自然地浸入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浏览和评说。

    周作人正是以自己所说的“常识的看法”或“平常人的读法”(见周作人1949年底的《红楼梦》),来阅读和品评《儿女英雄传》的。而这样的“看法”或“读法”经周作人在《儿女英雄传》中的一番运用,亦随之呈现出自身的高妙:它无形中把论者从专家的身份和“深刻”的惯性中解放了出来,使其具有了一种“平常心”,进而能够在无拘无束地娓娓道来中,自然而然地避开对作品的本质性和终性极界说,而更多关注其中那些吸引和打动了自己的部位与细节,于是,作品的潜在价值得到了立体、多元和深入的阐发。当然,这样阅读和品评古典小说也并非没有风险,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果论者原本胸无全豹、圭臬不清而又一味信马由缰,那么,在艺术赏评的路途上,即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以偏概全,混淆轩轾,得出一些不那么符合实际的结论。具体到周作人来说,他曾在文章中一再表示对《儿女英雄传》、《镜花缘》、《封神榜》之类的好感,将它们尊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上乘之作,其症结庶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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