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选、注”——评《二十世纪诗词注评》

  《二十世纪诗词注评》(钱理群、袁本良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以下简称“注评”),我于去年才购得,前不久,方展读,稍加翻检,觉得实在是令人失望。

  编选者自称是“为时代、为大众、为诗人、为诗”而选诗(见书末跋),这样的标准,实在是高,用于编选旧体诗,可能更是困难重重,这就决定了编选者不仅要有才识,而且要化深功夫。

  然而,我的观感却是编选者作“学问”作得实在是太“轻巧”。我对现当代诗词,本就不甚注意,所以也不知道目前存世的有多少种选本,我只发现,“注评”的前半本书,基本上就是在这本尚属于“草创阶段”的选本《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毛谷风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以下简称“毛本”)中,再进行择选,除一些政治家、社会名流,如廖仲恺、徐特立、黄炎培、汪精卫等,是“毛本”所未入选的;也只是零星几位,其诗词比较习见的大诗家,如梁启超、鲁迅、苏曼殊等,被选诗作才是出乎“毛本”的,其余真可以说是都已“牢笼”于此了。由此,“注评”不仅视界受到“毛本”的局限,还沿袭了不少“毛本”的失误,如将秋瑾的生年误作“1877-1907”(应是“1875-1907”)、章士钊的生年误作“1882-1977”(应是“1882-1977”)……最妙的是,在第42页保留着的一个“沿袭”的“残痕”,即在黄宾虹的《题画》中选了一首,却在注释中说“原题十五首,录二”,“录二”的是“毛本”(见其第73页)。

  “注评”的后半本,是否也“沿袭”了可作“捷径”的其它选本,这是见识孤陋的我,不能辨析的。但我仅从所选的刘柏丽一首《渔家傲》,与其个人专集《柏丽诗词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对观,就觉得颇有问题,首先是题目,“注评”作“欢呼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专集无“欢呼”两字;其次是下阕首句,“注评”作“昂宿惊疑呼猎户”,“惊”字,专集作“猜”。

  至于“注评”的注释,我只随意考察了零星几家,即我手头正好有他们的个人诗集的,黄节、丁宁,发现均是问题不少。黄节的《十月十一日夜月中有怀曼殊》,因为对黄节与苏曼殊的经历,没有详实的认识,以致注得不到位,就不去说了,《十二月望后雨中过罗岗洞探梅有寄》,就“硬伤”坦现了,“十二月望后”的“十二月”是农历,农历12月15日,是公历的1913年1月21日,所以注释说“此诗作于1912年冬”是错的,《黄节诗选》(刘斯奋选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有《黄节诗集》(马以君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将其编为1913年才是正确的。再则,注“罗岗洞”在“广州北郊”也是错的,应是在东郊增城县。

  注丁宁词《江城子》“熟梅天气晚风柔”一首,说“此词约作于1934年至1938年”,这是将此词原收入的《丁宁集》的写作起讫年岁,完全不假思索地写上了。如此,遇到下面这首《鹧鸪天·归扬州故里作》,因为是收入《怀枫集》的,该集写作起讫年岁长了,是1939年至1952年,所以就“不好意思”了,只好不加注释。事实上,稍细读丁宁词集《还轩词》(安徽文艺出版社1985),就会发现她的词作排列都是编年的,即按时间顺序,所以前词是1934年,后词因后面跟有《鹊踏枝·庚辰暮春》,“庚辰”是“1940”年,所以它也就立即可以“编年”为“1939年秋”了。而且这首词的末句“秋来尽有闲庭院,不种黄葵仰面花”,对其不加注释,也是说不过去的,所谓“不作向日葵”,正好是表达对投靠日寇者的鄙夷。因此,“注评”的“点评”说是“寂寞而不凄苦,颇见闲适之趣”,就是瞎说了。“注评”之所以会有这些失误,我个人揣测,应该就是未读《还轩词》之故,“不种黄葵仰面花”,词集本身就已经注明了。

  此外,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大困惑,“注评”本着“四为”标准,而“落选”这些位,如王闿运、黄遵宪、沈曾植、夏曾佑、陈独秀、吕碧城、陈寅恪、吴芳吉、钱钟书……我总觉得是莫名其妙的;再则,一本厚390页(指实际选注部分)的书,到第347页,都是1920年以前出生的,我想“为时代”而选,仅从篇幅上说,无论如何也是比例失调了。哎,怎么说呢,事实上,选注新时代的旧体诗,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想“轻巧”地完成,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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