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刘师培和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原是刘师培在北京大学教学用的讲义,最初由北京大学出版部于1920年6月印行。我藏有一本初版本,封面及书口皆题“中古文学史”,而正文第一页则题“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这是刘师培为“国文门二年级”学生编写的讲义,讲义正文的编写方法大抵是搜罗排比种种原始材料,附以简要的结论和按语,大处着目,言必有据。例如书中论汉魏之际文学的变迁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专(原文如此,按当作‘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今摘史乘群书之涉及文学变迁者,条列于左。”后来鲁迅在刘说基础上作了若干订补和发挥,提出了一些权威性结论。

    刘师培本是鲁迅留学日本时的朋友之一,鲁迅支持过他办的《天义报》,鲁迅发表过许多文章的《河南》杂志与他也大有关系。可是这位青年革命者1909年回国后却跑到两江总督端方手下效劳,辛亥以后又先后任阎锡山的高级顾问、袁世凯的“筹安会”理事。但他学问很大,1917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

    据版权页,这部讲义“中华民国九年(1920)六月”初版,其时刘师培死于肺病不久,印行这部遗著显然带有纪念的意思。书中错字多当是未经作者本人审校,出版又相当匆忙之故。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手稿太潦草,据说,刘的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似的,而且不讲笔顺……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周作人《知堂回想录》)——这样的稿子排起字来自然难免会错字多。

    我藏的这部讲义是上世纪60年代初得之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旧书部。在这以前,我已经从鲁迅1928年2月24日复台静农信中得知“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他又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过:“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后来我从事中古文学研究,同这本书关系很大。

    刘师培在北大中文系(起先称为“门”,后来才废门改系)任教为时甚短而影响很大。后来编印《刘申叔先生遗书》,蔡元培为作《刘君申叔事略》,说他政治上的失足是受了小人的影响,着重介绍他在北大讲课大受欢迎的情形,对他治学之勤敏也予以充分的肯定,文末感叹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看这位年轻教授的讲义,学养之深厚实在令人叹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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