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学中源”

    在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基于“厚德载物”理念而产生的包容精神,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壮大,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这种包容精神,不仅体现在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吸收,而且还反映在中华传统文化对外域文明的吸纳与融会。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时期。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方异质文明的传入,为中国士大夫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促使他们去了解西学,认识西方文化,并尝试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明末李之藻、徐光启等学者接受西学,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天文数学、农学水利等书籍,他们看到西学与中学之间在自然科学乃至宗教、道德方面体现出来的某些相近、相合或相通之处,由此得出“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看法,并进而提出“会通”、“超胜”的主张。清代初年,在进一步研究、比较、会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一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由中学西学相通相合的看法,转向“西学中源”说,即认为西学出于中国,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之源。王夫之学识渊博,思想深邃,他在言及西学时说:“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而又窃张子左旋之说以相杂立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也。”王锡阐精通历法,以中学为本,会通西学。他在研究日月五星运行轨迹时,曾指出西法某些失误之处,并说:“《天问》云:圜列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说原本中学也。”王夫之和王锡阐是清初较早直接提出西学本于中学的学者,但他们或僻居湘西一隅,其思想学术鲜为人知;或“遁世埋名,坎(土廪)憔悴以死”。因此,他们的看法并未在清初的知识界产生太大影响。

    真正推阐、论证“西学中源”之说,使之系统化、定型化,并对当时及其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康熙时期的梅文鼎。梅文鼎精研中算西算,会通中学西学,他在肯定西学长处的同时,接受王锡阐“西说原本中学”的说法,认为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知识,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而西学与古代中学的某些相合相通之处,则成为他认定西学原本于中学的根据。如天文方面,“西洋历所言寒、暖五带之说,与《周髀》七衡吻合,岂非旧有其法欤”;数学亦“本自中土,传及远西”,“《周髀算经》所载,北极之下,朝耕暮获,与西测地圆之说,实相符契”,等等。为了说明中学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方式流传到西方去的这一关键问题,梅文鼎借用了明末以来学者猜测西学与古代中学关系的说法,即“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他解释说,中国远古时代天算之学十分发达,尧命“仲、叔分宅四方,以测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测里差之法也”。“当是时,唐虞之声教四讫,和仲既奉帝命测验,可以西则更西。远人慕德景从,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传,亦即有以开其知觉之路。而彼中颖出之人从而拟议之,以成其变化,固宜有之”。这可以说是中国士子有关“西学中源”途径和方式的初步论证,“西学中源”说自此得以系统化,定型化,成为后世学者仿效的蓝本。

    与此相应,传教士出于其自身的目的,在利用科学技术作为传教手段之时,也有意迎合中国知识界“西学中源”的说法,把西方代数学(Algebra)的译名“阿尔朱巴尔”直接解释为“东来法”,也称之为“中国法”。据记载:“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传教士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赞赏。康熙帝说:“夫算法之理,皆出自《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不仅西洋算法出自东方,就连西洋历法也同样得自中土,所谓“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在统治者的倡导之下,“西学中源”说不仅成为定论,而且成为当时知识界看待西学和中西文化关系的主流观点。梅文鼎之孙梅瑴成供职内廷时,曾努力证明中国古代的“天元术”,就是西算“借根方”的来源,并称二者“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已也”,认为“犹幸远人慕化,复得故物,东来之名,彼尚不能忘所自”。其后清廷组织编纂的书籍如《明史》、《数理精蕴》、《四库全书总目》等,也都以“御制”或“钦定”的姿态,进一步肯定并推阐了“西学中源”的说法。

    考察“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及其流传,可以看到,其着眼点在于接受西学,吸纳西学,它反映了当时的学人士子对以西学为代表的外域文明一种接纳的心态,一种开放的意识,一种融合的观念。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既重视自身内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交流融合,又对外来文明和异质文化,也同样抱着宽容、虚怀、开放、接纳的态度,并以宽厚博大的胸襟容纳各种与自己相异甚至对立的外来物。面对迥异于传统文化,甚至在诸多方面领先于传统文化的西学,“西学中源”说认同西学,并努力将其纳入中学之范畴,试图打破中西文化之间的对立,为西学传播开拓空间,进而融会中西,开创新局。这一思潮和学说,显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事实上,作为理解和论述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西学中源”说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相当的积极作用。清代初年,是“西学中源”说初步定型并得到学人士子认可的阶段,同时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发展到高峰的时期。随着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天文历学、数学、地理学、医学药学、乐学、农学、机械制造等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先后传入中国,进入宫廷,不仅被统治者上层和知识界的有识之士所热衷和接受,而且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实际应用。以天文历学为例。顺治初年清廷颁布的《时宪历》,就是依据明末由徐光启主持,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参与纂修的《崇祯历书》而来,其上还特别题有“依西洋新法”五字。在由此而引发的震动一时的“历法之争”中,经多次实测验证,西洋新法皆优于传统旧法,最终康熙帝果断下令,罢黜顽固守旧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任用传教士南怀仁掌管监务。康熙以后,随着礼仪之争等政治冲突的加剧,西方的宗教遭到禁止,但在“西学中源”说的余波影响下,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仍得以延续,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仍然被容许进入宫廷,或主持参与钦天监的天文历法工作,或承担地图绘制、园林建筑、机械制造等各项事务。康熙、乾隆年间,清廷任用传教士参与主持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铜版地图》,无论规模,还是精确的程度,都超过了同一时期亚洲和欧洲的地图。而18世纪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的建造,也糅合了部分西式景观。由郎士宁、蒋友仁等传教士主持设计制造的欧式建筑群“西洋楼”,中西合璧,美轮美奂,成为镶嵌在这座著名园林建筑中的一颗明珠。可以说,“西学中源”说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西学传播的障碍,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及其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西学中源”说的出现及其流行,还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知识界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视。明末李之藻、徐光启等学者在学习、接受西学,翻译西方书籍之时,已对中国古代天文、历算等传统科学的长期式微乃至湮没不传深感痛惜,试图对传统学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清初学者在倡导“西学中源”的同时,大多重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掘和推阐,并在此基础上会通中西,取长补短。王锡阐、梅文鼎皆从传统历学入手,精研推步之理,贯通中西之法。梅文鼎还对传统算学和西洋数学知识均加以探讨,发掘各自的长处,补正它们的不足,先后著成《中西算学通》凡九种。其后,伴随学术潮流的变化,惠栋、戴震、钱大昕、焦循等汉学家继之而起,纷纷致力于古代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由经而史,由天文算学而诸子百家,不仅使一大批珍贵的古代文献典籍得以重见天日,而且发掘出其中蕴含的学术文化价值,从而为中西文化的进一步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借鉴的思想资源。

    再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西学中源”说是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稳定环境下的中国学人士子,首次面对汹涌而来的异质文化之时,对中西文化关系及相关问题所做的初步解答。由于当时的学人士子昧于世界,不了解西方文明,对欧洲的历史知之甚少,尚未形成全球观念,但又希望学习西方科学,愿意接受西学,尤其是要排除来自守旧人士的阻力,因此只能将西学这一新事物与中国传统的文明相比较、比附,从自己所熟悉的知识中寻找认识、接受新事物的根据,“西学中源”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应该说,它是时代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并且与晚清时期出现的“中体西用”说先后相继,相辅相成,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有识之士面对外来文化的独特思考,也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吸纳西方文明的独特路径。

    当然,从根本上说,“西学中源”说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知是不正确的。它没有认识到古代中学与近代西学的本质差异,而是笼统地将近代西学的源头附会到中国的古代。这也许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多持批评否定态度的原因。但是,当我们评判历史上出现的某一种思潮学说之时,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条件。如果我们历史地看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及其流传,客观地审视其作用和影响,其中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所反映的对待外来文明的吸纳、融会、开放的心态,是应当值得我们重视并予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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