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与奖项

    2012年,我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把我的名额占了,但我不生气,也不嫉妒。莫言是我们身边一位随和可爱的兄长,我们对他只有敬意。2012年10月11日晚上,我正在成都机场候机,接到阿来电话,告诉我莫言获奖,说他们正为他喝酒庆贺,如果我不走,一定一醉方休。

    莫言的胜利,是文学本身的胜利。没有人能够对他的写作发号施令,无论是“五个一工程”,还是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曾经告诉莫言,要想获奖,就要写得短,不要写得这么长。但莫言我行我素,死不改悔,苦心孤诣地“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认为“长度、密度和难度,是长篇小说的标志,也是这伟大文体的尊严”。因此,他的每部长篇都是一部漫长的歌谣,波澜壮阔、逶迤多姿。他就是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庄稼人,不搞投机倒把,不走捷径,他用最朴实的劳动,获取最真实的收获。

    莫言获奖的那个晚上,有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说下一个就是我了,让我时刻准备着。我回短信说,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这当然是玩笑。我曾经对宁肯等人说过,我是一个与奖项无缘的人,连鼓励奖都没得过。河北作家李浩说,他以为我拿奖拿得手都软了,没想到我几乎从来没有得过什么文学奖。但我不喜欢得奖,也绝非酸葡萄心理。春天里,我与邱华栋、张者、徐则臣、张楚、路内、魏微、鲁敏、笛安等参加《人民文学》杂志社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主办的“骄子·未来大家写作营交流会”,我大放厥词说,奖项意味着标准,而标准又是对写作自由的干预和对写作创造力的阉割。那一天是2012年4月1日,所以这些话听上去有点不靠谱,但这是我的真实供述——从《旧宫殿》、《反阅读》、《纸天堂》,到2012年海豚出版社出版的《祝勇作品》的前三本《大师的伤口》、《禁欲时期的爱情》和《他乡笔记》,再到2013年准备动笔的一部跨文体长篇,我一直贪图着自己在文学、历史和学术之间的信马由缰。我在生活中遵纪守法,在写作中胆大妄为、不守纪律。即使不获诺贝尔文学奖,我相信莫言还会按他的路数固执地写下去。我喜欢他的这种固执,真正的写作者都是些自以为是的顽固分子。

    莫言获奖前,他的作品也许在书店里的书架底层,哪怕他已经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作家。书店里有“刘墉专架”、“张小娴专架”,但一定找不到“莫言专架”;一本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随笔集可以卖到百万,而即使巴金、沈从文的作品,一年的销量也不过一万,更不用说师陀、李劼人,对今日之读者,他们已经如外太空的人一般遥远陌生。莫言获奖后读者的抢购风,或许让他看穿了市场的世态炎凉,只能无语。

    2012年,我依旧在每天起床后端着一杯咖啡坐下来,我的对话者只有一台电脑。这是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像鲁迅所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当然也有片刻风光,比如纪录片《辛亥》获金鹰奖、学院奖、十佳纪录片(没有一个文学奖项),在长沙金鹰电视节和北京人民大会堂走红毯,深圳大学又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文化中心。但那些一律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是兴奋剂,而不是五谷杂粮。倘若贪恋这些,那就纯粹是脑残。对我而言,只有写作是必需品,是馒头,而不是龙虾。

    一位朋友说:“诚实的生活是艰难的,你要坚持什么,你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喧闹与寂寞之间,我选择后者。但这并非被迫的选择,而是主动的投靠,因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可以把握的生活,像农民面对土地一样内心踏实。我是一个文艺草根,不指望一夜暴富,甚至惧怕一夜暴富,惧怕突如其来的变化、更惧怕成为他人视线的焦点。我习惯并且深爱这份寂寞,如同我相信失败只是对于投机者而言的,农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我更相信这份天长地久的寂寞赋予我一种难以摧毁的意志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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