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王国维对侯外庐的影响

    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1924年经同乡朋友高君宇介绍结识李大钊,“从他那里感染到对理论的浓郁兴趣”,“迈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1927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8年春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附设于法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支部”支部书记,主编《赤光报》。精读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和大量西方古典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名著,广泛涉猎哲学史、经济史、西方文学、艺术以及数学、机械学等,并着手翻译《资本论》。

    1930年春因生计所迫,绕道柏林至莫斯科,希望继续《资本论》的翻译,但遭中共驻共产国际负责人张国焘冷遇,在莫斯科逗留一周便回国,受聘为哈尔滨法政大学经济系教授,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后辗转南下到北平。1932年春应聘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在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兼课,加入范文澜为主要负责人的“左翼教师联盟”。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罪名判刑入狱。经多方营救,被保释出狱。1934年春回到阔别十年的山西,从事《资本论》翻译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1936年与王思华合译《资本论》第1卷全译本出版。 

    1946年6月,开始了长达20年的《中国思想通史》撰著。

    由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历史研究,是侯外庐上世纪40年代以前学术研究的突出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或“五老”)中,侯外庐是唯一一位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起家的历史学家,被普遍认为是颇富理论素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家,同时又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唯一与其他“四大家”——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四老”都有过共事经历的学者。

    1942年2月在与郭沫若讨论屈原思想时,发表《屈原思想的秘密》,将屈原与王国维相提并论,赞誉屈原与王国维为“两个中国学术大师,是中国历史上可以夸口的人物”。

    1942—1946年撰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三部论著期间,对王国维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是一部颇富创见的论著,既是侯外庐本人的代表作之一,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标志。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侯外庐一再强调是“一见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立刻就沿着他开辟的‘草径’,研究起王国维的遗产和郭沫若的方法”,“渐渐掌握了一些殷周留下来的第一手史料,并用经典作家关于古代社会的理论,考核了这些存在数千年才初被人识的‘新’史料”所取得的“收获”。1946年为改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写自序,表示15年来“我自己从事此一种研究亦有来历,一则是步着王国维郭沫若二先生的后尘,二则是继亚细亚生产方法论战的绪统,更在这两方面要求一个统一的说明。”确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是“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要想得出断案,必须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进一步订正其假说”,“我们治古史,地下资料已成为必要的论据”,“今文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托古’,‘影古射今’,而实事求是的研究,则要远乎此道,尤其治古代史,不能一丝一毫来眩染”。这完全可以视为“王国维的遗产”的同义语。该书第三章论证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具体途径,释“土”字,引王国维最初释社土之义,说明殷代已有土地的所有问题;研究殷周之际的制度转化,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赞赏说:“好一个合于科学的断言!”整章论证基本是结合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及相关文字考释,解释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即其所谓的“若与《起源论》之说明对照,就知道底里。”该书第五章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及其发展,肯定“王国维先生根据卜辞,证古代邦、封为一字,卓见超绝”,从“邦”字证“封”字。经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封、邦两字的涵义,实在是古代社会筑城的第一阶段,“营国”是筑城的第二阶段,是国家形态的发展。古代的城、国二字同义,城市=国家。这一论证,成为侯外庐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论点。

    确定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三个步骤,是“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高级的,要在不断的试验写作之中,才能有所创获。”这既是侯外庐治学基本思路的自我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人物治学思路的基本概括。正是在这一基本点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其他“史观派”的区别:仅有史观(历史发展法则、历史哲学等)而无具体历史事实(散沙般的资料等),才应称为“史观派”,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论代史”(以理论、法则代替史实研究、代替对散沙般资料的系统整理),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要在“资料”和“法则”两方面“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即以理论与史料相结合。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从明末清初写到清末民初,第三编十九世纪思想活动之巨变,论述龚自珍、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的学术思想,这是学术思想史中系统论述王国维学术思想的重要篇章。其间,侯外庐还编著了《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重庆三友书店1943年出版;写成《王国维古史决疑的诸范例》,载1945年9月《中苏文化》第16卷第8期。

    1985年侯外庐回忆录——《韧的追求》由三联书店出版,有着诸多不为读者注意的内容。

    取名外庐,是因为“王国维深信君子三畏”,“以‘畏’自戒”,将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反其意而用之,一九二八年初,起名‘外庐’,以‘外’自戒”。这同郭沫若一样,是在“王国维去世一年多”以后初识王国维,并把王国维作为某种效仿榜样的。谈翻译《资本论》心得,回忆说:“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虽然强调《资本论》方法论未使自己“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却不掩饰对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的推崇,并将其与《资本论》方法论对自己的熏陶相提并论。

    侯外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同样是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学说的同时,继承了王国维研究中国古史科学方法而深入展开的。最有意思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五大家”中,推崇和继承王国维的郭沫若、侯外庐都主张西周为奴隶社会,其他三人——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则主张西周为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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