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取好亭子名”——扬之水谈名物研究

 

 扬之水摄于五七初读

扬之水新作:《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三联书店2012年1月版;《物中看画》,金城出版社2012年5月版;《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三联书店2012年11月版;《〈读书〉十年》(3册),中华书局2011~2012年版

    编者按:扬之水先生粉丝之多是人所共知的。这多少有些奇怪,因为她研究和写作的领域实在是相当专门的。她固然也有一些谈文学的作品(如《先秦诗文史》),受众面较广;但更多是名物考证的著作,进入起来恐怕还是有“门槛”的。2012年是扬之水先生相当“丰收”的一年,不算《〈读书〉十年》(3册),名物学一路的著作就有《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物中看画》、《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等多种。从《诗经名物新证》一路走来,她的名物研究已颇成规模。她的经历是很有些传奇性的,不过关于这些,她的粉丝大多知之甚详,本报的这次采访就没有涉及,还是请她专门谈谈十多年心血灌注的名物研究吧。

    执意将三叶草叫作“酢浆草”,将星星花唤成“茑萝”,未必喜欢黏糊糊的木耳菜,却知道这种蔬菜是“落葵”,而且一边咀嚼之,一边念叨汉乐府“采葵持作羹”是伤感句子……对于有这种情怀和做派的文青来说,成为扬之水的粉丝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吧。

    扬之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一九五四年生,浙江诸暨人。初中毕业后插队,回城后为果品店司机。一九七九年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资料室。一九八四年考入光明日报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调入《读书》编辑部。一九九六年调入中国社会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专意从事名物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两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三卷)、《明式家具之前》、《物中看画》等。

    被问到何以独辟蹊径地走上名物研究的道路,扬之水常借用《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扬之水说,诗文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赏其才思,赏其韵致,是一种;解读与诗相关的故事,亦即求索其“本事”,是一种;只留意其中的“好亭子名”,也可以算作一种读法,而且是她最喜欢的一种读法。而且,她喜欢以家庭生活“过日子”为题材的《金瓶梅》,《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系统的一个重要分别是于物的细微格外用心用力,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好亭子名”宛转在一支为物画像的笔,勾引人去追索化身在情境情节中的物究竟真身如何。这就是扬之水步入名物研究的直接起因。  

    其实,名物研究的价值远不止于“趣味”二字,而在于细碎枝叶中,发现历史的秘密。现在谁家沙发上不扔着几个软靠垫或抱枕?独有扬之水研究发现,印度上流社会日常生活的习用之具“丹枕”(坐具后的软靠垫),经中亚、新疆、敦煌传至中原,中土化后成了“隐囊”,两者实异名同源,小小靠垫竟是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产物。还是这个小物件靠垫,莫高窟第465窟备受关注,其营建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有唐、西夏、元等几种说法。扬之水独从丹枕的纹饰变化(背屏嵌宝装饰)分析认为,465窟建于西夏,相当有说服力。

    中国人由席地而坐转为高坐具的垂足坐,这一点已广为人知,一般人都知道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之“床”指的不是今人睡觉之席梦思,也知道日本韩国式的“跪坐”之由来。但坐姿变化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却未必尽人皆知。例如,它竟影响到了古琴的演奏。早期琴谱更注重右手的丰富,古琴演奏“声多韵少”,明清时则“韵多声少”,更重左手取韵。这一演奏技巧和审美取向的转变,其实也有着物质方面的原因。早期的琴搁在膝头弹奏,需要保持其平衡,后来出现了琴桌,琴可以平稳放置,两只手都解放出来,尤其是左手吟猱的指法变化便丰富起来。

    自然,这些研究成果说起来情调盎然,但真做研究又是另一回事,“以物找名”和“因名寻物”都不是那么轻巧的事情,需要深厚的积淀、渊博的学识、宽广的视野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从典籍文献、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文字资料,到历史图像、传世古器物、出土文物等实物,都得广泛涉猎。文献钩沉固不可少,实地考察也不可或缺,两者结合、对应,才能修成正果。为了做敦煌的佛教名物研究并撰写《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扬之水不仅多次去敦煌,还远赴印度,十三天的紧凑行程,每天凌晨四点起身,午夜入睡,才又有了新近推出的《桑奇三塔:西天佛国的世俗情味》。但被问到“最满意的论文或著作”时,她却照例借用那句不知多少人都用过的挡箭牌,是“正在撰写中”。

    这次采访联系到扬之水,她自认不善言谈,坚持用笔答的方式。将问题发给她,五个小时不到,就收到了她的回复,邮件主题为“交卷”,让我见识到了江湖上传闻已久的“好快手”风采。稍作整理,于是有了这篇问答录。这就是扬之水,总在文字中流转和灿烂的扬之水。  

    读书报:有些读者对名物研究不太有概念,请您谈谈何谓名物研究,名物研究与传统的文物考古等研究有何异同。

    扬之水: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复活这一名称,是因为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用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则应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新的名物研究是从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此外的不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观照。虽然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因为弄清楚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而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更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用时髦的话说,它是边缘学科,又是跨学科,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而对于考古学与文学的研究都有着一定的启发意义。

    读书报:对于“名物学”或“名物研究”是否成其为独立学科,学界至今有较大争议。您对“名物学”的学科“合法性”以及“名物研究”的意义如何看?

    扬之水:名物研究的概念,近世最早由沈从文先生提出。在《“ 瓟斝”和“点犀  ”》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因此揭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对古代名著进行研究,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在沈从文提出“名物新证”这一概念的三十多年之后,在孙机先生的指导下,我成为这一倡导的第一个响应者和实践者。

    我给自己设定的理想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是对“物”的推源溯流,而又同与器物相关的社会生活史紧密相关。它可以是诗中“物”,也可以是物中“诗”,手段角度不同,方法和目的却是一样的。

    我以为,所谓“名物研究”,只是一种研究方法,至于它“是否成为独立学科”,其实是不重要的。而“合法性”就更加谈不到。你用这种方法解决了问题,被大家所认可,目的就达到了。此外更有何求?

    读书报:名物研究的主要困难在哪里?从事名物研究是否对研究者的学养、才华和勤奋程度的要求都比较高?

    扬之水:只要对它有足够的兴趣,就不会感觉难。与古代曾经存在过的实物和图像相比,存留至今者,自然是极少数,但这样的遗存,就绝对数量来说,并不少,算不得研究材料缺乏。说名物研究是“冷门”,当然可以,而它实在也不需要成为热门。个人兴趣就是个人兴趣,完全不必上升为学科。还是前面说到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归根结底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自己认为哪一种方法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就选择哪一种,其他则不必考虑。

    名物研究也同任何研究方法一样,需要从事者第一勤奋,第二有悟性。我不敢说自己有悟性,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更是远远谈不到,但竟然走了进来,可见这一研究的门槛并不高。关键还是在于兴趣。有了兴趣,就有了勤奋的动力,脑子里装的问题多了,自然也就有了联想,这一切,就构成了良性循环。

    读书报:在为《曾有西风半点香:敦煌艺术名物丛考》作序时,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先生对您关于“者舌”的考证赞赏有加。您能否以此为例,略谈谈名物考证的方法?

    扬之水:关于“者舌”的考证,前前后后历经五年,中间颇有些曲折。我在《“者舌”及其相关之考证:敦煌文书什物历器丛考之一》一文中对此曾发表过初步的意见(《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艺纱堂2007年)。三年之后,又援引佛经中的说法,进一步阐发对这一名称的认识(《〈一切经音义〉佛教艺术名物图证》,《中国文化》2010年春季号)。最初的观点,曾为《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的编撰者(赵丰等)所接受并援引,但以后则在《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一文中对此重新讨论,认为我的说法依据不足(《敦煌学辑刊》2009年第2期),而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中便持以这最新的论点。 

    分歧所在,是对“者舌”实物的认证。所谓“者舌”,原是帐、伞、幢中的一个装饰部件,为敦煌文书什物历中屡屡出现的名称。然而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里其名不见,因此它究竟何物,长久不为人知。小文《〈一切经音义〉佛教艺术名物图证》中引述慧琳《音义》卷二十六“即便有娠”条中的一段释文,即“者应赭字,乃是盖四面垂綵。綵,舌也。喻涅槃是一,解脱是多”,认为此者舌,便是帐、伞、幢中下垂的如鳞纹般依次排列的条状饰物。经所言虽为伞盖,但帐与幢的各种装饰构件多很一致,因可通用。而《敦煌伞盖的材料和形制研究》一文却通过对敦煌出土实物的悉心考量,指出伞盖之下缀有背衬的三角形饰片,应为文书中提到的“者舌”,而鳞形垂带应为敦煌文书中所举出的“柱子”或“杂色柱子”。 

    反复思考之后,我认为后者的意见是正确的,因为这一判断是依据实物形态与名称的对应。而关于“柱子”,我更找到了得名的原由。莫高窟早期洞窟中有一类装饰于洞窟壁画底端的所谓“垂帐纹”,帐下所垂条状饰物底端略如柱础而平滑上收,造型适如柱子一般,如莫高窟北凉时期的第275窟,如北周第428窟。它的图式渊源则在西域,如克孜尔、玛扎伯赫、库木吐拉等石窟壁画所绘(后者中的一例见于新疆人民出版社版《新疆石窟·库车库木吐拉石窟》图六三,说明称作“三角形和柱状垂帐纹”)。此或装饰于穹窿顶外缘一周,或为涅槃图中的床饰,而在新疆地区长期使用,形成特色。不过在敦煌用于龛顶图案以象征华盖,且与西域样式亦即垂带形态如柱子(如库木吐拉第34窟)极为相近者,仅莫高窟第272窟一例。就整个发展演变史来看,它在这里可以说是“昙花一现”,隋唐之后便隐没不见。然而此例却是昭示“柱子”名称来源的一个重要实证,可知它是以形得名,而在敦煌地区帐、伞、幢的制作中长期沿用下来。

    读书报:表面上,名物研究关心的就是形式和“物质”,那么您如何看那些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物质?

    答:“已经消失在历史中的物质”,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物”罢。我以为,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作两部,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作为有用之物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愉悦时人的审美目光;一是“文”物。即“物”本身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亦即“文”。作为名物研究,它应该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

    读书报:谈到“物”上之“文”,我想这正是非专业的读者如我者更感兴趣的,所谓外行看热闹,大家也许更关心“文物”承载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就像季羡林先生写《糖史》,洋洋七十万字,其中具体的考证一般读者未必有耐心去读,但其呈现的中西交流图景是很多人都会感兴趣的。您能否稍微具体地(举例)谈谈您理解的“物”上之“文”?

    扬之水:这个话题若展开说,也太占篇幅。简单捷说,我把自己的工作分作两项,一是定名,一是相知。比如《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中作为附论的《罚觥与劝盏》,就是通过为酒杯定名,而勾画出我们今天常常使用着的“觥筹交错”之“觥”的一个漫长的演变史。“觥”这一名称,承载着它最初的文化信息,但是同样的名称之下,一方面其形制与用途在社会风俗的变化中不断演化和改变,一方面它原初的意义又并没有完全失去。用文献、实物、图像排列起来的几条发展线索,是不是可以说,在“文”与“物”的考证过程中,讲述了酒文化中一个重要细节的演变史?

    读书报:这些年来,从家具、金银器到印度佛迹,您的研究涉猎颇广,成果也多。这种研究内容的转换,是随心随性,还是有内在的脉络和逻辑?

    扬之水:重复别人,固非所愿;重复自己,也很没意思,而且还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自己先把自己限制住了,因此总喜欢接触新的题目。心里未尝没有一个总体规划,只是这一规划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即编纂一部图典性质的古诗文名物辞典,这也是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约稿。辞典的完成,需要对各个专题都有可以站得住的考证,而绝不能是拼凑而成。但“古诗文名物”涉及的范围太广了,穷一生之力,也未必可以做好一个大的专题。(本报记者  陈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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