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为官之典则

    450年前的江苏南通,是一个小县城,它决没有通都大邑的繁华,民性淳厚,质朴而善良。在城北有一条护城河,信宿渔人,点点渔火,平添了它平静中的诗意。

    然而,在南通却有一个以诗文传家、名彪国中的大诗文世家,这就是近代研究清诗第一人钱仲联先生所谓的:“清代惜抱大桐城古文之派,以迄今日厥传未绝,以言诗歌则南通范氏,其世执吟坛牛耳者哉;”“南通范氏既高居诗界昆仑之巅,其一家之述业撰则,又不止于诗也。”(《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第一卷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钱仲联先生固文坛之司命,其所点评,重比鼎鼐。

    范氏世以清贫廉洁传家,居停于南通天宁寺角四步井。寻常巷陌,斜阳草树,瓦屋几间而已。同、光年间先曾祖范伯子当世先生曾有诗云:“人言诗必穷而工,知穷工诗诗工穷。我穷遂无地可入,我诗遂有天能通。”他知道清贫并不会阻止诗人高华的品性与天地精神相往还,正孔子所谓:“君子固穷”,坚守着自己心灵神圣的境域。

    范伯子,固清同治、光绪朝诗坛之巨擘,《清史》主撰人戴逸先生对范伯子先生推重有加,特设有范伯子先生卷。

    范伯子于科场屡试不售,遂绝仕途之念,乃以其睿智与博学课督其弟范钟和范铠。范钟以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入进士,曾任河南鹿邑县令,勤政劳累,卒于任上,生后潇条,无任何积蓄,可谓两袖清风,以清正廉洁闻于郡县。既殁,倾城哀悼。其弟范铠,以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为举人拔贡,光绪二十四年以朝考一等授用知县签发山东,曾任山东寿光知县,后署理河南濮阳知县,自勉以“穷百年之力,劬劳于冥漠之中,废而后兴,不以难至而自恕”,此不唯验于其学,亦可验于其为政,范铠以“不欺之学”行“不欺之政”,与其兄范钟同以清廉高洁闻于州郡。

    谈到以上我曾祖辈的史称“通州三范”的范伯子、范钟、范铠之后,我们追寻他们为人品德的渊源,可以从高祖范如松在两个儿子一仕河南一仕山东之前授予的《作吏十规》中看到这位耿介不阿的老者的浩浩正气,凛凛节操,今全文摘抄于下,足可为千秋为官者之典则。

    作吏十规:

    今儿辈初登仕途,束装就道签发河南、山东为民父母矣。而家贫亲老,难言养志,实有毛义捧檄之欢。但吾七二衰年,不任驰驱,恒懼一世一经至汝兄弟,得以两县知用,此皆祖宗积德之余庆也;喜忧交集,顿兼之矣。喜者,喜汝兄弟得以成立;忧者,忧其造福少而造祸多也。然汝兄弟自幼至长,熟闻祖父遗训,必能借此造福,保养元气,则寒门百世可延矣。戒之慎之!今吾亲书《作吏十规》以示之,防微杜渐之苦心也云耳:

    一为民父母,不能培养元气以遗子孙,最可耻;

    一依托权门,一旦失势,以至十目十手之指视,最可耻;

    一地方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最可耻;

    一宦游无窘于难,天道好还,此往彼来,最可耻;

    一地方善政不能举,逢迎上官则恐后,最可耻;

    一眼前百姓即儿孙,而任情敲扑,最可耻;

    一小民无知误陷法纲而问官不察,棰楚之下何求不得?最可耻;

    一为民父母者,第一戒贪,贪则心昧,而书役藉此挟制午文,其祸可堪言哉?最可耻;

    一天下事,诚与伪二者而已,诚则无不明,而伪则立败,最可耻;

    一作官须知进退,若老马恋栈,阿时殃民,必至身败名裂,辱及君亲,最可耻也。

    光绪二十四年 父书

    以上资料皆见《南通范氏诗文世家》(见前)

    先高祖范如松以七十二高龄,所书予先叔曾祖范钟、范铠之“作吏十规”,可谓申申其詈、谔谔其情,夹不得半点呵护溺爱之态,正可谓天地正气充盈其间。范如松书此不久病殁,留下这可谓唯一的可传诸万世的遗产。

    高祖范如松既殁,时吴汝纶(挚甫)先生(即后之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为文,张謇手书,扬州天下第一刻手韩朝翰刻石为碑。此碑于文化大革命中失踪,前数年于南通乡村农家之猪圈发现,以为围墙之用。我乃商之于此农民,他对碑上所刻内容不甚了了,是文革中他父亲从废墟中捡回,尚坚硬,以为饲猪之圈石。呜呼,文采风流扫地以尽,此碑石之命运令人感慨万千。

    其实古今清官、贪官势同冰炭,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诚”与“伪”,观古人为官足为后世之鉴者,在我高祖范如松示儿《做吏十规》之中宛然在目,那便是:廉洁、公正、诚实、勤勉!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