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问天下谁是英雄

四、由谁促成“乱世”的结束?

  靠得住的“无赖假设”:“主公”是靠不住的

  下面我们来看《三国演义》回答的第三个问题:由谁来完成统一?

  由谁来完成统一呢?《三国演义》的回答非常简单:“有德者”。《三国演义》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这也就是说,在这场“抢椅子”的游戏中,谁应该“抢”到最后一把椅子呢?谁应该是那个厮杀到最后一个的人呢?“有德者”。《三国演义》里著名的诗句你们都很熟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有德者”,显然就是《三国演义》推崇的英雄。

  可惜,我要说,这种概括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美学的欺骗。或者是一个美学的自我欺骗。因为连罗贯中自己也被自己陶醉了,自己也被自己忽悠了。他觉得他找到了一种走出乱世的道路:在有德者的带领,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呢?前面我讲了国家的原罪。国家的产生是因为人类太坏了而不得不以国家的方式来约束自己,可是这种约束却不可能因此就成为最好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最坏中的不坏,也是最坏的选择中的最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还不是问题的结束。西方还有一个说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无赖假设”。西方人发现:除了国家有“原罪”之外,领导者也有“原罪”。任何一个领导人,你是把他假设成“尧舜”呢?把他假设成“圣贤”呢?还是把他假设成人类最坏的坏蛋?中国人的选择肯定是前者,但是,西方人的选择却是后者。所以,西方所有的法规,所有的法律,都是意在限制这些人的,而不是再给这些人以自由。为什么呢?因为手握权柄的他最有可能成为坏人。人有了权力最有可能变坏。如果这个权力是不加约束的,那任何一个人都会是坏蛋。而且,这种人一旦变坏,他就会无敌于天下。

  这样,如果有人说好人如果当政,社会就不会乱,坏人如果理事,社会就会乱,我们就要马上意识到,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而且,这种解释一旦进入美学,我们就会失去美学的眼光。也就是说,失去在文学作品里深刻地洞察人性,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可能。本来,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里发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领导岗位上就很可能成为坏人,于是,我们就去呼吁一种根本的东西,呼吁人性的觉醒,呼吁爱与美的回归。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走到《战争与和平》的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偏偏假设说,在领导者里有好人和坏人,我们跟着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永远是好人,坏人就永远是坏人,那你就会落到《三国演义》的地步。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口唇期的人格、生存的恐惧,对于有限资源的拼抢,诸如此类的特点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是对上帝负责,更不是以爱的名义行动,而是只对自己的小团体负责。一旦进入现实,所有的中国人犯错误的几率无疑是太大、太大了。因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东西,因此就更担心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所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能会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而去迫害别人。因为不会失去手里本来已经很少的东西的前提是:先下手为强。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害我,我实在不知道别人会不会给我使什么阴谋诡计。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呢?能够做的就是首先置别人于死地。因此,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际矛盾其实都是误会。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弄假成真”。因为只要有一次错误地相信了别人,他就会丧生。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消灭别人。《三国演义》中有曹操的非常著名的各种各样的“杀人”,杀吕伯奢一家、杀管粮官、杀吉平、杀贵妃等等,其实说穿了就是他不得不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在中国的文明的土地上,实际上长满了野蛮的丛林。这种生存环境的残酷,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连瞬间的人性的清醒都成了一种奢望。每天需要重复的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本来,这种整天算计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的人性环境是应该在《三国演义》里受到批判的,遗憾的是,偏偏没有。不但没有,《三国演义》还煞有介事地在这些人里面勉强区分出一些“有德者”,供我们膜拜和景仰。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还不惜在身高上大做文章,“有德”的刘、张、关一出场,身高分别是“身长七尺五寸”,“身高八尺”,“身长九尺”,呈逐渐上升状态,但是曹操一出场马上就把身高降低到了“身长七尺”。这真有点像是儿戏。似乎如果“有德”的话,那就会连个子都在长高。当然,我们如果说得更根本一点儿,那就还应该说,这个“有德”的“德”,事实上还是无德。为什么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中国的历史就知道了。其实《三国演义》里面主要是两种人,一种人我在前面把他们叫做“袁绍们”。就是以袁绍为代表的人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因为当时在三国的环境下,你如果不是干部子弟,你是根本没有当官儿的机会的。它都是世袭制。“袁绍们”都是世袭来的,并且当到了各省的省长、军区司令和各市的市长、军分区司令。这批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浑水摸鱼”。这批人的传统道德约束都比较多,尽管当时已经是天下大乱、黄巾起义了,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夺取国家政权,而只是想在里面渔利,他们想的就是打着维护中央的旗号,起兵闹事,然后好再升官和多发财。这就是当时的“袁绍们”。其中甚至也包括董卓。袁绍当时曾经建议董卓说“挟天子以令诸侯”,结果董卓当时就拒绝了。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事太不道德。董卓那么坏,他都不敢。袁绍做联盟的总司令,但是却连颜良、文丑都没有带来,可见他并不太认真。你再看袁术和吕布打仗的样子,就更会明白,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想去篡夺国家政权的人,他完全就是个花花公子:“身披金甲,腕悬两刀”(第17回),看看那阵势,不完全就是一个丑角形象?难怪李渔评点《三国演义》时也为他这身打扮而大加讥讽:“形容呆腔甚好”。“腕悬两刀”?刀吊在手腕上,请问:这是武器还是装饰?而当时的十几路诸侯去反汉献帝,除了曹操一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无能之辈,以致曹操发失所望,道理也在这里。

  还有一种人,我在前面讲了,他们可以说是当时的少有的“清醒”者,这就是“曹操们”、“刘备们”。你们都熟悉这首诗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确实如此。而曹操青梅煮酒时仅仅引刘备为“英雄”,也确实是独具慧眼。宋人叶适认为汉末的败亡不同其他朝代,其显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七》)曹操和刘备所扮演的,就是“此前后所无也”的“吏士大夫先叛”的角色。

  曹操的“奸雄”盘算:“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清醒”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知道了中国历史最深刻的奥秘。这个“吾折长子、爱侄,俱无深痛”(第16回)的战争发起者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也就是说传统的道德他都完全丢掉了。他是干部子弟,但是却没有人承认。因为尽管说起来他父亲也是个宦官,但是他父亲的宦官是花钱买的。那个是不算数的,而且当时的人都知道他父亲的官儿是买的,因此都看不起他。所以实际上没有人认为曹操是什么干部子弟。顺便介绍一下,当时三公九卿都可以待价而沽,“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例如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当时的换算标准是每石一万钱,据说,其中还有折扣:“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花钱一亿,才做了太尉的。可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曹操也就最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这使他得以第一个看清了中国社会的奥秘: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什么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呢?无非就是“皇帝轮着坐,明年到我家”。而袁绍们却认为,皇帝就是该他刘家人坐的,我只能是多分他刘家一杯羹。而曹操却最早意识到了,谁手里有军队,谁手里有武器,谁就可能得天下。最早的时候,有人评价曹操,说“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如果袁绍听见这个话肯定很高兴,如果董卓听见这个话也会很高兴,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挺好,以后我不就可以辅佐皇帝了吗?但是曹操听到这句话却并不高兴,后来有人就猜透他的意思了,于是给他送了这样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乱世之奸雄”。这样的话,如果是别人,那肯定是很不高兴了,可是他反而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意识到了“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最后一次和袁绍们的合作就是十八路诸侯的向中央请愿。是曹操发起的这件事,但是,他觉得他不是真正的干部子弟,当不了总司令,就让给了袁绍。结果他发现这十几路诸侯根本就不行,于是他就和这些人决裂了。临走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竖子不足与谋”(第6回)。那么,他去干什么了呢?跑到了山东的一个偏远的地区,自己出钱组织了一个武装,而且发明了历史上很出名的练兵方法——“屯种”。我不要你皇帝的钱了,我也不要你皇帝的什么委任状了。我自己干,我自己招兵,我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只体制以外的自食其力的地方武装,曹操能够这样去做,正是他的清醒。你们还记得吗?荀文若弃袁绍去投奔他,他说:“此吾之子房也”,这充分表现了他以汉高祖自诩的野心。再往后,就是官渡之战。《三国演义》写曹操,可以分成几个时期。第二到第九回那是曹操的觉悟期,那时候曹操到处联络各路诸侯,想办事又办不成。后来发现“竖子不足与谋”。第十回到第三十回是他的成熟期。其中官渡之战是一个决定性的环节。他自己独立操盘,以几万兵就打败了几十万。从此他就开始夺取全国政权了。而他也很不客气。他说:“天下唯有能者居之”。这个时候的曹操,只要能够得到天下,什么道德他都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是他的座右铭。屠城,杀俘,坑降,纵火,掳掠,奸淫,以杀戮为乐,以杀戮为功,都是出自他手。“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曹操语),则是他眼中的英雄。

  刘备的“道德”招牌:把假仁假义伪装到底!

  第二个“清醒”者是刘备。对于刘备,历史上一般都称他为“有德者”。实际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刘备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德者”。跟曹操一样,他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有德,而是因为他“失德”。吕布临死前痛斥刘备的:“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是儿最无信者!”(第19回)应该是可信的。刘备一开始确实强调道德,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第36回)而曹操一开始就想清楚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4回)但是这只是不得已。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在于他始终是站在别人后面的。今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这个人,明天他们弟兄三个投降那个人,然后每次都是站在人家身后,动辄从别人身后闪出来。例如从公孙瓒的身后闪出来。袁绍赏他一个座位,还要外加说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第5回)打“道德”招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刘备一开始很胆小,他的老师鲁植犯了错误,然后被纪委“双规”了。张飞要去救他,他就说:绝不能救。他可不像曹操,一开始就动不动抄刀杀人。后来张飞要杀董卓,刘备也说不能杀。显然,那时的刘备只是想进入主流社会。很关键的是在第二十回。朝廷给刘备任命了一个县级干部的官职。刘备总算“具朝服拜于丹墀。”(第20回),也就是说,刘备终于能够穿上中山装去开干部会议了。所以,当时刘备已经很满足,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成功了。而他的劝说曹操杀掉吕布,很明显的就说明他还并不成熟,实际如果他已经想自己打内战的话,让吕布,采取养虎遗患的方法牵制曹操,才是上策,可是他却主动替曹操着想,再看他后来叮嘱关、张“勿犯曹公军令”(第19回),说明他还没有觉悟,而且也非常惧怕曹操。

  刘备的“觉悟”是从哪开始的呢?荆州。他在荆州时,荆州的蔡夫人和她的儿子要害他,他骑的卢马飞渡檀溪,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以后,他发现,原来曹操的路数是对的。也就是说:我今天靠这个,明天靠那个,可是都靠不住。当他的马从涧上飞过去的时候,他的境界也“飞升”了。所有的旧道德都束缚不住他了。他发现,我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支武装,自己去夺取政权,而不要今天站在谁谁谁后头,明天又从谁谁谁身后闪出。这个时候,他就最终越过了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时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已经是他参加反黄巾起义的二十年以后了。确实,他的“觉悟”是很晚的了。顺便说一句,就在刘备“觉悟”的时候,,曹操也已经到了长江边上,但是曹操却放过了刘备去打孙权。因为当时曹操看不起刘备,他认为小子就会站在人家身后,就会假仁假义。但是没想到刘备这个时候已经变坏了。结果,曹操犯了大错误。当时曹操如果把刘备灭掉,也就没事了。这样,也就从这时开始,我们发现刘备就开始不要道德了。他就开始“抢”了。而他后来所有的所得也都是“抢”的,都是“无德”的成果。荆州他是抢的,益州也是。人家遇到困难,让他去帮忙。他就带着兵进去了。可是进去以后,他就想尽办法抢了益州。

  刘备一生有三次失态。这三次失态都是他“觉悟”的表现:当初甚至曹操说他是个英雄的时候,他都没失态。可是后来他却三次失态。在荆州是他第一次失态,他跟刘表说了一句很不该说的话,他说:“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第34回)很明显,他是在打荆州的主意了,那人家当然就要杀他,结果他逃跑了。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夺益州的时候。他开始假惺惺地说,我帮你打张鲁,结果刘璋就把他请去了。可是去了以后,他就压抑不住了。因为他本来就是想灭刘璋的。后来刘璋只给了他一点儿粮草和兵马,所谓米一万石,老弱军兵四千。刘备就不愿意了,他说:我帮你打张鲁,你就给我这点儿钱和人?不行!于是他就拍了桌子。(第62回)吓得庞统赶紧说:你不能拍啊,你一辈子都装得这么像,这一次还是要装下去,你怎么能拍桌子?!结果刘备马上就意识到了,就掩饰说:哦,刚才喝多了,给得少了就少吧。还有一次是攻打成都攻到了城门下头,刘备跟手下怎么说呢?他说,还有什么比今天更快乐呢?(第65回)结果他的手下又赶紧跟他说:不能这样讲啊,还是要假仁假义地装到底。于是,刘备就又开始装了起来。由此,我们看到,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失德”,而不在于他的“有德”。

  刘备的带百姓逃跑。这一点曾经让我们中国的后人很感动,说刘备不简单,每天只逃5公里,尽管曹操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追。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说,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从来就没有爱民的皇帝。刘备此举也不是因为爱护老百姓。坦率地说,这是因为刘备太小器。刘备的小器是经常会表现出来的。例如他得了荆州、南郡、襄阳以后,觉得比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好多了,就曾经心满意足地想洗手不干了。建安十四年冬十月,他去东吴结亲,一住就是一年,也是又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作平原相时,孔融派太史慈去请他出兵救陶谦,他又小器起来,马上就问:“孔北海知世间有刘玄德耶?”(第11回)李渔曾经用六个字讽刺他:“自负语,肮脏语。”至于他带百姓逃跑的事情,仔细看看中国历史你就知道了。汉代时候军事管理者称为“州牧”,古代的省长市长,实际就是牧羊人,而老百姓就是他赚钱和卖命的工具。在中国历史上,我们要知道,中国总是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时候就开始讲了,“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当皇帝的人,他手里的财产有两个,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人口。有了土地就有了财产,土地可以生产出财富。可是有了土地以后还要有人口,因为要有人耕种。所以,中国古代真正的财富就是两大标志。刘备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后来意外地得到了十万百姓,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他的银行。我们逃跑的时候能不带钱吗?他的钱就是这些老百姓。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笔意外之财。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笔钱,能不带走吗?因此刘备带百姓逃跑不能说明他的爱民,只能说明那个时候他的眼界还没有那么高。如果是其他的政治家,就不会这样,就把这些钱扔了算了,逃命要紧。可刘备就觉得,我逃了命没有钱,这个“命”还有什么可以逃的呢?所以,他要带着百姓一起逃。

  这样看来,事实上,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乱世的只有一种人,就是“有爱者”。尤其是站在文学的角度。当文学去写内战的时候,当文学去写乱世的时候,它都只能去赞美一种人,就是“有爱者”。这种人当然不能直接地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但是这种人可以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治久安。也就是说,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民族的困惑。所以,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三国英雄。也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英雄。“天下唯有爱者居之”应该是我们评价三国的一个真正的正面的基本思路,所谓“爱心英雄”。但是,在三国,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爱心英雄。我们在中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靠厮杀起家而且拼到了最后的人,那些最没文化、最没爱心而且最残暴的人,那些战争屠夫,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英雄”。

  西方精神天空的爱心英雄:摩西、耶稣、特雷莎

  但是,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西方,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在面对乱世、面对动荡的时候,又是怎么去推崇自己的英雄的呢?他们的英雄从来就不是战争领袖,而是爱的响应者,或者说,是为爱而战,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英雄。所以,只有对百姓充满了爱心的人——他可能不是军事首领,可能也不是什么总司令,也不是什么三皇五帝——才有可能是英雄。这说明,中国社会在很长时间内还是生存在“丛林法则”中,还是生活在一种动物法则之中,弱肉强食,强者就是英雄。而在西方,却已经进入了一个现代文明的世界里,在现代文明的世界里,靠的不是弱肉强食,而是爱心。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一个是特蕾莎修女。她一辈子就是为人类贡献爱。令人难忘的是,她得了世界大奖,一出门就问,哎,这个奖牌到哪儿可以卖啊?我要去买鞋,送给那些连鞋都没有的受苦的人,可她自己却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对她都非常崇敬。她曾经去过南斯拉夫,当时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吗?她去了以后,两边一听说她来了,就都马上停战,让她安全走过。因为两边都尊她为爱的圣女。一直等到她把妇幼儿童都带走以后,两边才又开打。她死的时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当场下跪,包括总理。她的遗体抬过大街的时候,两边儿的楼上的印度人都飞奔下楼,因为哪一个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没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飞奔下楼,统统跪在地下,在西方,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但是在中国,可能很多人都会看不起她。想想中国的武训的下场,就不难想象特蕾莎修女在中国的结局会是什么了。

  还有一个是摩西。在西方,阿喀琉斯曾经是英雄,在《荷马史诗》的时代,阿喀琉斯是当时西方的“天下第一杀手”。相当于我们中国三国时代的吕布和赵云。但是,看一下西方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荷马史诗》的时代毕竟只是西方人的童年时代。那个时候,好勇斗狠,充满了杀气,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西方人进入了一个成熟时代,进入中世纪以后,我们就发现,阿喀琉斯的影子已经没有了。这种类似于中国的吕布和赵云的影子,在西方文学里基本上也找不到了。被谁取代了呢?摩西。他是《圣经》推出的第一英雄。摩西是手无寸铁的。摩西是不带兵器的。他带领犹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是凭借爱心,而不是兵器。不提青龙偃月刀,也不骑赤兔马。可是,摩西如果是在中国的三国,他又会是什么命运呢?

  第三个。西方有两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是尼禄。古罗马晚期的最后一个“恺撒”。另一个是耶稣。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人非常一致地推崇耶稣,而不推崇残暴的统治者尼禄。这就是西方人对于英雄的一种选择。但如果是中国人,那么他会推崇谁呢?耶稣只是个木匠,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只是拯救了一些人的心灵;而尼禄是罗马皇帝。如果是中国人,他会推崇谁呢?我想,肯定是尼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在英雄观上的一个很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中国人只承认一种英雄,就是战争英雄,也就是“暴力英雄”。这一点孟子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他说:今夫天下人物,未有不嗜杀人者。而西方人也只承认一种英雄,那就是爱心英雄,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我们在三国时代看到的,正是这样一批“嗜杀人者”。这批“嗜杀人者”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然而这三家鼎足而立后还是要刀兵相向,毫无宁日。强者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弱者呢?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强者杀人,弱者也杀人。于右任,大家知道,是国民党的精英人物。他曾经写过一首七绝诗:

  风虎云龙也偶然,其人青史话连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数十年。

  三国英雄不就是这样吗?“各苦生民数十年”。而我们现在还在拼命地赞美他们,还在电视上大讲特讲:曹操是怎么成功的,诸葛亮是怎么像炒股票一样经营自己的。这样的英雄到底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真正有了答案。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就是唐德刚先生写的《晚清七十年》。这本书写得很不错。他说,“——我们写历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烟缭绕,满口大话。你可知道革命功成万骨枯?制造一个革命英雄,和三、两个潇洒风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无辜者的鲜血来加以灌溉?”[1]这是一个老历史学家的心声,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来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首先无非是杀人。不过这里的杀人又与《水浒传》不同,不是因为打抱不平而杀人,而主要指的是为战争而杀人。《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有一个细节,相当于武松故事,写的是庞德。庞德过去在故乡时,“与兄同居,嫂甚不贤,德乘醉杀之。”这是一个典型的《水浒传》里的故事,如果是在《水浒传》里面,是肯定要浓墨重彩地写上几回的,可是在《三国演义》里却算不了什么,一笔带过。《三国演义》的英雄都是为战争而杀人,而且要杀人如麻,要铁石心肠。在长板坡大战里:张飞带病杀开一条血路,救玄德望东而走。却被曹将文聘当先拦住,玄德骂曰:“背主之贼,尚有何面目见人!”文聘羞惭满面,引兵自投东北去了。这是《三国演义》里面少有的一个真实场景。文聘能够知道“羞惭满面”,真是难得。可惜,《三国演义》并不以这样的人为英雄。它推崇的英雄,恰恰都是从来就不“羞惭满面”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一个关于《三国演义》里武将排名的顺口溜:“一吕二马三典韦,四关五赵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后来又改为“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但是不论如何排名,以杀人为主要业绩,则是其中的关键。可是,人的脑袋并不是西瓜,并不是说砍就砍的。所以,无论如何,以杀人来论英雄是没有道理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杀人,而是希望看到他们的因为杀人而“羞惭满面”,可惜,我没有看到。可是,在西方的文学名著里,我却会经常看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他在小说里就描写了一个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他禀赋着拿破仑式的理想,为此,他不惜杀死放债的房东老太太和她的妹妹。可是,我们看到的是杀人之后的人性震撼,而不再是“手起刀落”、“提头领赏”。拉斯科尔尼科夫精心设想了杀人的全部细节,没有任何的疏漏,但是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他却没有想到:在杀害别人之前,他已经先杀死了自己。杀人的屠刀斩断了自己与人类之间“爱”的联系,杀人这一行为已经证明了他不再是人类而只是动物,从此他的灵魂再也得不到安宁。甚至,他突然发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离自己而去,也都与自己再无关联。在杀死他人之前已经先杀死了自己,这,才是最大的也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说,这才是美学大家!沿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思路,你们再对比一下《三国演义》,相信已经不难发现其中的根本不足了。

  “运筹帷幄”的英才: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三国演义》所歌颂的英雄,其次无非是耍阴谋诡计。有人说,战争是流血的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流血的战争,确实是这样。可是《三国演义》所歌颂的就是这样的“运筹帷幄之中”的英雄。《三国演义》主要写的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其实《三国演义》写暴力写得并不多,写暴力写得多的是下面我马上要讲的《水浒传》,而在《三国演义》里,它主要写的是阴谋诡计的力量。有时候我会觉得十分奇怪,中国人特别喜欢讲“人才”,动不动就呼唤人才。到了龚自珍还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可是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为什么会呼唤人才呢?西方为什么从来就不呼唤?后来我发现,关键就是中国的官场迫切需要。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的官场需要耍阴谋诡计的人。需要非常熟悉官场规则的这些人。而这些人不“呼唤”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只有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才需要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用阴谋诡计的“材料”制成的人。因为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所以,它特别需要这些人才。而中国的动乱更需要这样的耍阴谋诡计的人才。中国有一句话叫“老不看《三国》”,很有道理。“老不看《三国》”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到了老年,他肯定已经学到很多阴谋诡计了,你再去看《三国演义》,那就应了中国的四个字——老奸巨滑。所以,到了老年就不能再看《三国演义》了。这说明,中国人也知道《三国演义》里面突出的甚至也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阴谋诡计的力量。勾心斗角,阴谋诡计,它是乱世之因,也是乱世之果。当然,“阴谋诡计”作为一种军事谋略,也并不应一概反对,然而,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看到的却是作为生存态度、生存理念、生存观念的“阴谋诡计”,这无疑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英雄没有一个有人味,没有一个有爱心,他们都是靠阴谋诡计起家,也是靠阴谋诡计误国的。比如说曹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有一次打仗,他到阵前叫嚣说:你们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么样吗?我鼻子眼睛跟你们都一样,只有一条跟你们不一样,就是我的阴谋诡计比你们多。这真是实话。我觉得曹操这个人倒是尽说实话。他不像刘备那么虚伪。再看孙坚的例子。他得到了皇帝的玉玺,结果被其他军阀阵前追索。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

  坚指天为誓曰:“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第6回)

  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这些英雄说起假话来就是这样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黄石公的《军势》说中国政治只用四种人:“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看看《三国演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总结的完全正确。所以,在《三国演义》里,从一开始就公开强调不要光明正大,而要耍阴谋诡计。因此,《三国演义》里所有的“英雄”都是鬼头鬼脑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你们一定都还记忆犹新,《三国演义》里的第一计就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这是阴谋诡计的第一计:美人计。“美人计”是利用了人类最本能的本性去施展阴谋诡计,也就是性竞争的意识。动物之间你挑逗它们一下,大王、二王之间也会杀得鲜血淋漓。我觉得,这是不是象征着《三国演义》一开始就从重演动物的人性倒退开始呢?至于那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三国演义》里每页都是,我看到网上有人做了个归纳,我把它下载在这里:

  反间计,二虎竞食计,驱虎吞狼计,疏不间亲计,声东击西计,攻其不意计,苦肉计,粮草诱敌计,骄兵计,空城计等。实例如,李肃说吕布,谋董贼孟德献刀,匿玉玺孙坚背约,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吕奉先乘夜袭徐都,贾文和料敌决胜,吉太医下毒遭刑,劫乌巢孟德烧粮,决漳河许攸献计,郭嘉遗计定辽东,郭夫人隔屏听密语,玄德用计袭樊城,荆州城公子三求计,蔡夫人议献荆州,诸葛亮火烧新野,孔明用智激周瑜,孙权决计破曹操,群英会蒋干中计,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等。

  具体的我也不去一个个介绍了。反正大家知道,在《三国演义》里,除了阴谋诡计,除了砍脑袋像砍西瓜一样,我们也看不到别的。那么,我们也就会知道,在《三国演义》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英雄。

  要讲阴谋诡计,我不能不再讲诸葛亮,诸葛亮是阴谋诡计的大师。诸葛亮实际上就是靠耍阴谋诡计出家的。诸葛亮一出来就先用“水”,后用“火”。中国有首著名诗歌,叫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幸亏作者跟诸葛亮不在同一个朝代。诸葛亮一出来,不但要“国破”,而且连“山河”也要“破”了,叫他这样一弄,生态环境肯定是很糟糕啦。我过去一再说过,在中国打仗要带军师,这是世界奇闻,全世界哪个地方打仗要带军师呢?大概只有中国吧,可是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这种阴谋诡计会使得战争成本更低。也会使得战争更为经济。因此中国才发明了这种东西。美军到越南打仗,美军总司令回国以后看到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不禁感叹说:我要是在去越南之前看了《孙子兵法》,我就知道怎么对付越南人了。说到底,无非是谁最坏,谁的人性丧失得最多,谁的诡计就越多。徐庶就比不了他的朋友诸葛亮。为什么呢?徐庶对他的老母还讲点儿人性。如果是诸葛亮,他肯定不去。如果是刘邦,他还会说:哎,我跟你拜过把子兄弟,你要把我老爸煮了来吃,那你也分我一碗肉。刘邦就这么耍赖。可徐庶就输在他还有点儿人性。如果一点儿人味儿也没有了。曹操还能弄到他吗?你看看诸葛亮多狡猾,徐庶多笨。跑到刘备的阵营里去了,还不知道把老妈带去,结果被程昱抓住了这个弱点,诸葛亮跑到刘备的阵营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全家九族都弄走了。曹操打到诸葛亮的家乡,第一件事就是要诛诸葛亮的九族,可是一族也找不着。诸葛亮的阴谋诡计就是这么厉害。

  说到这里,我要为吕布说几句公道话。《三国演义》不以他为英雄,可是我倒并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这个来自草原的“天下第一杀手”实在是太天真了,他曾说:

  “誓当杀此老贼,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将军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第9回)

  这样的口吻,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坦率。而且,后来李、郭破关的时候,他也没有扔下王允逃命,而是喊上他一起走,并且还是一通“苦劝”。这也让我们看到他的人性。像关羽那样嘴上说把什么都还了,但是赤兔马却不还的事情,我想象,吕布毕竟是干不出来的。像刘备那样几次把老婆都丢掉的事情,我想象,吕布也是干不出来的。当然,他先后投靠过七位主人:丁原、董卓、王允、袁术、袁绍、张杨、刘备,给人的感觉是见人就恨不得拜为义父,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到处投靠,但是刘备就不是这样吗?他也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孙权,而且几次抛弃妻子家室。陈寿评价说:“吕布有众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当时的人无不如此,倒是有“勇”无“略”说到了要害,说白了,就是他这个人还不够坏,还太诚实,还没有学会虚伪,而且只想凭本事吃饭,没有想打内战,没有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更没有想过问鼎九五,自以为用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就可以驰骋中原,可惜,这里是中原而不是草原,“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结果身败名裂。

  德国哲学家舍勒认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2]这个总结实在精辟!《三国演义》里面的英雄,就正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而这些阴谋诡计的英雄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也主要是负面效应。刚才我说到了历史学家唐德刚,还是在《晚清七十年》里,他说,慈禧太后这个人不怎么识字,但是她把《三国演义》背得滚瓜烂熟,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一整套的阴谋诡计。还有她的前辈多尔衮,在进关的时候,他也不怎么识汉字,但是他的教科书就是《三国演义》。再看我们的东邻日本,甚至把《三国演义》捧为商界圣经。这种商界圣经能够用于商业竞争,用于经济实践,但是,我就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它来做爱的圣经?为什么日本人没有用《三国演义》来进行爱的实践?原因很简单,在《三国演义》里面的任何一行,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标点符号,都与爱无关。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一个民族只能用爱的乳汁哺育这个民族。这个民族的教育一定要是爱的教育。但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看到的偏偏是仇恨的教育。这真是太遗憾、太遗憾了!

  “问天下谁是英雄?”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我们知道,英雄应该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他是制造规则的人,也是打破规则的人,但是不论是“制造”还是“打破”,他都应该代表着人性的向前与向上,都应该给人类以爱的激励、给人类以美的慰藉。刚才我讲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里有一个知识分子叫比埃尔,他不是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他却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因此在人们的眼里,他才是一个真正令人敬重的英雄——爱心英雄,并且能够给人以爱的激励和美的慰藉。小说里有一个美女娜达莎就曾这样跟自己的朋友介绍他:

  “我说,玛丽,”娜塔莎说,突然从她脸上露出玛丽亚公爵小姐好久没看见的顽皮的笑容。“他变得是那么干净,光彩,新鲜,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3]

  我不想掩饰自己的感觉,我必须说,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会哀叹不已。我在《三国演义》里翻来覆去地找,颠来倒去地找,字里字外地找、行里行间地找,但是最后我还是只能痛苦地宣布,在《三国演义》里我找不到这样“干净,光彩,新鲜”人,找不到这样“就好像刚从浴室出来似的”人,找不到这样能给我们带来清新的感觉的人。我们在《三国演义》里只能学到阴谋诡计,只能学到杀人如麻,只能学到对于人类尊严的蔑视、对于人性本身的蔑视。“动物凶猛”,这就是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所看到的所谓英雄的真实面貌。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而这奴隶又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4]两种,这话确实精辟。从表面上看,《三国演义》所歌颂的都是威名显赫的“帝王将相”,可是一旦揭开他们的面纱,我们所看到的真实面孔却是:“奴隶”。而且还只不过是“暂时做稳了奴隶”。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却浑然懵懂不知,竟然还自以为已经从“奴隶”成为“将军”,更遗憾的是,我们也对此浑然懵懂不知,竟然也世世代代咏叹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还是再听听鲁迅先生是怎么说的吧:“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5]

  《三国演义》,就是那些“暂时做稳了奴隶”者在“变成奴隶”以后“还万分欢喜”的自白。

  “问天下谁是英雄?”看来,对于《三国演义》来说,这还是一个有待重新追问的问题!

注释:

[1]唐德刚:《晚清五十年【贰】》,163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8。

[2]转引自刘小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115页,华夏出版社,2007。

[3]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1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2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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