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

  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点校“前四史”。9月13日,吴晗、范文澜召集科学院历史所尹达、侯外庐,中华书局金灿然和地图出版社张思俊,研究落实点校“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历史地图的具体方案,会议形成了《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二十四史”点校的序幕徐徐拉开。

  兴许只是机缘巧合,就在9月13日这,“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1958年3月诗)的宋云彬,从杭州奉调北上,来到中华书局,开始了他晚年的校史生涯。

  1957年,花甲之年的宋云彬以他一贯的“骨鲠”秉性,一头跌进了“右派”陷阱,因此而改变了他晚年的生活重心。从他1958年的日记看,突遭厄运的宋云彬,委屈懊丧之中,除了以酒浇愁,真正成为他寄托的是太史公的《史记》。着手《史记选译》,草拟《史记集注》的庞大计划,借阅、购置与《史记》相关的书籍,日记中在在皆是。这年3月,宋云彬将《史记集注》计划油印并分别寄送浙江和北京、上海的友人,其中北京有叶圣陶、王伯祥、郑振铎、齐燕铭、傅彬然、金灿然、章锡琛、徐调孚、陈乃乾、邵荃麟、俞平伯、赵万里、陈叔通等十数人,并请叶圣陶转交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历史分组及翦伯赞、胡绳。正是这份《史记集注》计划,直接促成了宋云彬的进京。

  9月16日,宋云彬开始到位于东总布胡同10号的中华书局编辑部上班,日记连续记录了“二十四史”点校初期阶段的种种情形,非常珍贵。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统一“前四史”体例,按照新确定的点校全部“二十四史”的目标,来重新拟定标点凡例,并着手对顾颉刚《史记》标点本进行体例上的改造。这项工作就由宋云彬来承担。宋云彬日记:

  9月22日:余在(陈)乃乾之工作室草拟标点“二十四史”凡例。

  9月23日:拟标点“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说明。据金陵局本《史记》校黄善夫本及殿本之异体字,以决定将来排印时能否统一字体。

  9月25日:聂崇岐交回审阅的《史记》标点稿第一批。晚饭后,赴东四八条三十五号看叶圣陶,谈标点《史记》问题,回来已十一时矣。

  9月26日:上午与金灿然谈《史记》标点问题,将顾颉刚所标点的和我所标点的式样各印样张一份,先寄聂崇岐等,然后定期开会讨论。《史记》原定年内出版,作为一九五九年新年献礼,但顾颉刚之标点问题甚多,改正需要甚长之时间,年内出版绝对不可能矣。

  9月27日:写好标点样张交金灿然。

  经过此番准备,9月30日下午,由金灿然召集在中华书局开会讨论标点《史记》问题,出席者有:张北辰、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傅彬然、陈乃乾、章雪村、姚绍华和宋云彬。宋云彬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与会者名单,并记云:“余发言甚多。”另一个主角顾颉刚,上午刚刚随政协考察团从武汉回京,接到通知下午即到中华与会,顾先生的日记记录了会议的主要内容:

  到中华书局,参加《史记》标点讨论会,自二时至六时。与次君、筱珊同出。

  标点《史记》,予极用心,自谓可告无罪。今日归来,接中华书局来函,谓点号应简化,小标题可取消,颇觉诧异。及往开会,乃知毛主席令在两年内将廿四史点讫,如照予所作,则其事太繁,无以完成任务也。此事若在从前,予必想不通。今从集体出发,亦释然矣。

  10月16日,宋云彬完成七千字的《关于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的若干问题》长文,并作致金灿然信,交姚绍华转呈。当时中华书局的“十月人民公社”刚刚成立,大炼钢铁运动如火如荼,宋云彬23、24两天的日记生动记录了当时炼钢和标点《史记》交替进行的场面:

  下午将下班时,忽得通知,有紧急会议,必须参加。六时,会议开始,主席报告本单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须出钢二吨。人民公社全部社员除年老病废者外,皆编入炼钢部队。余被编入后勤第八组,组长凌珊如。会散后,匆匆回家吃饭。饭后即赴局参加劈木柴。十时半回家。

  晨八时始到局办公。十一时,忽得通知,第八组全部组员参加劈柴。下午,第八组全体组员继续劈木柴,余以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未参加,仅于下班前半小时参加十数分钟而已。

  11月6日下午,金灿然再次召集开会,宋云彬日记:“中华邀请顾颉刚、聂崇岐、贺次君、叶圣陶、王伯祥等座谈标点《史记》及其三家注问题。余提问题甚多,大部分得到解决”。会议决定另选一个金陵书局本,由宋云彬参照顾颉刚标点本重新标点,以便按新的体例改造。

  聂崇岐是标点《史记》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他在点校本《史记》自存本第一册扉页前留下了一段题识,详细记载了他参与《史记》审校以及出版的过程:

  此书标校原出自贺次君之手,顾颉刚先生审校后交中华书局,时一九五七年也。去年,因毛主席指示整理“前四史”,《史记》其中第一部也。中华书局因即以贺标顾校之本充数,恐仍有不妥处,又委余覆校,时已九月中旬,而拟年内出版,俾作一九五九年元旦献礼。余接受任务后,昕夕从事,至十月二十日校完八十卷。十一月初,中华书局召集小会,讨论改订标点体例,以作其他诸史标点时之准绳。又以此书尚有二十余卷顾先生并未看完,元旦绝难印完,因延期出版。在讨论后,顾校者多应更改之处,于是交宋云彬负责。宋氏以就顾校原本更动,殊所不便,因另取一部,就顾校本随录随改,作完后仍由余覆校。宋氏过录时既有脱误,而所改者亦间有不妥处,致余不得不又从第一卷校起。全部校完在五月初。至十月一日始行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较原定计划整晚十个月,但余收到此书已十一月四日矣。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可见《史记》点校本成稿过程非常复杂,由贺次君初点,顾颉刚复点,宋云彬过录重点,聂崇岐外审,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劳作和智慧学识。

  这段时间,宋云彬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赶工。1959年4月16日,《史记》全书点校完毕,他在次日记道:

  日记中断了两个多月,其原因为标点《史记》工作紧张,每夜工作到十点钟左右,筋疲力竭,无兴趣写日记了。

  24日的日记:

  下午一时半赵守俨来,将《史记》目录及附录交他,如此,全部《史记》校点工作已毕,只点校说明未写。

  宋云彬5月12日开始起草《史记》点校说明,到17日完稿,“万六千言,甚惬意”。金灿然看后“建议改为两篇,一为出版说明,一为点校说明”。宋云彬又用五天时间改写,“较前所写者有条理得多,自视甚满意”,金灿然也甚满意。又送给叶圣陶看并做修改,“圣陶谓予所写《史记》出版说明及点校说明皆佳,且有必要”(7月10日日记)。这两份蝇头小楷誊录的手稿保存至今,纸墨粲然。7月以后,点校本《史记》到了最后读校阶段,宋云彬13日日记:“《史记》校样积压甚多,今日校出百余页。”14日:“《史记》校样积压千余面,今日校出百余面。” 23日、24日:“看《史记》清样百余页,又发现标点欠妥处不少,甚矣古书之难读也!”“改正《货殖列传》断句错误者一处,发见标题各篇排样前后不一致,请赵守俨去函上海排版所更正。”从日记记载和档案所存宋云彬、叶圣陶往返书信看,标点断句的修正几乎一直做到付印之前。

  《史记》点校定稿过程中,与宋云彬切磋最多的是叶圣陶和王伯祥。王伯祥是《史记》专家,参与商讨最多;在终校发现疑问时,叶圣陶则是主要请教对象。宋云彬与叶圣陶的往还信札至今仍保存在“二十四史”点校档案中,其中一则讨论《史记·汲黯传》中“黯褊心不能无少望”一句的标点,宋云彬问:

  我一向认为当以“黯褊”为读,“心”字属下为句,谓汲黯性子褊急,心里不免有点儿怨望。然而我讲不来文法,不能说出所以然。同时《辞源》、《辞海》都有“褊心”条,《辞源》仅引《诗》“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辞海》索性连《史记·汲黯传》的“黯褊心”也引来作例子。伯翁《史记选》也以“褊心”连读,且加注释。顷读杨遇夫先生《马氏文通刊误·自序》,说到马氏误读古书,举出许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汲黯传》的“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说“应以‘黯褊’为读,而马氏乃以‘褊心’连读”。杨氏之言,实获我心。弟意如果史公原意亦“褊心”连读,则当作“黯心褊,不能无少望”,庶合古文文法。但我对于文法实在懂得太少,所以往往知其然而不能道其所以然。不知您的看法怎样?

  叶圣陶回信说:“今晨接惠书,灯下敬答所问,书于别纸。这类问题很有趣,我乐于想一想。”接着回答说:

  “黯褊心……”一句,照我想,还是要让“褊心”连在一块儿。“褊心”二字是个形容词性质的词组,与“小器”“大度”之类相似。“黯褊心”等于说“黯褊急”。“黯不能无少望”,很完整。现在插入一个形容性词组,说明“不能无少望”的原故。如果作“黯褊”,不知汉和汉以前有单用“褊”字的例子否。我猜想恐怕没有。我又猜想太史公这儿的“褊心”就是从《诗经》来的。

  从点校本《史记·汲黯传》“黯褊心,不能无少望”句(3109页)的断句看,宋云彬最终采用了叶圣陶的意见。

  伴随着点校本《史记》繁重的编辑工作,“右派分子”思想改造一直是压在宋云彬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1959年1月5日,宋云彬在《一个月来学习工作思想情况》的汇报中说:

  我来北京三个多月,心情一直是愉快的,工作劲头也相当大。在工作方面(主要是标点《史记》)也感觉到尚能胜任。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来加速自己的改造。希望党和群众严厉地监督我,鞭策我。

  6月1日日记:

  《史记》校样源源而来,大有难于应付之势,而《天官书》一篇问题最多,原来没有标点得好,更难应付。有几个问题想同王伯翁商量,他又不在家。……晚上,中华书局党支部召集所谓“右派分子”开会,说要做总结,从明天开始到二十号为止。先要大家写大字报向党交心,然后每人起草书面总结,在会上当众宣读,再经群众批判。据说,经过这次总结,对的确愿意悔改并且表现得好的可以减轻其处分,甚至可以摘掉帽子云。

  在11月23日订的改造规划中他说:思想方面要“坚决抛弃过去那种个人主义的‘名山事业’思想,把整理古籍看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明确认识做整理古籍工作就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是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而绝不是什么个人的‘名山事业’”;工作方面要“认真细致并按期完成领导上交给我的工作,不拖拉,不积压,不向困难低头,保证不出政治性的错误,尽量减少并进而消灭校对工作上的错误”。

  1960年1月宋云彬参加书局1959年度“跃进奖”评选,获得三等奖。他亲笔填写的“自报评奖条件”说,“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能如期或者提前完成。去年一年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标点《史记》和张文虎的《札记》。《史记》于建国十周年国庆纪念节前出版;《札记》早已发排,并且见到过排样。……自问对工作有热情,干劲也相当足”。

  但是,《史记》出版后被指出存在标点失误,因此他说:“《史记》点校的质量是不够高的,已经发现了一些错误,而且有几处错得十分严重。本来这些错误,只要工作能够细致一点,是可以避免的。我检查所以没有能够避免这些错误的主要原因,由于我自高自大,不虚心的缘故。我将在总结中作详细的检讨。但就这一点来说,我在改造思想方面进步的很慢。”几个月后,宋云彬还为此做了书面检讨。《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写于1960年4月26日:

  去年我在参观密云水库的时候,见到顾颉刚先生,他告诉我,有位苏联专家正在翻译《史记》,用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史记》作底本,发见好多处标点错误,而且错得很不应该。我问他哪几处有错,他说记不清了,只记得“鲁天子之命”的“鲁”字不应当标。我当时听了还有点不大相信,第二天一早到局里来,取原稿一看,果然是我在“鲁”字旁加上了标号,而顾先生(贺次君先生)是不加标号的。我心里很难过,怪自己为什么会闹出这样的笑话来。

  古语云“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古籍整理实难毕其功于一役。客观地说,如此一部大书,初版有一些标点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些本属于点校和编辑范围的问题,对当时的宋云彬来说,却不是那么简单。“起初我还只归咎于自己太粗心大意,还想到当时要赶国庆献礼,时间迫促,所以工作就粗糙了。后来又发见了上面所举的另外两处的错误,我才作进一步检讨”,“那时候,我骄气十足,只看到人家的缺点,自以为对《史记》素有研究,标点分段不会出大岔子,而况还请聂先生复看过,还有什么问题呢?同时因为相信自己,看不起人家,所以口头上说是在顾先生(贺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重新加工,实际却没有拿顾先生(贺先生)的标点本来细细对照,只在发生疙瘩的时候拿来看一下”。最后不惜对自己上纲上线,“我所犯的错误应该提到原则上来检讨,完全是思想和立场的问题”。

  关于《史记》标点错误的检讨,另外还两见于他的日记,4月26日:“写关于《史记》标点错误之检讨书一份,交张北辰。”又前十天,4月16日:“下午,组务会议。《史记》标点有错误,余作检讨。萧项平出言不逊,余报之以微笑。”从检讨书对自己的苛责唯恐不深,日记里“报之以微笑”的隐忍,到“离群孤立已三秋,丧气垂头一楚囚”(1959年除夕诗)的感伤,半个世纪后,我们仍不难体会当事人所受的政治压力和内心的屈辱痛苦,不忍卒读。

  1959年9月《史记》点校本出版后,宋云彬继续为《史记》再版做准备。1961年春夏间,对《史记》进行了重校,改正初版错字,最终形成了附在1962年6月第二次印本中的《史记》勘误表。1963年3月,《史记》又将重印,再复看一遍。1965年6月,准备印线装本《史记》,因尚有多处标点错误,“赵守俨把应改正之处一一用铅笔画出,送来复核”。可以说,点校本《史记》,从标点到编辑出版,连同历次重印及线装本,宋云彬是自始至终的主事者。此后,宋云彬独立承担了《后汉书》点校,参与了《晋书》和齐梁陈三书的责编工作,直到“文革”开始,“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停顿。

  宋云彬,是当之无愧的点校本“二十四史”责任编辑第一人。

徐俊(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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