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节”

  在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中,“节”也许并非处于核心地位;然而,由节之“象”所拓展出的丰厚意蕴则凸显了东方所固有的“象思维”品质,极具代表性,值得探讨一番。

  《说文》云:“节,竹约也。从竹即声。子结切。节,由象而出。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由《说文》知,“节”源于竹;由字形看,节是典型的象形字,《说文》所谓“竹约”之义,则源于对竹的观察,因竹节皆从多层缠绕的竹苞中长出,故言竹节有缠绕之状。人们大脑里若有了“竹笋抽节”这幅形象的图画,也许就可以对节之含蕴进行推演了。

  空间上的推演。“节”首先表现为空间上的联结,有承上启下之作用——此由竹节之本义发出。“承上启下”,自然是关键要害处,故“节”可引申为关键:人们常言解决问题的节点、“紧要关节”,等等,皆由此出。

  节在空间上的“联结”义,推而广之,则形成了诸多相关的词汇,用之于人体则有骨节、关节、肢节;用之于器物,则凡类此的事物亦多以“节”称之,如“多节虫”“八节火车”“三节文章”等。

  由于竹节从“缠绕”出,“节”当然较其他部分更为硬实,故又可引申为“坚、硬”。人体的膝关节、肘关节比之于胫骨、尺骨,要坚硬得多。如若不然,则不能很好地发挥“联结”的作用。《晋书·杜预传》言,“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即言竹节之坚硬也。

  “节”坚固且无赘物,故“节”又可引申为简洁、节俭。《荀子·天论》中“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之节,即为节俭义——“节俭义”当由“固而无赘物”引申出。

  时间上的迁移。中国传统哲学强调时空一体,当将空间之“节”迁移于时序之时,“节”的含义又进一步得到拓展与丰富。

  《秋浦歌》曰“常恐秋节至”,杜甫云“好雨知时节”,其中之“节”即是维系过去与未来的“节”点。当然,此节点以阴阳之气的变化为标准。依古人,每年的时序可作此概括:由冬至到夏至,阳息(息者,长也)阴消;由夏至到冬至,阴息阳消;其中,春分、秋分则大致阴阳持平。由是,按照阴阳变化的节点,古人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节气者,气之节也,维系(联结)阴阳变化(时间)的关节点之谓也。当然,对于重大的节气譬如春节、中秋节等,人们是要隆重庆祝的,春节意味着万物复苏,预示播种的前奏;中秋节万物成熟,则是收获的标志。可见,节日与节气亦密切相关。

  节于时间中的另一典型表现,莫过于音乐。此时“节”引申为节奏、节律。音乐是时间的艺术,离开时间无所谓音乐;同时,旋律又总是具有节奏的旋律,离开节奏,无所谓旋律。亦须说明,音乐中的节奏或节律皆源于“节气”,古人最早根据阴阳之气的变化来厘定节律,“五音十二律”即是融节气与音乐于一体的。

  作为“节奏”之节,当然不仅仅限于音乐,它在其他艺术形式中亦有广泛应用,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行云流水,实则其中有节奏在焉;中国的诗词、散文、小说亦讲究节奏,文学作品倘若一潭死水,无节奏、无起伏,孰能卒读?军事斗争亦讲究节奏,高明的军事家尤其重视节奏,孙子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孙子兵法·兵势篇》),即为明证。

  超时空的道德蕴含。当“节气”转换为“气节”时,形下之“节”便超越了自然时空而进入伦理学的领域。“气节”,表征的不再是阴阳之气转换的节点,而是超越时空的、形上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节操。气者,浩然之气也;节者,静也(不变也)、硬也。气节,即保持浩然正气而不动摇,引申为意志坚不可摧。儒家伦理倡导的诸如忠孝节义、节操、名节、节烈皆作如是观,此取象于节之硬并化用之于道德人格。苏武持节不忘本心,为古人守节之典范。

  促使“节”超越时空的因缘,在于它暗合了儒家五伦的德目:信。“节”原义:承上启下。若上下分离或分割,二者又当如何关联呢?答案在于,分离的双方若能符合原来之“节”(保持一贯性),则可“复原”。即是说,分离的双方若重返本原,须“若合符节”方可。

  最早对节之“信”、节之“符(合)”义进行探究的应始于《周易》的节卦。节卦:水泽节以象言,与竹似,初爻、二爻可看作竹根,第五爻可视为竹节——此为卦象。关于义理之节,尚秉和先生曾有如是解释:“水、泽亦先后天同位,故曰节。《节》者,符也,以相合为用。言坎居西,兑亦居西,若合符节也。《节》者,信也。言凡事皆有一定制节,不容改变。故君子以制度数,天地以成四时。天地《节》者,天地信也。全以先、后天同位取义也。虞翻以《泰》三之五艮止为节,失古义矣。”(《焦氏易诂》,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尚先生亦是以象解义,只是此象为位置之象而非象形之象。节之上卦为坎,先天卦象中,位置为西;节之下卦为泽,后天卦象中,位置也为西,故二者“若合符节”。又云:“《节》者符也,以竹为之,各持其一,合之则为信。”若能明了节之象,则能知晓“节之信”“节之合”的演变轨迹。

  除了“信”义外,儒家之“节”尚有“中道”义,此为“节”之蕴含的又一次跃迁。“中道”乃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左传》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记载。朱自清先生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古代注重礼节,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封建统治阶级)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论气节》)同时,他们要统治,所以也要“和”。故而,“节”与“和”是相反相成的。朱先生的结论是:“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是传统的‘中道’。”朱先生从史学的角度阐发“节”之中道义,亦不乏为一家之言。若再进一步,从儒家哲学维度探讨节之“中道义”,《左传》所言之“节”,亦可当作如是解,即:圣人的节(中道)从心体中流出,故能达节;其次则是把“节”(中道)视为外在的规范之道(如法律);再其次,对中道压根没有敬畏意识,随意违背“中道”,此为(道德意义上的)小人,焉能不失“节”?

  (作者:郭继民,系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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