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史上的湮没者郑宾于

  郑宾于(1898.02—1985.10),重庆酉阳人。初名孝观,后更名为“宾于”。究其意蕴,前期曾自解为“冰鱼”;后期又解读为“滨鱼”,乃是自期能像河滨之鱼一样自由快活。早岁就读于酉阳新学,后赴成都求学。再后,又顺江而下,抵南京,原拟考金陵大学,因学校的教会背景,遂弃卷退考,沿津浦铁路北上,于1923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翌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攻音韵,钱玄同任斋长(即学舍的舍长)。终其一生,均自命为音韵专家、胡适弟子。有《长短句》(海音书局,1926年6月)、《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上册,1930年10月;中册,1931年5月;下册,1933年11月)、《宾于学术论著第一集》(四川大学法政学院,1932年2月)传世。笔者亦曾勾稽其散佚的文字,裒汇为《郑宾于文存》,2014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求学成都时,郑宾于与张季青缔结姻缘。张季青系四川南充人,善丹青,尤擅水墨莲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人完婚于江南。1929年8月,郑宾于偕夫人返川,任教于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35年到1937年间,先后在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第一师范、成都大同中学执教。1938年,应刘文辉之邀,任教于雅安中学,1941年夏再返蓉城。1941年秋至1943年,执教于成都协和中学。1943年到1947年,任教于成都建国中学和甫城中学。1948年至1956年,任教于成都列五中学。1955年,因郭沫若、马叙伦提议,四川省教育厅请其续写《中国文学流变史》,并于1956年,将其调入四川省文联。1940年,郑宾于在成都西郊建成“郑园”,此即林巷子10号,由马叙伦题写门楣,后即终老于此。郑园不时有名流到访。1943年,徐悲鸿旅寓成都时,亦在郑园小住,并收张季青为弟子,对其所绘莲花称赏不已。

  张季青在家排行第六,人称“满妹”,其三姐张云心,也是兰心蕙质,后嫁与夏斧私(1883—1954)。无独有偶,夏斧私亦是酉阳人,原名峋,留学日本时,方改名“斧私”,意谓“以金瓜利斧去私”,署名时常作“斧厶”。其人其事,《吴虞日记》多见记,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也有不少回忆。长女夏恒堞,退休时为江苏大学物理学副教授。有子夏云铧,亦为江苏大学教授。2017年5月20日,经黄良教授介绍,笔者得以和夏云铧、夏云锦兄妹在重庆相见。不久,夏教授即将其所著《黄杨厦文集》打印稿寄赠。题中的“黄杨厦”,就是夏斧私当年在成都的寓所名,最初在满城(少城)长顺上街窄巷子,抵卖后,又迁建君平街湛明里。郑宾于膝下无儿女,曾抱养一子,取名郑友书,及长,考入重庆大学,在读期间,精神开始失常,最后不知所终。夏斧私与郑宾于既为连襟,两家一直亲密无间,而夏云铧自小便往来于黄杨厦与郑园之间。上述郑宾于的简历,即是参照夏云铧教授提供的郑宾于履历表,再加上笔者的考证,疏列排比而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宾于与鲁迅时有交集。1924年10月28日,鲁迅曾作《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认为雷峰塔即保俶塔,时《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见之,以为不确,为慎重起见,鲁迅又在11月3日将其意见写成附记,置于文末,发表于《语丝》第一号。12月15日晚,钱玄同将此刊寄与郑宾于一份。及至读到附记,郑宾于心里“颇致不满”,乃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及《钱塘县志》等书,于12月18日写成《雷峰塔与保叔塔》,发表于12月24日的《京报副刊》第19号,支持鲁迅的看法。孙伏园在按语中,亦认为“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同日,鲁迅致信郑宾于,内称“孝观先生: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引者注)打退,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该信刊于12月27日的《京报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郑宾于又将此番经过,撰成《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缘》,载于《草地》1956年10月增刊“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专辑”。

  1926年5月左右,郑宾于受聘为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的国文教授,至1927年9月中旬。而鲁迅受林语堂邀请,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也在厦门大学任教。此间两人亦有书信往来,据《鲁迅日记》,1927年1月10日上午,“得郑孝观信,六日福州发,午后复”。2月24日下午,再“得郑宾于信”。关于此两信,1983年8月25日,郑宾于在回复熊融(即陈梦熊)的函中回顾说:“1927年1、2月与鲁迅通信时,其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通信内容是关于教书的问题,原信早已遗失。”

  郑宾于既与鲁迅关系密切,同时与顾颉刚也过从甚密。北大前后,郑宾于曾参加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因歌谣采集和孟姜女研究,同顾颉刚多有书信往返。南下之后,一度时间,两人更是形影不离,这从《顾颉刚日记》中不难见出。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潘家洵去福州,购买图书和风俗物品,并商谈厦门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和福建协和大学的国学系,合组为更大规模的“闽学会”。阴历正月六七左右,陈锡襄和郑宾于又应邀到厦门,假座厦门青年会,决议办法六条,但无果而终。其间,顾颉刚或曾向厦门大学荐用郑宾于,但为鲁迅所阻。2月11日,郑宾于告知顾颉刚:“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即陈锡襄——引者注)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不过,鲁迅在1月18日即抵广州,可能正因为鲁迅已经离开,章川岛才向郑宾于透露这般信息,那么,鲁迅在2月24日所得郑宾于信,其内容也难免引人遐思。据夏云铧教授告知,郑宾于为人亦颇狂傲。因此,郑宾于致鲁迅的信中,除“关于教书的问题”之外,或许也有些愤激之词。而自此之后,笔者便再未见到有关两人往来的记载。郑宾于返川后,即于1929年8月26日拜访吴虞,座间亦曾谈及鲁迅与顾颉刚“大反对,至极不相容”。

  《黄杨厦文集》第一集中,还曾记录下郑宾于所讲鲁迅轶事一则。当年郑宾于在北大,鲁迅曾为之授课。他说,鲁迅先生矮矮小小,上课呢从不准时,课也讲得并不好。有次,鲁迅先生来上课,照例又晚了大约五六分钟,来了好一会儿,望着南面使馆区,半天不说话,良久,方愤然说:“牡丹花下晒裤子。”经过短暂的沉默,学生们悟出老师话中的寓意,教室里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是鲁迅先生的幽默,他将使馆区的万国旗比作“裤子”,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比作“美丽的牡丹花”。

  青年时期,郑宾于即崭露头角,但其后却逐渐销声匿迹,在学术史上,湮没已久。近年来,笔者在打捞其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幸得夏云铧、吴永胜、王作良诸师友相助,乃作此文,聊补史乘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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