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摘要: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本文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三点见解:(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关键词:《三国志》;《三国演义》;关系

  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叙述《三国演义》成书过程的论著,每每涉及这一关系;但大多浅尝辄止,语焉不详,其间不乏含糊之论。本文立足于对资料的全面把握,深入进行实证性研究,在此基础上,主要提出三点见解: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其中,《通鉴纲目》的材料基本上来自《资治通鉴》,其突出特点主要是在思想倾向和编纂体例上自成一家,并对《三国演义》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姑且不列入比较范围。那么,在其余三书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考察《演义》情节的史料来源,那些基本出于虚构甚至纯然虚构的情节自然不在此列。试看以下诸例:

《三国》情节 《三国志》(含裴注) 《后汉书》 《资治通鉴》 结论
第1回:装病诬叔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记载此事。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含裴注,下同)。
第2回:怒鞭督邮 《蜀书·先主传》记载,裴注引《典略》所记更详。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移花接木,将鞭督邮者由刘备改为张飞。
第4回:董卓废少帝,立献帝 所宣废立策文,见《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 《后汉书·灵帝纪》、《献帝纪》均不载此策,《董卓传》叙及此策,仅引一句。 据《后汉书·董卓传》。 依据《三国志》。
第4回:捉放曹 《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王沈《魏书》、《世语》。 未涉此事。 据《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世语》,未及杀吕伯奢家人事。 依据《三国志》。
第6回:孙坚得玉玺 《吴书·孙破虏传》注引韦昭《吴书》:“(孙)坚入洛,扫除汉宗庙,祠以太牢。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莫有敢汲。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初,黄门张让等作乱,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玺者以投井中。” 《袁术传》注引韦昭《吴书》:“汉室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中。孙坚北讨董卓,顿军城南,甄官署有井,每旦有五色气从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卷六十,初平二年:“(孙)坚进至洛阳……乃扫除宗庙,祠以太牢,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井中。” 依据《三国志》。
第9-10回:犯长安 第10回写李傕、郭汜等索要官爵,与《三国志·董卓传》几乎全同。其中张济为“骠骑将军、平阳侯”,《三国志》误,《演义》随之而误。 《后汉书·董卓传》:“傕又迁车骑将军,开府,领司隶校尉,假节。汜后将军,稠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并封列侯。”《献帝纪》大致同。 《通鉴》叙述据《后汉书》,但张济官职写成“骠骑将军”。然而同册兴平二年又云:六月“庚午,镇东将军张济自陕至。”七月“丙寅,以张济为骠骑将军,开府如三公。”,前后自相矛盾。前记误。 依据《三国志》。
第13回:李傕、郭汜大交兵 《演义》写李傕侄李暹“用车二乘,一乘载天子,一乘载伏皇后,使贾诩、左灵监押车驾。”系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傕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于是天子一乘,贵人伏氏一乘,贾诩、左灵一乘,其余皆步从。” 《后汉书·董卓传》:“傕……即使兄子暹……以车三乘迎天子、皇后。”未及贾诩、左灵。 据《后汉书》。 依据《三国志》。
第17回:借头欺众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 增饰。
第17回:割发代首 《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常(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于是太祖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于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 增饰。
第18回:拔矢啖睛 《魏书·吕布传》:“建安三年,布复叛为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夏侯惇传》:“惇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裴注引《魏略》:“军中号惇为盲夏侯。” 《吕布传》:“建安三年,布遂复从袁术,遣(高)顺攻刘备于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备,为顺所败。” 建安三年:“吕布复与袁术通,遣其中郎将高顺及北地太守雁门张辽攻刘备;曹操遣将军夏侯惇救之,为顺等所败。” 依据《三国志》而略有增饰。
第19回:白门楼斩吕布 《魏书·吕布传》:“布与其麾下登白门楼。兵围急,乃下降。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于是缢杀布。” 《吕布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刘备曰:‘不可。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布及宫、顺皆缢杀之,传首许市。” 据《后汉书·吕布传》。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20回:许田打围,关羽欲诛曹操 《蜀书·关羽传》注引《蜀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裴松之曰:“羽若果有此劝而备不肯从者,将以曹公腹心亲戚,实繁有徒,事不宿构,非造次所行;曹虽可杀,身必不免,故以计而止。”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而有所增饰。
第23回:裸衣骂曹 未及此事。 《祢衡传》:“(孔)融既爱衡才,数称述于曹操。操欲见之,而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操怀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杀之。闻衡善击鼓,乃召为鼓史,因大会宾客,阅试音节。……衡……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叁挝而去,颜色不怍。……衡乃著布单衣、疏巾,手持三尺棁杖,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操怒,谓融曰:‘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于是遣人骑送之。”   依据《后汉书》而有所 增饰。
第29回:孙策之死 《吴书·孙讨逆传》:“先是,策杀(许)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创甚……至夜卒。”裴注引《江表传》:“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初,吴郡太守许贡上表于汉帝曰:‘孙策骁雄,与项籍相似,宜加贵宠,召还京邑。若被诏不得不还,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贡表,以示策……策即令武士绞杀之。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未涉此事。 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初,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卒遇贡客三人,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策创甚……丙午,策卒。”(据《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依据《三国志》。
第34回:马跃檀溪 《蜀书·先主传》注引《世语》。 未涉此事。 未及此事。 依据《三国志》。

  通过上述具体情节的对照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些史书中,《三国志》(包括裴注)乃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试以《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赤壁大战”为例。《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纪》、《传》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先看《魏书·武帝纪》:

  (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十二月……公自江陵征(刘)备,至巴丘……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据此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的主要对手是刘备;虽然初战“不利”,但主要还是因为遇到大疫,“吏士多死者”,才主动地“引军还”,根本看不到遭火攻而惨败的迹象。裴注引《山阳公载记》云:

  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众。

  这里写明了曹操因被火烧战船而战败,描写了曹军败退途中的狼狈状况;而发动火攻的,则是刘备方面,根本看不到东吴方面的作用。《蜀书·先主传》所记,与之有明显差异:

  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这里写明了是孙刘联军共同大破曹军,焚其舟船,曹军遇疾疫只不过是其败退的次要原因;然而,孙刘两家,谁主谁次,却不清楚。《蜀书·诸葛亮传》着重写了诸葛亮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的过程,然后交代结果:“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不清楚。而《吴书·周瑜传》所记则又有区别: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预备走舸,各系大船后,因引次俱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备与瑜等复共追。

  裴注引《江表传》对火烧赤壁的情景,叙述更为生动。这些记载,突出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和主导地位,突出了“火攻”的关键作用。

  由此可见,仅凭《三国志》的记载,人们很难全面把握战役的始末和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这些零散的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充分发挥编年体史书的优势,对这些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一场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不利――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这一首尾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中的赤壁大战,从起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尽管《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精彩情节,但那主要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澜,却没有改变整个战役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进程。

  同样,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其他重要的情节单元,如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官渡之战、刘备取益州、吕蒙袭取荆州、夷陵之战、孔明北伐等,其叙事结构框架,主要也是由《资治通鉴》提供的(某些以虚构为主的情节,如“过五关斩六将”、“七擒孟获”等,不属这里讨论的范围)。甚至可以说,《演义》全书的叙事结构,从天下大乱到三分鼎立,再到三分归晋,主要框架也是参照《资治通鉴》的。其次,《通鉴纲目》也起了重要的提示作用。

(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

  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对国家统一的向往。……这是《三国演义》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2.对政治和政治家的选择。……‘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3.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4.对理想道德的追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收。”①可以说,《三国演义》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粗看好象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②这种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种,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作出科学的评价。

注释:

①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22-2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②参见拙著《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64-65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成都 61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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