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围棋史话(四):两晋时期:潇洒儒雅的围棋

  西晋和东晋时期(265—419)的围棋,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下发展的。

  两晋政治极其荒淫腐败。司马氏为了笼络士族,取得他们的支持,沿袭并发展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封建帝王和士族阶层正是依靠这种制度过着优游闲适、奢侈放荡的生活。他们崇尚虚无和玄言清谈,纵欲享乐,标榜风流。这种消极颓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不可能造就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可是在一定程度上却为两晋文化艺术普遍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这一时期,文学、史学、经学和释老之学,以及书法、绘画、雕刻都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顾凯之等著名的艺术大师。围棋作为一种忘忧陶情玄妙莫测的娱乐活动和高雅的艺术活动,自然得到帝王、士族和民间人士的重视。一时间,朝野上下风尚围棋,以至于《晋书·葛洪传》说葛洪“不同于时人,性寡欲,无所爱玩”时,竟以“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为例。两晋棋风之盛,普及程度之高,由此可见。

  在两晋的帝王中,以晋武帝司马炎最好围棋。他在宫中,常与中书令张华下棋。《晋书·杜预传》说,公元280年,镇南大将军杜预向晋武帝启请讨伐吴国的日期,晋武帝不允,认为待到明年方可大举进兵。杜预于是呈上伐吴的表章。当杜预将表章送至宫中时,晋武帝正在同张华下围棋。张华支持杜预的建议,把棋盘推到一边,力陈己见,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这才同意了伐吴的建议。另外,他还常与侍中王济等下棋,李逸民《忘忧清乐集》中就保留了他和王济的一局对局谱。

  在士族人士和文人中,围棋更受青睐。蔡洪、曹摅、殷仲堪、羊陶、裴遐、祖纳、王坦之、支遁及“竹林七贤”中的阮籍、王戎可为代表。

  蔡洪,字叔开,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初仕吴,后仕晋,晋惠帝元康(291—299)初为松滋令,有才名。他爱好围棋,作有《围棋赋》一篇,抒发自己的棋情。其中“或临局寂然,惟棋是陈,静昧无声,潜来若神……或声手俱发,喧哗操扰,色类不定,次措无已。……尔乃心斗奔竞,势使挥谦,携手低欺,朱颜妒嫌”一段,不仅将弈者的各种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实际上也是夫子自道,趣在其中。

  曹摅(?—308),字颜远,谯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惠帝时官至襄城太守,颇有政绩。他为政之余雅好围棋,作《围棋赋》一篇以见情志,自称是“既好其事,而壮其辞”、“当无为之日,差见玩于君子”。意思是这篇赋是为自己的围棋旨趣张目的,风流儒雅,可见一斑。

  殷仲堪,陈郡(今河南淮阳)人,官至荆州刺史。袁羌,字里不详,是一个治《易》的学者。二人皆好围棋。殷仲堪在都时,常出去看人下棋。一次,袁羌与人在窗下下围棋,殷仲堪在屋里问他《易》义,衰羌应答如流,而围棋不辍,一时传为美谈。

  羊氏家族是两晋时有名的士族。羊陶,名忱,字长和,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人,官至徐州太守。《世说新语·巧艺》载:“羊长和博学工书,能骑射,善围棋。诸羊后多知书,而射、弈余艺奠逮。”这说明羊氏家族中下围棋的很多,只是技艺不如羊陶罢了。

  裴氏是魏晋之际的高级氏族,出了不少达官显贵。裴遐是裴绰的儿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与人谈论,一座嗟服。有一次他在平东将军周馥处与人围棋。周馥司马行酒令,裴遐耽思围棋未及时饮下。司马本已酒醉,不由大怒,将裴遐拽堕在地上。裴遐却毫不生气,面不改色地慢慢爬起来走还座位,又照样与人下棋。

  祖纳,字士言,范阳(今河北徐水北)人,东晋时官至军咨祭酒,是那个“闻鸡起舞”誓欲收复中原的祖逖的哥哥。祖纳最有操行,又有清言,也酷爱围棋。据《晋书·祖逖传》,王隐曾劝祖纳:“‘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亦忘忧耳。’隐曰:‘……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王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纳喟然叹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耳。’”当时,天下大乱,东晋仅据东南一隅,士族人士和文人都充满悲观失望情绪,对前途感到忧虑,因此,祖纳用班固《弈旨》语,说下围棋能忘忧。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人,累官中书令,领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今河南林县)人,本姓关,少而任性独往,风期高亮,25岁入道。二人都嗜好围棋,而且对棋情棋趣都别有会心。《世说新语·巧艺》说:“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刘孝标注引《语林》说:“王以围棋为手谈,故其在哀制中,祥后客来,方幅会戏。”与前说稍异。方幅,指事物之正当者。也可能指用布帛等围成幅障。因围棋是“手谈”不必出声,与一般娱乐不同,所以王坦之哀制中照下不误。

  “竹林七贤”是魏晋文人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崇尚老庄虚无之学,优游于竹间林下,放旷不羁,大多喜爱围棋,而且有许多惊世骇俗之举。

  阮籍(210—263),宇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作魏国的步兵校尉,是著名的文学家。他为逃避司马氏集团的迫害,常醉酒佯狂,不拘礼教,傲然独得,喜怒不形于色。《晋书·阮籍传》说他极孝顺,他母亲死时,他正与人下围棋。消息传来,对局者请求罢棋,而阮籍却还要留对手决赌胜负。及至一局终了,他才“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竟将这种给人乐趣的活动变成了掩饰悲戚之情的凭借!

  王戎(243—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年轻时常从阮籍游处,结成忘年之交。据《晋书·王戎传》载,他也很孝顺,母亲死后,曾辞却吏部尚书的职务,像阮籍一样不拘礼制,表面上照样饮酒食肉。或者看人围棋,实际上藏悲于中,弄得容颜毁悴,扶着手杖才能起身。

  东晋士族以王谢两家最为显赫,这两个家族的人出将入相的极多,实际上是东晋士族政权的支柱。而东晋棋风之盛,也可以从这两个家族中的围棋活动中得到反映。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末他献策并拥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被任为丞相。历仕元、明、成三帝。他领导南迁士族,联合江南士族,对建立和稳定东晋的统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导嗜好围棋,他的从兄王澄、从弟王廙、儿子王悦、王恬等都爱好围棋。王导一家不仅爱好围棋,而且棋艺水平还不低。《晋书·王导传》说他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棋,为中兴第一。”当时官至徐兖二州刺史的范汪曾著《棋品》,书中说:“(江)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第五品。”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年40余始出仕,孝武帝时位至宰相。《晋书·谢安传》说他“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其实他不仅在为政上同王导相似,在好棋上也同王导差可比肩。他在“淝水之战”中下围棋的故事,就广为流传。《晋书·谢安传》就记述了他在“淝水之战”中,两次下围棋的故事。一次是大战之前,与紧张失常的谢玄决赌别墅。一次是晋军大胜的捷报传来时,他不露声色地和客人下棋。

  两晋时期的围棋不仅开展得普遍深入,而且发掘出了围棋的新的功用,使围棋更富于艺术内涵和文化内涵,在三国和南北朝这两个围棋发展的高潮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围棋肇始,其功用主要在益智教化上,娱乐仅在其次。后来,随着人们的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教化功能逐渐变为其次,娱乐功能渐渐变成主要功能。至少在春秋以后,围棋又多了射利这一功能。到两汉三国时期,原来的益智逐渐由斗智代替,变成枰上校兵,用智斗法,“弈以机胜”。而娱乐也开始分成“乐以忘忧”、“志之空闲,玩弄游意。”两晋时期,围棋除继承了汉魏斗智娱乐的传统外,陶情怡性和抒情达意的艺术成分明显增强,像蔡洪和曹摅的《围棋赋》文采焕美,感情细腻,表明他们在临局对弈时,更重视感情的流淌和抒发。至于阮籍、王戎遇丧不悲,谢安知捷不喜,又明显地是将围棋作为修身养性之道。

  围棋法自阴阳,变化多端,玄妙莫测,与《易》理本来就有相通之处。殷仲堪在袁羌下棋时问《易》,袁羌一边行棋,一边答《易》,给围棋深奥的义理又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和学术化的气氛。两晋文人士族、因其生活态度和生活习尚,在围棋中多追求一种风神高迈、潇洒放纵的有个性特征的情趣。像蔡洪、曹摅的清雅神秀,风骚独领,裴遐、祖纳的忘忧解恚,心无他累,阮籍、王戎的不拘礼教,我行我素,以及阮籍、王戎和谢安的悲喜不露,矫情镇物,都是凌轮前人,率然超脱、卓尔不群的个性化的表现。这种围棋态度和围棋情趣,对后世围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围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谢安40岁前高卧东山,隐居不仕,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竞,而且兼善诸艺,既工书法,又善琴棋。位极人臣后,则以天下为己任,在淝水之战中,临战对弈,镇静从容,指挥若定,既赢得了纹枰上的胜利,又打败了符坚的百万大兵,保住了东晋的半壁江山。这种气度,很符合人们崇慕儒将之风,因此他围棋赌墅的故事,就成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又一个典故。而他那种行藏由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弈可定局制胜,为政可治国安邦的高世之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疑具有一种抒发志得意满,告慰怀才不遇、宣泄积郁愤懑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个人和他的围棋故事,便成了后世棋手、特别是文人士大夫棋手风仪神往甚至顶礼膜拜的对象。

  隐逸和出仕是一对由来已久的矛盾。到两晋时期,它已成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性无法排遣的情结。玄言清谈、挥麈打坐固然风流潇洒,但言必语、语必声,似乎又有还不怎么艺术化、还不怎么风流到极致的遗憾。于是,“坐隐”、“手谈”的名目则应运而生,它们不仅给围棋增添了富有想象力的雅号,而且迎合了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前者使他们失去平衡的心理恢复平衡,得到慰藉,后者使他们在艺术活动中高雅尚文的讲求遣情见趣的心理得到满足。正因为坐隐、手谈极为形象、极为恰切、极为艺术地概括了围棋的特点和功用,故尔不胫而走,为人津津乐道,很快变成了围棋最典雅的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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