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忆儿时拜年

  “春节”是中国传统风俗中最重要的节日。在中国旧历纪年里,每年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也称“元日”。宋代的诗人王安石写过一首著名的《元日》诗:

  爆竹声里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12年后,中国开始采取公历纪年,也称一月一日为“元旦”,与旧历形成冲突。旧历正月初一便沿用古代称呼,这就是“春节”。

  拜年是过春节时常常说的一句话,可究竟如何拜,能说清楚的却不多。这里,我们从几位名家的童年记忆里,来看看他们是如何拜年的。

  我国著名戏剧史论家卢冀野先生,曾用一小节文字,记述到拜年时的情景:“在这春节时候,最容易回想起童年来,越是要它不回忆,旧影憧憧,偏地闯上心来。我曾在曾祖母膝下长到十四岁,元旦到了,曾祖母替我一封封地包好红纸包,有的制钱四枚,有的六枚、八枚,最多的也不过十枚。路分城南,城北,门东,门西;亲戚也分好父母党,那时还没有妻党。这拜年一个节目,大致从正月初一可能排到十五。所谓‘过了正月半,大家寻事干’;怕十五还未必能拜完了年。这一期间,我至少要磕几百个头,磕了张家,爬到李家。后来我看到明代刘效祖《词脔》中有一套‘良辰乐事’,题名《拜年词》,就是描写拜年情状,极为生动,跟我小时候忙着拜年的样子结合起来,并无二致。”由此看去,小孩拜年,主要就是磕头了。东家西家,那一个头磕的,倘若没有一点小小赏赐,这年过得哪有个生趣?

  不仅卢冀野,著名文学家梁实秋,说起儿时的拜年,也是一肚子的不愉快:“回忆幼时,过年是很令人心跳的事。平素轻易得不到的享乐与放纵,在这短短几天都能集中实现。但是美中不足,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拜年一事。自己辈分低,见了任何人都只有磕头的份。而纯洁的孩提,心里实在纳闷,为什么要在人家面前匍匐到‘头着地’的地步。那时节拜年是以向亲友长辈拜年为限。这份差事为人子弟的是无法推脱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穿上马褂缎靴,跨上轿车,按照单子登门去拜年。有些人家‘挡驾’,我认为这最知趣;有些人家迎你升堂入室,受你一拜,然后给你一盏甜茶,扯几句淡活,礼毕而退;有些人家把你让到正厅,内中阒无一人,任你跪在红毡子上朝上磕头,活见鬼!如是者总要跑上三两天。见人就磕头,原是处世妙方,可惜那时不甚了了。”可是,这种东西真怪,自己年长之后,小时候为自己所苦之事,不知不觉又传到了下一代。这种文化传递的力量,想想不仅让人觉着可笑,也令人心惊。

  比起卢冀野、梁实秋,周作人的儿时“拜年”,要显得悠然得多。这大约与他生在水乡,亲戚家人距离较远有些关系。这使他不至于如在城市中的卢、梁二位,一天不停点地磕头,导致反感。周作人后来在回忆起儿时拜年时,还曾这样说:“小时候往亲戚家拜年,往往要费好几天工夫,例如祖母家,母亲家,姑婆一家,姑母两家,都在乡下,去时须坐船,总有五七十里的水程,早去晚归,白天短的时节已是漆黑,要拿了灯笼下船步来了。有时便开夜船,早上到一家,只吃点心,中午又到一家,吃了饭下船,次早再往别家去,可以从容地回家来。无论怎样走法,反正至少是一整天,本来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风景也可以看得,不过看惯了没有什么,而且那是平水一带的情形,在别处也只是一般江南水乡的景色罢了。坐在舱里听橹声没有多大意思,唯一的办法是带书去看,拜年照例要戴胡人的红缨帽,装在皮帽盒里,这里正可以放点书籍。我们常带的是一部《徐霞客游记》,是图书集成局本,铅字竹纸,订四厚册,字虽细密,却很便于携带。”

  看看,拜年途中,还可以看书,看的还是“游记”,简直将“拜年”变成游乐了。心境一不同,留下的感觉当然也就不同了。周作人后来写过不少儿童时期的回忆诗作,颇可见出一斑。关于下乡拜年,他就写了这么一首:

  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著小冠。

  待得归舟双橹动,打开帽盒吃桃缠。

  “桃缠”乃干果上包糖。在当时的孩子,这真是零食的上品了。“春节”各地过法不一,但是,留给孩子的记忆,总是难以忘怀的。一个人,没有儿时的记忆,生活就显得缺少生趣,这也应当是要好好过春节的一个鲜活的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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