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鼠迎春——鼠年说鼠

  中国古代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的干支纪年法来记载年的顺序。后来,又用十二种动物跟十二地支相配,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已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因为每一年都对应一种特定的动物’,因此也可以称为生肖年。自2020年1月25日(农历庚子年正月初一)开始就要进入鼠年了。

  在生物分类中,鼠属于哺乳纲啮齿目,现生的啮齿目有2277种,占整个现生哺乳动物种的40%以上,是哺乳动物中数量最多的一类。这一类动物均以门齿啃噬食物,故称啮齿动物或啮齿类。啮齿类在形态上有2点基本特征:门齿很发达,无齿根,能终生生长。上下门齿经常需要啃噬东西,特别是较硬的东西,以保持门齿的一定长度,使上下门齿不至于生长过长和卷曲而阻碍啮食;没有犬齿,但是有较长的齿虚位,即在门齿与颊齿之间有空隙。这2点是啮齿动物与其他哺乳动物的区别所在。

  鼠与考古

  我们现在的地质年代属于全新世,从距今11700年左右开始。在全新世之前的地质年代是更新世。更新世持续了两百多万年。更新世的生物群比较接近现代的状态,许多现代属于“属”一级的生物,在早更新世就已经出现。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年代为距今数十万年前的中更新世,在那里发现了现在常见的田鼠属和家鼠属的化石。不过,在更新世的漫长时间里,田鼠属和家鼠属的生存区域和种群数量都很有限。但是自全新世以来,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栽培农作物的技术产生并逐渐推广之后,鼠类迅速适应农业生产带来的各种变化,成为人类生活的伴生种,甚至进入人类居室活动,并伴随人类迁徙,扩散到各个地区。迄今为止,动物考古学家对中国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过定性定量分析。但是,发现鼠类骨骼的遗址数量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在采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往往没有使用水洗筛选或过筛子。由于鼠类的骨胳十分细小,如果不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遗迹的土进行水洗筛选,很难发现鼠类的骨骼。

  前些年考古学家发掘距今4100年至3500年左右的甘肃张掖西城驿遗址时,除了发现土坯房址、小麦、绵羊和冶金遗迹等具有西亚考古学文化特色的物质遗存之外,由于对各个遗迹单位堆积的土都进行了水洗筛选,结果发现出土鼠类骨骼的现象较多。这使我们想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特定遗迹单位发掘出来的土进行水洗筛选的重要性9通过水洗筛选,可以发现肉眼不容易看到的细小的动物骨骼和牙齿,帮助我们尽可能完整地获取古人与动物相互关系的信息。另一个是要科学地判定这些出土的鼠类骨骼是否与遗迹单位的形成是同时期的。因为鼠会打洞,不能排除后来的鼠类钻到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的遗迹中的可能性。我们在考古发掘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用手铲刮地面,通过土色和土质的差异,找出遗迹的形状,再进行科学的发掘。在这个刮地面的过程中,有时就会发现鼠洞的痕迹,一直延伸下去,有时深达1米以上。因此,为了保证材料的科学性,通过碳十四年代测定,确认出土的鼠类骨骼的年代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通过浮选发现了褐家鼠的骨骼,碳十四年代的测定结果也证明是属于二里头时期的。

  在考古遗址中发现鼠类的最为典型的实例是河北满城汉墓。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满城汉墓除了出土金缕玉衣等一大批珍贵文物之外,考古学家和动物学家在刘胜墓随葬的两个陶瓮中,都发现放置有岩松鼠130只和社鼠约30只,共计岩松鼠260只和社鼠约60只;而在其妻窦琯墓中随葬的两个陶罐中,又都发现放置有社鼠约70只和褐家鼠约30只,共计社鼠约140只和褐家鼠约60只。另外,在窦琯墓中随葬的一个陶壶中,还发现社鼠约50只、褐家鼠25只、大仓鼠25只。因为岩松鼠一年只能繁殖一次,跟鼠类一年之中可以频繁地生育不同,同样数量的130只岩松鼠等鼠类分别发现在两个陶瓮及其他陶器中,这应该与有意放置的随葬品相关,不是后来钻进去的动物。研究者认为这似乎反映出刘胜夫妇生前喜欢食用小哺乳动物,以至于在死后的墓葬中随葬岩松鼠、社鼠、褐家鼠和大仓鼠等数量众多的鼠类个体。

  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距今4000多年的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出土的动物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褐家鼠以C4类植物为主食,他们的氮十五值较高,反映出营养级别较高。北方地区的自然植被以C3类植物为主,C4类植物在自然植被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小米是属于C4类的。因此,在古人和古动物、的骨骼中发现以C4类植物为主,往往与其生前长期食用小米相关。褐家鼠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与这个遗址出土的野生草兔以C3类植物为主食,氮十五值较低的特征明显不同,而与这个遗址出土的家猪和家犬的食谱十分相似,家猪和家犬是当时人饲养的,而褐家鼠很可能在当时扮演了偷食者的角色。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用科学的证据证明,4000多年前,那里已经存在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鼠类了,这为我们探讨古人与鼠类互动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认识。

  除了认识鼠类的食谱之外,鼠类骨骼还是开展锶同位素研究的最佳资料。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和家养动物骨骼进行锶同位素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科学地确定这些人和家养动物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如果是外来的,可以进一步探讨其来自哪里,开展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国际考古界普遍认可把鼠类的锶同位素比值作为当地锶同位素的最佳标尺,因为鼠类土生土长的概率最高,而人与家养动物都有可能通过文化交流和迁徙的方式在聚落中出现。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距今4000年前后的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锶同位素研究,在测定了瓦店遗址出土鼠的锶同位素比值后,通过测试其他的猪、黄牛和绵羊的锶同位素比值,发现大多数猪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而有2头猪及黄牛和绵羊都是从外地迁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通过对外地迁入的猪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他们以C3类植物为食,氮十五的值也不高。另外,这些猪在形体特征上可归入野猪的范畴,野猪是古人通过狩猎获取的。这些结果显示出野猪的活动范围明显超出了当时人的居住地。而黄牛和绵羊的锶同位素比值又与野猪的相差较大,他们的出生地似乎在更远的地方。这个认识对于考古学家研究瓦店遗址当时存在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奏响过多个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旋律。除依据各个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人工遗物的形状、特征,开展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研究之外,如何通过人骨和家养动物骨骼科学地确认文化交流与融合,是今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获取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鼠类骨骼,确定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是科学地研究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基础,意义重大。

  鼠与文献

  依据古文字学家的考证,甲骨文中的“鼠”字是象形文字,除了尖嘴、长尾巴之外,特别有意突出了发达的门齿和啃噬东西造成的碎屑。金文中暂时还没有发现“鼠”字。《长沙子弹库帛书乙编》《睡虎地秦简》等战国及秦的文字和汉代《说文解字》的篆书中有“鼠”字,这些字经历了由突出门齿到初具后来的隶书“鼠”字的雏形。我们再加上楷书和宋体的“鼠”字,可以看到这个“鼠”字的多种字形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文字的传承是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迟至汉代形成的儒家十三部经典到南宋时期被称为十三经。作为十三经之一的《诗经》,成书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是文字记载的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在《诗经》中的《行露》有“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相鼠》有“相鼠有皮……相鼠有齿……相鼠有体”,《硕鼠》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等诗句,这些诗篇借鼠为名,抨击贿赂官府,仗势欺人的恶人;痛斥不讲礼义廉耻的上层人物;表达反对剥削的心声。而《七月》中的“穹窒熏鼠,塞向瑾户”,《思干》中的“约之阁阁,标之橐橐,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等诗句,则显示了那时的古人已经初步具备防鼠、灭鼠的意识和本领,努力营造适合居住的环境。

  同样作为十三经之一、成书于战国和西汉之间的《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词典,内容包括解释字义和词义、人事和生活用器名称、天文、地理、动物和植物。在动物这部分又再分为虫、鱼、鸟、兽、畜五个部份,在《释兽篇》中,记载的鼠类有動鼠(中华鼢鼠)、赚鼠(香鼬,食肉目)、鼷鼠(最小的一种鼠)、鼬鼠(科动物,食肉目)、鼩鼠(鼩鼱,食虫目)、鼭鼠(鼠类动物)、默鼠(叫声如狗叫的鼠)、鼫鼠(可能为鼯鼠)、鼤鼠(鼹鼠,食虫目)、鼨鼠(有斑纹的鼠)、豹文艇鼠(有斑纹的鼠)和鼰鼠(鼠类动物)等12种。尽管依照科学的界、门、纲、目、科、属、种这种生物分类学标准,《尔雅》中提到的几种鼠不属于啮齿目,属于食肉目或食虫目。另外,有些鼠名现在找不到相应的鼠种。我们可以评价古人在对鼠的区分上有不尽科学之处,但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对鼠类做出如此仔细的观察和分类,体现了我们的祖先认识自然世界的高超能力,具有科学性。

  鼠与文物

  中国古代各类动物造型的文物很多,各具特色。但是相比其他动物种属的文物,涉及鼠的文物不多。古人没有刻意去塑造鼠,即便有创作,也比较单调。这里举例如下。

  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国君虢仲墓(M2009)的发掘成果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在这座墓出土的4600多件随葬器物中,有一件玉鼠,长2.6、高1.2、宽0.9厘米。玉鼠为豆青色,大部受沁呈黄褐色,玉质微透明,采用圆雕手法刻成,呈伏卧状,圆眼微凸,背部拱起,曲爪附地,身饰卷云纹。

  在陕西咸阳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内出土一件青铜制作的衔物鼠,年代大致为公元前139年到前87年的西汉中期。此鼠的形象为嘴大张,咬住一个果子,眼圆睁,耳朵竖起,全身微拱,四肢匍匐,似乎正在努力吞噬食物。

  陕西省西安市北郊红朝坡出土的泥质灰陶小鼠,属于汉代,这些鼠大致高3、长6厘米。每只都是竖耳鼓眼,尖长嘴,前后腿皆曲蹬,尾巴都呈上卷状。这些小鼠的制作手法新颖,形象生动自然,充满生活情趣。

  考古学家在四川的郪江流域发现大量的汉代崖墓群。在崖墓的墓室内往往刻有壁画,其中特别有名的就是那幅“狗咬耗子”。一只狗竖耳蹲坐于地,瞋目张嘴,嘴中咬着一只鼠。在狗的上方还蹲坐一只猴子,似乎在冷眼旁观这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场景。无独有偶,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发现一幅反映“狗咬耗子”的画面,双层几案下一只狗眼圆睁,嘴紧闭,四肢匍匐,似乎马上要一跃而起,擒获对面那只呈龟缩状的鼠。

  最为多见的鼠的艺术造型当属生肖鼠。据《故宫日历》的编撰者考证,秦朝已经出现了“生肖”雏形,隋唐时期墓室内镇墓的生肖俑兼有标明方位的作用。生肖俑大多为动物首人身,其中鼠俑颇为常见。如这个唐代的石雕生肖鼠俑,鼠首人身,身穿长袍,衣袖宽大,双手相交于胸前。广州市动物园唐代砖室墓M1出土的鼠俑为头戴两角形幞头,盘腿而坐,上身直,双手交叉,以右手握住左手大拇指,左手其余四指紧贴于胸前。清代还有用玉雕成的生肖鼠,用圆雕手法表现一鼠首人身像,着广袖长袍,右手握卷轴,一足曲起,一足盘坐。其两目圆睁、耸耳探首的神态颇具鼠的警觉,与圆润安适的体态形成一种反差与对比,显得趣味盎然。

  清代有一例铜制的抱栗鼠,鼠全身黑色,蹲坐,头大,眼圆、吻尖,刻胡须。前肢粗短,前爪抱栗;后肢肥硕,后爪贴地。尾细长,呈环节状。全身刻密集的鼠毛。而清代最为著名的青铜鼠实物当属十二兽首铜像中的鼠首,双耳竖起,双目圆睁,腮帮鼓起,口鼻之间有数个小孔,头部表面刻密集的鼠毛。2013年,法国的皮诺家族向中方无偿捐赠这件由于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劫掠焚毁圆明园,导致流失海外的鼠首铜像,流落海外150多年的重要文物终于重回故乡。国家的强盛,是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回到自己祖国的重要因素。

  除了陶、石、玉、铜制作的鼠之外,古代的画卷上也给我们留下了鼠的形象。如明代的宣宗朱瞻基除了当皇帝之外,还是一位书画家。他在喜得长子朱祁镇(即后来的英宗)之年所绘的三鼠图卷,以娴熟的没骨技法绘出鼠在瓜藤下跳跃的场景,以瓜鼠组合有“多子”之含义,表达了自己祈祝今后“倍加多子”的良好心愿。

  清代乾隆年间有一项浩大的工程是绘制《兽谱》。由余省、张为邦历时11年完成。绘有瑞兽、异兽、神兽以及各种普通动物一百八十幅,并用汉满两种文字对每一种动物的名称、习性与生活环境等作了详细说明,画家把动物放在其生存的环境中描绘,画面上突出动物,但也搭配有自然风景,是一部图文并茂、颇具中国特色的动物图志。其中的鼠页中,四只毛色斑驳、拖着长尾巴的鼠在野外嬉戏,他们匍匐在一起,互相逗趣。一簇簇野草点缀周围,疏密得当,充满了生趣。

  鼠与文化

  中国人虽然将鼠尊为十二生肖之首,但大家对鼠却没有什么正面的评价,因为鼠类干过不少有损于人类利益的事:偷吃粮食,咬坏衣物,破坏堤坝,传播疾病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就形成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

  鼠被称为“老鼠”,不知始于何年何月,史无记载。按中国传统习俗,老者、贤者称“老”,凡姓名前贯以“老”字多为尊称,如“老张”、“老李”……那么,鼠的称谓前何以也加上“老”字,这与鼠的斑斑劣迹反差极大。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发展仅有不到300万年的历史,然而鼠的生存历史至少长达5500万年之久。鼠平安地度过了地球上的冰河时期,又顽强地经历了地球上数不胜数的火山爆发,洪水泛滥,地震灾害等等灾难,当世界上多种起源时间早于人类的动物因为各种原因,在历史长河中先后绝灭之后,鼠却安然无恙,延续至今。因此,鼠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地球上资历最老的居民之一,在鼠之前加上“老”字,可谓是名正言顺的。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狗·猫·鼠》,回忆了童年的生活。他记得自己的床前贴着两张花纸,其中有一张是“老鼠成亲”,自新郎、新妇以至镔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的老鼠形象,十分可爱。他在正月十四的夜晚是不肯轻易睡觉的,耐心地等候“老鼠成亲”的仪仗从床下出来,但始终没有如愿。这是一幅“老鼠成亲”的剪纸。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玩过“手绢叠老鼠”的往事,这是童年的玩耍之一,把手绢叠过来折过去,最后从一头扯出带着双耳的鼠头,另一头拉出跟身子一般长的鼠尾。一方手绢,变成一只细长的老鼠。本事大的,还可以通过手指的活动,让老鼠在手背上跳来跳去。童年时代的所玩、所学、所思,特别是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趣味知识和行为,往往使人终身难忘。

  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起深厚的文化,其中有不少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民俗行为是与鼠有关的。从内容上看,人们对鼠的评价和做法,有毁有誉,还有幽默的一笑。这种讨厌与喜欢,惩罚与宽容的态度,不正是对人类自身的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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