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代典籍对唐诗研究之价值

【编者按】    

  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在上个世纪的大半时间内,学界主要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探讨中日两国古典文学在表现内容、题材、意境和风格等方面的异同关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作为域外汉籍研究的一个主要对象,对中国古代典籍在日本的东传和影响以及日本所抄刻汉籍的研究,渐渐成为学术热点。近年来,学术界对建立在典籍流播、诗史考证和文本分析基础上,将古典文献学、文学文本学、文学接受学有机结合的“中日古典文学交流与融通”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我们特组织三位中青年学者,立足于典籍考证和文本分析,分别从文学典籍、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三个方面,就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影响问题进行具体考察、专题研究,以推动中日古典学交流与融通、日本汉籍研究、中日比较文学诸领域朝一个更为具体深弘的方向发展。 (赵敏俐)

  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多注意利用上世纪初新发现的敦煌残卷中的资料,视为新材料,谓之“预流”,而对数量更多、价值更大的日本古代典籍,则相对关注不够。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笔者之所知见,谈谈日本古代典籍对唐诗研究的独特价值。

    首先,日本早期汉文典籍反映了唐人诗文集当时流播日本的盛况。中国典籍之大规模东传日本,是在公元七至九世纪,时值中国唐朝,日本的飞鸟、奈良和平安朝前期。唐时汉籍东传的主体是日本派往唐朝的遣唐使和学问僧。唐时日僧携归书之目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就收了近20种,如最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空海《御请来目录》、真然《根本大和尚真迹策子等目录》、常晓《常晓和尚请来目录》、圆仁《日本国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录》《慈觉大师在唐送进录》《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圆珍《福州温州台州求得经律论疏记外书等目录》《青龙寺求法目录》、佚名《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录外经等目录》等书目中有不少中土已经失传的唐代诗歌典籍。另外,以《正仓院文书》为代表的,从奈良时期文武天皇大宝二年(702)至光仁天皇宝龟十一年(780)间的古文书,也记载了唐人诗文集近10种。而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则全面反映了平安朝前期在日本传世的汉籍情况,其中著录的唐人别集就有90种,唐人大型诗文总集和类书有35种。从这些日本早期汉文典籍中著录、引用的唐代诗文书目,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唐代作家作品在奈良与平安朝前期流传和影响的情况。就唐人别集而言,当时在日本流传的多是初唐人的作品集,其中许敬宗集、王勃集、卢照邻集、李峤集、武则天集都不止一种,这几位初唐作家的影响应当相对较大;盛唐别集仅有张说集、李白集、王维集和王昌龄集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其中李白集还只是《李白歌行集》三卷,杜甫集当时未见传来,故李杜在奈良、平安朝前期之影响不可能太大;中唐别集虽只有李益集、令狐楚集、白居易集、元稹集寥寥数家,然白居易集则有《白氏长庆集》廿九卷和《白氏文集》七十卷两种本子,白居易对日本平安朝中前期汉文学影响之深巨,盖有以矣。

  其次,日本现存的唐人文集古抄本尤其是唐抄本,对辑佚唐诗作品、考察唐集原貌,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从奈良时期开始,日人抄写中国典籍蔚然成风。据阿部隆一编《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存略目录》,日本现存各类汉籍古抄本就达700多种,其中不少是中国早已失传的唐代诗文典籍。作家别集类的日本古抄本主要有王勃、赵志、白居易等人的集子。正仓院藏抄本《王勃诗序》一卷(卷末所题“庆云四年七月廿六日”,系唐中宗景龙元年,公元707年,距王勃去世仅40年)收序文41篇,其中20篇不见于今本《王勃集》,见于今本《王勃集》者亦多异文。日本还有唐抄本《王勃集》残卷三种,卷二八、卷二九、卷三〇,抄写时间为武后垂拱、永昌年间,距离王勃去世更近,存王勃逸文4篇,及王勃殁后亲友祭奠文和书札4篇。这些唐抄本不仅可窥唐代三十卷本《王勃集》的原貌,还可补今本遗珠之憾,其亲友祭文、书札更为研究王勃家族情况提供了新材料。又,据《第十三次平城宫发掘调查出土之木简》,在平城宫出土的木简中,有三片抄录了王勃《初春于权大宅宴序》,此序亦不载于今本《王勃集》,可见奈良朝民间亦曾流传着《王勃集》。现藏于日本奈良县天理图书馆的《赵志集》,据日本学者考证,似为初唐人赵志的诗集,然赵志与集中唱和之人均无考,作品更不见现存他书,似应引起唐诗研究者之重视。日本所藏白居易集古抄本更多,其中以金泽文库本文献价值最大,因为金泽文库本中有不少卷的祖本,系日僧惠萼来唐时于会昌四年(844)在苏州南禅院抄写的67卷本《白氏文集》。笔者曾据之考证过白居易手定本《白氏文集·前集》的编撰体例和诗体分类观念。日本还有一些唐诗汇抄性质的古写本,也有相当的辑佚价值和研究意义。如日本文化厅藏古写本《新撰类林抄》,录唐诗40首,其中16首《全唐诗》未收,小川环树认为其性质类似于“唐人选唐诗”,价值介于《河岳英灵集》至《搜玉小集》之间,王勇则认为是与空海有关的“日人选唐诗”,更不容忽视。原为日本尾张国真福寺藏品、现藏名古屋大须观音室生院的写卷《翰林学士诗集》,系平安时代中期以前的写本,收唐太宗与许敬宗等人诗51首,其中近40首未见于《全唐诗》,陈尚君考为《许敬宗集》之残卷。日人酒井宇吉藏《唐诗卷》,系平安写本,存作者13人,唐诗27首,其中有13首,不见于《全唐诗》。另,伏见宫旧藏平安朝后期写本《杂抄》存卷十四,抄有唐代乐府诗35首、唐文1篇,有18首《全唐诗》未收。这些日本古抄本和唐抄本对唐诗辑佚以及唐集编撰体例研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意义。

  再次,日本古代典籍中还保存了很多唐时中日诗人交游、创作交流的珍贵史料。日本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唐玄宗天宝十年,751)编撰的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收集了120首汉诗,作者包括文武天皇、大津皇子、大友皇子等皇族,还有官员、文人和僧侣等。其中遣唐使的作品多有在唐时所作诗篇,如释辨正的《五言与朝主人》《五言在唐忆本乡一绝》、释道慈的《在唐奉本国皇太子》等。遣唐使、学问僧与唐代诗人之交往,虽然两《唐书》和《全唐诗》《全唐文》中多有反映,如王维等人与阿倍仲麻吕(晁衡)酬赠之诗,但是日本古代典籍中保存的相关资料更多,反映面更广。如平安时代高僧空海来唐时的诗歌作品,市河宽斋编《日本诗纪》中录有《在唐观昶法和尚小山》《留别青龙寺义操阿阇梨》,《弘法大师全集》第三辑《拾遗杂集》中还收有《在唐日示剑南惟上离合诗》,《弘法大师全集》收录的圣贤撰《高野大师御广传》中也保存了空海回国时唐人马聪、朱千乘、朱少端、沙门鸿渐、昙靖、郑壬等人的赠别诗。再如,与空海同时来唐的另一位日本高僧——谥称“传教大师”的最澄在回国前,唐人也有诗送别。《显戒论缘起》上卷有《台州相送诗》,收贞元二十年(804)台州司马吴[~公式~]《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序》及台州僧俗送别诗9首。据户崎哲彦考证,最澄当时在台州与著名文人陆淳等人也有交往,陆淳曾作有《送最澄阇梨还日本》。在日本停派遣唐使后,承担着中日诗歌创作交流工作的是唐代东北地方政权渤海国遣日本使。渤海先后出使日本的裴颋、裴璆父子,不仅与平安朝汉文学大家菅原道真、菅原淳茂诗歌唱和往还,还结下了父子两代的深厚友谊。在菅原道真的《菅家文草·菅家后集》中收有菅原道真赠予裴颋的诗歌,平安朝汉诗文集《文华秀丽集》中收有渤海国使臣王孝廉诗5首,释仁贞诗1首,平安朝另一重要的诗文集《经国集》中则收有渤海国使杨泰师诗二首。王孝廉在出使日本时,还与高僧空海私交甚笃。当王孝廉于归国途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至日本,空海作《致渤海使王太守室》《伤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中途物故》等诗文,表达深切的哀痛。可以说,日本古代典籍为我们细化研究唐诗在东亚的传播影响史、中日文学交流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日本古代诗学、歌学著作中还大量保存了唐诗体格律理论和诗学评论资料。成于日本圣武天皇天平二十年(唐玄宗天宝七年,748)的《写章疏目录》中就已有隋杜正藏的文章作法书《文轨》。日本遣唐僧空海回国时(唐顺宗元和元年,日平成天皇大同元年,806),更是带了大量的诗格著作。其《文镜秘府论》和《文笔眼心抄》就是根据唐代诗格类著作编成的。张伯伟从中辑出初盛唐诗格类著作多部,如上官仪撰《笔札华梁》、佚名撰《文笔式》、旧题魏文帝撰《诗格》、元兢撰《诗髓脑》、佚名撰《诗式》、崔融撰《唐朝新定诗格》、旧题李峤撰《评诗格》、旧题王昌龄撰《诗格》、释皎然撰《诗议》《诗式》等书。此外,日本人所编撰的汉诗文作法类著作,如《作文大体》《王泽不渴抄》《文笔问答抄》等著作中,也保存了一些有关汉诗格律声病的资料,其中的五七言平仄谱似从已失传的晚唐五代诗格类著作中来。日本平安朝汉诗文总集《本朝文粹》卷第七“省试诗论”中收录的平安朝文学博士大江匡衡与纪齐名关于大江时栋省试诗是否有病犯的争论,可为我们研究唐代省试诗考核判等时声病规定的执行情况提供旁证。至于日本历代诗话中对唐代诗人及其作品的大量评论,对我们考察唐诗在日本的流传和影响,研究日本古代各时期对唐代作家作品的受容,都是绝好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歌学著作如藤原滨成的《歌经标式》、喜撰的《倭歌作式》、孙姬的《和歌式》、佚名《石见女式》、壬生忠岑的《和歌体十种》、源道济的《和歌体十种》等因受唐代诗格类著作影响较大,也是我们研究唐诗体格律理论、和歌早期形态与唐诗体式之关系的重要资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由于日本古代典籍中蕴含了如此丰富而宝贵的与唐诗相关的资料,我们中国学者如果善加利用,应可将唐诗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

  (作者:杜晓勤,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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