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惟求旧 器惟求新

  《尚书·盘庚》篇:“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

  “器惟求新”,较好理解。上古帝王,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后世则宫阙巍峨,雕梁画栋,钟鸣鼎食。古人乘马车,今人或驾宝马。是所谓“器惟求新”者也。

  “人惟求旧”,按《盘庚》篇原意,是讲任用故旧,听从“老成人”之意见。但我们对此义可以作一点合理的引申。故旧老成,亦可视为人格上之成熟。每一时代,必有彼时代精神之人格上的表现。比如孔子考察夏商礼制,必征以夏商二代之“文献”。“文”者,见之于典册(《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之历史记载;“献”者贤也,为一时代文明之人格化的表现。此亦陈寅恪先生所谓“为此文化所化之人”者也。我们不妨简言为一种文化或教养。故“人惟求旧”,注重在文化人格上的历史继承和连续性。重历史,可谓之“求旧”。

  “器”所展示的,为一客观性、对象性的世界,此为人所公有的共在性一端,我们可以称之为“器性”的一端。文化或教养所给我们的是一种与个人性相关的一端,我们可以称之为“我性”的一端。“器性”的一端当然不能与“我性”的一端相分割,但二者却有很大的区别。

  “我性”可以不断地对象化,也必须对象化,但总是要收归到一个内在的阿基米德点上来看它,才能如其所是。比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费希特的“自我设定自我”“自我设定非我”“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但自我异化在非我中,一定要回归于自我这个基底,才能把展现出来的东西把握为自我的内容,使之具有深度和立体的丰富性。这可以用庄子的“似丧其耦”或“吾丧我”来表述。庄子的说法,就是不要停留于对象化的外在性状态中。

  “器性”出自“我性”这一端,但是,我们却可以暂时将这“我性”隐去,截取其一层面、一部分或一片段,完全把它划定或限定在一范围内,从而构成一客观的对象领域,此即科学的“器性”一端。

  凡在“器性”一端中全不显“我性”者,为纯粹技术性之产物。而在器物中有“我性”呈显者,即或为艺术(稍低者为工艺品),或为信仰之对象。在艺术品中,精神使物质实存现出光辉,呈现出其精神本质。所以,照片不能代替绘画(当然,照片亦有艺术品),徐悲鸿的“马”价值要高过实存的真马(以其比真马更“真”)。在教养本原的奠基中,精神使物质的定在现出终极意义而照临于世间,因之常为人所匍匐而求之。

  “我性”一端的基本特征,为时间性或历史性。一个失忆的个体,不再有“我性”,因其已失却“我”之所“是”。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也不再有“我性”,因其已失却作为一个民族之所“是”。器物之有历史价值,亦在于其内涵“我性”,如历史文物、古董等。当一种器物单纯成为实用物,它即失却其历史性的价值。

  人的时间性或历史性不是“一维”性的,人是在现在中回向过去并朝向未来。文明的发展一定是朝向未来的,这是“求新”的一维。朝向未来必以回向过去为基础而建立“求新”的内在动源,这是“求旧”的一维。人在这历史性“求新”和“求旧”的双向性中建立一个立体的世界。所以,人的历史性或时间性开显出的是一个五维以上或多维的世界,而不仅仅只有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四维”。

  如果单从器物一端说,人所建立的世界,可以借用柏格森的话,叫作“时间的空间化”。人的历史性或时间性存在必须经历这种空间化,才能构成一个客观的、为人所共有的世界。这个世界,代表了人“求新”的向度、向未来敞开的向度。在这个世界中,人用概念、符号、逻辑、定理、规则、法律等构成一种交互性的平台。这个世界,不断变异,日日新又日新,这叫作“器惟求新”。

  这“求新”当然是创造。但是,这创造性却产生于“人惟求旧”与“器惟求新”二者张力关系的保持。任何一种“时间的空间化”都既是敞开又是遮蔽的。这敞开的概念化、符号化会有执着的作用发生,使人易于停滞于共在性一端,由此导致人的存在的平面化而缺乏立体性的深度,使之失去原创性的动源。所以,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往往需要回归历史的源头,以重燃文化生命原创之活火。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即指出民主政治与科学技术来源于良知本体,然其表现,却是一停顿。需要知其所本,并不断返归其本原,方不致陷于片面和极端。

  在文化的意义上,“人惟求旧”与“器惟求新”的张力关系,表现出文化的差异性原则和一般性价值之间的一种互通性。

  “求新”与“求旧”,是社会和文化发展上一种“进”与“止”的平衡关系。“求旧”是“知止”,即文明上的复归运动。老子所谓的“复归于婴儿”,《福音书》所谓的“变成小孩的样式”才能“进天国”,都讲到这种文明复归于自然的向度。轴心时代的观念、文艺复兴、儒家的复古,亦都表现了一种人类文化回向其本原的努力。

  不过,要注意的是,复归于自然不是“回到”自然,而是在文明中贯注自然的原则。世界文明起源说中轴心时代的观念的普遍性意义在于,人类并不拥有一个一般性无差异的“自然”(像动物那样),其所拥有的,是在文明起源上差异化了的自然。我把轴心时代的观念称作是“文明和自然的交错点”。在这个“交错点”上,由于理性反省的导向作用,保持在人类文明初始中的自然,或作为人类禀赋的自然,已经差异化了。这个“文明与自然的交错点”,是不同文明的经典产生的时代。所以,向自然的回归,实质上表现为向这个“交错点”的历史源头和经典的回归。这正是儒家所谓“复古”的意义所在。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儒家的“复古”说,就知道复古无非是要达到在文明中一种“文、质”的平衡与连续性。

  所以,“人惟求旧”的复归运动,就是朝向差异化的一种回归。但这差异化,具有不同的层级性。而不同层级的差异化的另一个方向(“求新”),则是不同层级的一般化。二者的交互贯通,使得差异化之一极,正是它向着共在世界的一个内在彻底的敞开性。

  一定文化或教养的建立一定是“人惟求旧”,即回向历史源头的差异化实现;但人类的普遍之“爱”的一般性价值,乃由此而奠基。科学义的“器”世界的“求新”,亦将由此而获得其合宜的方向性及无穷的动源。

    (作者:李景林,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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