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访书家路工先生

  访书家路工先生是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领导,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大约五年时间。他对我的人生观和工作观的形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爱书如命,是个书痴。建国初期他就结识了郭沫若、郑振铎、阿英三位喜欢买书藏书的巨擘大家。他常到郑振铎先生的家里去,向他请教访书、买书、鉴定古书版本的学问。从那时起,他就开始逛古旧书店,看书、买书、收藏书。琉璃厂、东安市场的那些古旧书店,是他常涉足的地方。后来,买书、藏书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慢慢地,他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担任研究部主任,同时兼任文化部的访书专员,在郑振铎先生领导下到各地访书。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在齐燕铭同志的领导下仍然从事老行当,除了到各地访书外,还兼及字画、砚台之类。他随走随写,以《访书见闻录》为总题,在《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开设专栏,介绍他所见到的珍贵古旧书籍。这本题名为《访书见闻录》的随笔集于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就印行了8500册,发行量相当可观。1957——1959年间,我曾两次跟随他到江浙一带去访书、买书,我们走遍了苏州、常熟、昆山、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大小书店,为单位、也为个人买了不少古旧书籍,我也在跟随他访书的过程中大开了眼界,增长了许多见识,结识了不少文化界名流学者。深深感受到了祖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深厚,文化传统的源远流长,初步懂得了“学海无涯”这个成语的含义。

  江南一带的一些小城,明清以来就有刻版印书的传统,书籍印刷出版业极为发达。建国初期,这些小城里还保留着大量的私营小书店。那些私营书店的老板,在古书的版本、纸张年代、字体特征、版本价值等方面,大都是行家,在他们的书店里,往往收藏着很有价值的古旧书。路工先生是个很散淡的人,极不讲究穿戴仪表,常常衣冠不整,到外地去出差访书买书,也从不逛景游览,总是一头扎进那些小书店里看书,一进去就是半天。这些书店的店面一般都很小,不仅四壁全是书,连睡觉的小阁楼上也都横七竖八地堆满了书。只要路先生一来,那些熟悉他的老板便绽开着笑脸把他迎进店里,有的还把他拉进里间里去,从某个隐蔽的角落里拿出一两部善本书来,给他过目,请他鉴定,却从不急于问他是否要买。路先生也就找一个座位坐下来,开始一页页地翻阅。有时还用手捻一捻那些发黄的书页,细细地辨认收藏者们在书上留下的钤印,判断一下这书的年代。有时翻几页,也就明白了这些书的版本价值。

  在这些小书店里,路工先生发现和购买了许多有价值的古旧书籍。当时他的行政级别是十一级,每月工资195元。这个数字对我这个时年月薪46元的年轻人来说,已是高不可攀,可是他却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常常不能当时向书店付清买书的钱。凡是他喜欢的书,即使身上没有足够的钱,他也不肯轻易放手。因此常常见他和老板商谈,赊着账把书带回旅馆。回到旅馆后,继续废寝忘食地翻阅;一旦决定要买下来的书,第二天再去书店告诉老板,等有了稿费时再付书钱。那时,许多藏书家也大都是这样买书的。郑振铎和阿英先生也都曾用赊账的办法买过书。我记得路先生编的那本《李开先集》里的许多资料,就大多是从赊购的古旧书里选出来,出版后再向老板们付清书钱的。有一次,他编选的《明清平话小说选》出版了,一下子拿到了两千多元的稿费。他兴致勃勃地带上我去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除与周邨、李进、姜彬等几个朋友吃了几次馆子外,余钱都付给了赊欠福州路上那些书店老板的书款,兜里立刻变得空空如也。再买书时,又欠了一笔新账。

  他在民间发现了和挽救了许多长期被埋没的珍本。1957年他在黄山脚下的屯溪镇访到一本明代万历年间的刻本图册《酣酣斋酒牌》,郑振铎先生一见,大喜过望,就收入他的私人藏书之中,并写了一篇小记说:“路工于安徽屯溪得明酣酣斋制酒牌一册,予甚羡之。这次他又到那个地方去,又得到这个酒牌一册,乃以归予,殊感之。酒牌之制,为时颇古,明人尤尚之。陈老莲水浒、博古二牌,传遍天下。此册是明万历末所镌,亦出新安黄氏手。较老莲二牌犹早数十年也。一九五七年一月七日西谛。”郑先生所言之此前所得的那一册,不知何书,路工在《访书见闻录》中则记载了另一种画册,即清咸丰四年清样本《列仙酒牌》。从这篇小记里,可见出郑先生对路工的器重。后来路工又访到了一本晚清杰出的人物画家任熊的《卅三剑客图》画册。其中33幅人物画,画的都是下层社会人物,没有一人是社会上层的文武官员,画之外,还有画家的赞词。如赵处女一:处女如公之狙。虬髯客二:负心可嘬,非公世界。京西老人六:风雷电,板一片。荆十三娘十:慕中立,藐诸葛。……《绳技》一幅,画家画了一位贫穷的绳技者,他满头蓬发,仰脸望天,左手高举,遮盖着刺目的阳光,右手捏着一条盘旋于地上的长绳,表现他即将把绳子抛上青云,攀绳登天的绝迹。作者为“绳技”者所作赞词曰:“绳何来,债无台。”点明艺人空有一身绝技,仍然摆脱不了一身的债务。立意含蓄,而同情下层受苦受难民众的用心,却跃然纸上。路工为这本晚清画册写了一篇《晚清杰出人物画家任熊》的长文,加以介绍和评价,收入其《访书见闻录》中。任熊(1820—1857年),浙江萧山人。其作品,除此图册外,还有《列仙酒牌》48幅。路工先生生前收集到的古人图册,不止这些,还有明代画家文征明的画和八大山人朱耷的一本包括12幅画作的画册。这些画后来到了哪里,就不得而知了。

  “文革”中,路工的处境很惨。许多珍贵的书都被抄走了。几年不给他发工资,他只得靠卖书画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当我从干校回来,再次来到他在河泊厂胡同的宿舍时,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好书了。晚年,他担任了多年中国俗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苏州和家乡宁波市慈溪县,全力从事俗文学和良渚文化研究。整理出版了他收藏的清光绪年间的长篇吴歌《赵圣关》抄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3年),与人合编出版了两卷本的《古本平话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和《访书见闻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至于他的藏书,劫难后已经所剩不多了,他把剩下来的,几乎都捐赠给了他的家乡慈溪县。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华人学者陈庆浩先生,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了明代小说家陆人龙编撰的短篇小说集《型世言》,并将其交付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在大陆引起了普遍关注。接着,中华书局等大陆十多家出版社都争相出版了这本书。1995年陈先生回国度假,我曾陪他到路工先生在新源里的新住所拜访,并向路工先生谈起《型世言》的发现经过、作者陆人龙及其弟弟陆云龙(号薇园主人)。路工先生收藏有明末隆武年间(约1645年前后)陆云龙的小说《清夜钟》刻本(收入《古本平话小说集》中),便把自己收藏着的原版拿给陈先生看。陈先生特别珍视该书中的十六幅插图(每回一幅)和图赞以及盖在该书扉页上的陆云龙的一颗私章,就向路先生提出借回旅馆去复制。路先生慷慨地将这部明版书借给了他。路先生与友人谈得十分高兴和投机。由于高兴,他又动手翻箱倒柜地把他近年搜集的良渚文化玉器,一一展示给我们欣赏。

  1996年夏秋之际,我应邀到宁波参加一个文化旅游项目的论证,顺便参观了由路工先生担任顾问的梁祝文化公园。五十年代,他出版过一部《梁祝故事说唱集》,对梁祝传说和说唱颇有学养。听说他在慈溪病了,很想去看望他。但由于时间的关系,最终未能见面。回京后不久,接到朋友电话,说他病重,被送回北京来了,住在北医三院。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到医院,说动了在病房把门的护士,允许我到他的病床前相见。但见这个病房里一共有七个病人,他的床位在门口。他面容枯槁,嘴巴抠了进去,呼吸困难,已经生命垂危。我看了这情景,心里一阵难受。我呼唤着他的名字,他居然睁开疲惫的眼睛,认出了我,并用难懂的宁波话喃喃地说了些什么。我终于听懂了他意思:要我帮他找找医院领导,给他换一间病房。我答应着。随即去找护士长和医生,向他们申述路工是我的老领导和老朋友,是1938年到延安参加抗大的老革命,又是知名的诗人和学者,希望他们予以照顾,换一个条件好些的病房。他们表示同情,但却无法解决。我带着失望和无奈再次来到他的床前,含着眼泪向他告别。我预感到这可能就是诀别,所以我不忍心告诉他我联系的结果。

  这段时间,陈庆浩先生正在北京逗留。我从医院回来后,他到我家来访,我便把路工先生病危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他要到医院去探望路工先生,路先生给过他帮助。我说,你去探视也许会有助于改变他的住院条件,但我还是劝你不去为好,因为那里的条件毕竟太差了,你去了会很难受的,你的心意到了就行了,“心到佛知”嘛。

  未过几天,1997年10月24日,路工先生就告别了人世。他活了77岁。没有举行任何告别仪式或追悼仪式,儿女们护送他的遗体到八宝山火化了。我的老领导、老师和朋友,诗人和学者,一个为国家访书作出过贡献的专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地球上消逝了。尽管我对他的死早已有了思想准备,然而一旦听到他逝世的消息,特别是未能亲自向他送别,心中不免升腾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

  如今,当我翻阅着60年前我陪路工先生在黄山脚下那个只有一条街的屯溪镇旧书店里买到的明万历刻本《酣酣斋酒牌》和另一本《授衣广训》的复印件时,他那熟悉的形象和亲和的作为再次闪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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