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本与会及酒与药之关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新中国的“新”,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体现在百废待兴上,全国上下涌动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潮。

  教科书所涉极广,大到课程标准,小到学科特点,选择哪些内容、怎样排序、如何传达……不仅丰富,且没有哪一块儿可有可无。不过所有这些若要做到稳当妥帖,最核心的其实仍旧是一个,那就是找到合适的人去干。从后来做这个事儿的人员来看,较早介入的是叶圣陶、宋云彬等,这些人不仅在教科书编纂方面经验丰富、成绩卓著,而且在身份上还多是进步民主人士。叶、宋等人的日常,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为国家大事所包孕围绕,一个个体怎样承受和担当了这样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的课本为何会有一个不同于其前其后的面貌?看看当年与工作紧密相连的会及酒、药相伴的编审者经历,也许会多一层不太一样但更别致、更深入的理解。

    一

  从1949年年初开始,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明朗,各方民主人士在不断地北上。与教科书编审有关的叶圣陶、宋云彬等人到达北平后,在10月1日以前约半年的时间里,做的重要的、经常性的事情,就是开会与编审教科书。叶圣陶1949年7月10日日记,“余谓在此唯有二事,开会与教科书”。会议的主题、规模、人员等并不一律,不过都是为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大的方面固然是政治协商、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小的方面则为与之对应的具体而微的事务。

  拿刚到北平的头几天来说,会议是每天都在开,有时是一天开几场。叶圣陶先生记道,“三月二十日……至北京饭店,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复开文协理监事会”;“二十一日……夜七时,二百余人会于一堂,听罗迈谈话”;“廿二日……余出席教师联合会筹备会之国文教学组……晚饭后,文协理监事与华北文协理事开联席会议”;“廿三日……十时至北京饭店,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之理事会”;“廿四日……出席文代筹备会”;“廿五日……午后一时半,六国饭店之大厅中举行茶会”。叶圣陶所记多时代风云之下的宏大议题,读者可依其知晓当年政治协商会议最终召开前的诸多细节,每一人的每一天固然都在经历一如既往的早晨、上午、下午和夜晚,然而因为有了那些会议的加持和新中国成立这个大事件作背景,每一人的每一天都别具了创造历史的意义。即使是叶先生偶尔提及的一些琐碎信息,推究起来仍颇耐寻味。7月19日记道,“出席文代会末次大会……沫若致闭幕辞,有一语最可记,此次大会费用,值小米三百万斤。于是散出,二十天之会遂告结束”。当举国上下日常之需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而能开“值小米三百万斤”的“二十天之会”,可见中共对于民主人士充分的诚意、善意和敬意了。

  叶圣陶等所参加的大大小小会议,所议决的当然是政治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国是,不论是从研讨过程还是从最后结果来看,会议达成的共识一定都改变、重塑、生成了包括叶、宋在内的所有走向新中国的人们的思想。叶圣陶日记对此不止一次提及,1949年7月4日出席文代会,“此等集会……以资号召……集思广益,交换知见”;7月19日文代会最后一次会议,“大致知见之交流自是此会最大意义”。统一思想、强化教育目的更为明显的,是后来固定了的学习会,宋云彬1949年4月26日日记,“今日起可按时办公矣。办公时间每日为七小时,并有所谓‘学习’时间,皆华北人民政府所规定者也”;叶圣陶11月30日日记,“议定依政务院通知,以上午八时至下午六时为工作及学习时间”。学习并不是空泛的要求,对于读何种书、进度如何都有明确规定,宋云彬1950年1月14日日记,“下午三时半开学习会,讨论列昂节夫著《政治经济学》第三章”。

  在政治协商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大背景下,叶圣陶、宋云彬等人参加会议探讨、专门学习收到了预想的效果。他们虽非中共人士,不过在其编审的教科书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均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贯彻。中共中央宣传部1949年7月6日印发、编审委员会草拟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对此有集中的体现。过去国民党统治区的老课本,政治思想多存问题,叶圣陶等人关注“思想政治应融化于各科”,并致力“如何融化以期收效”。1950年的《初级小学国语课本》(全八册),“增加国名、国旗、国都、国庆、中央人民政府等新材料”。叶圣陶不仅将新的形势化于各个学科,而且可谓真实情感与完美表达自然融合的典范。1949年9月21日,人民政协会议开幕,毛泽东致开幕辞,叶圣陶深受触动,“毛氏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其意未经人说过”;1949年10月25日,“下午作成《国旗歌》一首,插入高小语文第一册。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课本中无所表现,亦说不过去也”。1950年版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一册里,《国旗歌》改为《国旗》,里面最后一节“看!我们的国旗 高高升在旗杆顶,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旗子就是胜利的凭证”,再一次“发挥了”毛泽东庄严的宣告。

    二

  着眼政治协商的大会,使民主人士汇聚于北平。叶圣陶1949年9月7日日记,“元善、复亮等一批人来访,继之又有芸生、仲华、超构、铸成一批人来访。各方之友云集北平”。应邀“北上”的很多人,没有了身边家庭的挂牵,很容易从“大会”转向会后的小的私人聚饮。叶圣陶3月18日刚到北平,“进午餐后,先到之诸友相继来访……六时,在店中聚饮,畅谈甚欢”,3月19日“十时,至北京饭店回访诸友……宴两小时而毕”,3月22日“许昂若来谈,与同饮于云彬室中”。叶圣陶、宋云彬这一段的日记里,关于小聚中把酒言欢的事儿俯拾皆是。3月23日这天,叶先生喝的酒有点儿长,也最为痛快,“独访介泉于红楼……且饮且谈,直至九时。今夕最为畅适”。叶、宋二人家小当时尚未来平,又一起共事、一处起居,平时也就常在一块儿小酌,宋云彬4月26日日记说,“余与圣陶傍晚必饮酒”;5月9日“晚与圣陶小饮”。那年9月1日后,宋云彬“自今日起,三餐皆在叶家吃”,这么一来叶、宋共饮就更方便了。即使是10月后宋先生夫人来了北京,宋云彬“晚照例饮酒”;若遇别的友人来,仍是要和叶圣陶等一块儿喝一点儿的,就像1950年1月26日“晚徐铸成、柯灵、黄裳等来,在叶家饮酒,余仅添酒菜两色,殊抱歉也”。餐间喝酒,在叶、宋已是常态,有时没喝也要为此特书一笔,5月20日“今晚不喝酒”,因为“写《进步青年》卷头言一篇,二千字”,转过天来的21日,因为是星期六,下午可以休息,宋先生又云“晚照例饮酒”。

  1949年以来叶圣陶、宋云彬等一班知识分子一段时间里与朋友的欢聚和饮酒,自然不会仅仅停留在酒肉之乐的层面。如同叶圣陶言及“文代会”时所言,“大致知见之交流自是此会最大意义”,人与事的重合、交叠,无疑会让探讨从日间的会场自然延伸到杯侧席间。譬如1949年4月12日“偕稚老、芷芬、彬、云等再至润明楼,宴请徐伯昕、黄洛峰、薛迪昌、赵晓恩四位。杂谈出版发行方面之问题。九时半散”。其实不只是文化人的聚会如此,当时中共约请这些文化人,不论是招待会还是座谈会,也往往吃饭兼及办事。1949年3月19日叶圣陶初到北平,讲的是“傍晚,叶剑英、罗迈、齐燕铭、连贯诸君为我们洗尘”,不过席间,“叶演说行百里者半九十……一切建设亦非容易,要在大家之努力合作”,这餐洗尘的晚宴,其实还是谈了相当多的大事的。

  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面前,形势急速变化,它摆到了每个人的面前,也与每个人密切相关。譬如4月15日,“超白来,发起为刘尊棋饯行……席间超构畅谈时局,谓十日内大军必渡江”。除了当时局势之外,人们席间所论,也常涉及与个人有关的一些公共话题,这些话题有不少关系到知识分子的学习和教育。宋云彬日记1949年5月4日,“下午赵超构来,同赴灶温吃面,大谈所谓知识分子的包袱等等”,12日“晚与圣陶小饮,谈小资产阶级”。1949年6月6日那天晚间的一次聚饮,颇能体现中共对于叶、宋等人参与教科书编撰的态度。这天夜间,叶家喝酒的人陆续来了,“云彬来,三人遂共饮。既而蠖生、灿然亦来,谈至十一点钟”,这天的酒和话,都足够多,然而最最重要的,是“与胡绳谈余之踌躇心情。渠有一言颇动听。渠谓余任今事,足示党内外人之堪以合作”,让叶先生感觉“颇动听”的话正体现了中共对教科书编纂的重视、对叶圣陶等人的信任。

  叶圣陶、宋云彬等长期从事教科书编审,在这新旧交替的重要时节,其私下闲谈不可避免地会触碰到课本的话题。叶圣陶3月18日一到北平,老同事卢芷芬便来看望他,“谈别后一切。知余所撰《小学国语》近为此间采用,而同业颇存妒意”;4月7日赵树理、欧阳山来访,二人虽不搞教育,但都同叶圣陶交流了有关教育的问题,叶先生对赵树理印象尤为深刻,“赵即《李有才板话》之作者,文名颇振。其人朴实有深思,于教育于文艺,所谈皆可听”。而与友人的饮酌中,当然是从事教育的人谈了更多的教育的事。宋云彬7月9日日记“中餐有酒,与王子野等共饮,谈国文教学,又谈到杜诗”;13日“夜与圣陶共饮,谈国文教本编辑问题”。叶圣陶的记载亦颇不少,如4月5日“夜与胡绳、彬然、云彬谈教科书编审事”,5月6日“偕建功小餐于灶温,杂谈语文方面之近时现象”。在酒桌上正式地开会讨论教科书,也有几次。最著名的无疑是1949年4月8日,“晚六时陆定一、周扬、晁哲甫请客……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及范文澜等均到。商定机构名称为‘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叶圣陶记的另一次跟教科书审读有关的酒会,是专门谈教科书编纂的业务会,1949年5月17日“七时,会中开首次业务研究之会。杂谈教科书之各种问题”。

  十几人的宴会、二三友的小酌,不外是一个个经常性的具体而微的场景。叶、宋等人携着旧有个性、新的理想,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更新着观念,也追求着进步。正是这样一些可以想见的具体而微的场景,它所营造的宽松自然的氛围,它所促成的知见之交流,生动而充分地体现出中共对于民主人士特别是叶圣陶、宋云彬等教科书编纂人员的尊重和认可,以及胡绳所强调的具有示范意义的“民主人士与党中人的合作”。这样的氛围与合作,融合了个人的发展与进步,最终都汇入教科书的编审当中。叶、宋等人在新的时空里审视来自解放区的老教材时,他们的眼光与国统区、与解放区自然不同。翻开编审委员会草拟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其中所列很多教材虽来自于晋察冀等解放区,然而审读者的意见却颇为大胆和直率,譬如东北政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编《初小国语》,“课本中如‘打到南京捉老蒋’‘解放军大进攻’等已和目前形势不同……空间上,以农村生活为主,用在城市,和儿童生活经验,距离较远”。另一方面,虽然一般的意识里来自国统区的教材总是反动腐朽的,但教材编审者却并不讳言它的好处,即使是叶圣陶本人编写的教材亦未回避,叶圣陶编《幼童国语读本》《儿童国语读本》,“叙述故事,讲说道理,皆能适合儿童心理”。

    三

  教科书的使用,季节性、时间性极强,更何况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紧迫形势之下呢。当年的公开讲话、来往信函、私人日记里,对时迫事急的记载连绵不绝。叶圣陶的日记里总会有“竟日为赶编教科书而忙碌”,“连日赶编,紧张之至”的记载。看宋云彬1950年以来的日记,喜欢的看戏事渐少,而叙录教科书编审则渐多,“赶编教科书甚忙”,“编国文教本外无他事”。有两天,因为编审教科书太过忙碌而无暇旁顾,宋先生甚至只写了短短的两行字,5曰3日“整日赶编《国文》,无事可记”,6月28日“照常工作而已,简直无事可记”。书都是从第一册编起来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1949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不过仅仅是7天后的4月22日,叶圣陶的日记里说,“遂闻国文组工作会议,决定以一个月之时间改订华北区之高小国语课本,以满下学期应用。五时散”;至这年的5月6日,叶圣陶又记道,“改课文数篇。至此高小第一册已改毕,计合余与云彬、孟超三人之力成之”。一册书的完成,在这里看到的仅是一个结果,其间经历多少次修改,一般人难于了解。叶圣陶1950年2月6日日记说了一个细节,“夜听晓先读其所撰历史第一章之第一节,已四易其稿矣”,里面多少流露出一些艰难与无奈。

  唯有“开会与教科书”的二事,终究是让人吃不消了。宋云彬1950年1月31日日记忍不住写道,“每日七小时,并所谓学习一小时,谁不感疲惫者!”1949年来编审教科书的两年时间里,叶圣陶每日日记的最后,所言多述疲惫之态。以1950年7月而论,7月1日至15日“住院一星期,到八日出院……曾拔去坏齿两枚,平时固无暇为此者……到家后仍觉不爽快。至十日清晨醒来,满身大汗……而身体仍困乏”;16日“余缮抄之,仅600馀字,已颇觉其劳”……27日“疲甚矣”;29日“到家累甚……盛饭半碗犹未能尽……午睡半熟”。工作对人身的挑战,很快由疲惫而升至患病。宋云彬颇谙岐黄之术,因此对同人健康多所关注。其1949年4月26日“按时办公”以来的日记显示,随着编审教科书任务的加重,1950年后生病之人不断出现。1950年1月30日“文叔病经医生检查结果,病在胃部。胃收缩成葫芦形,恐须割治”;7月15日,“下午六时偕晓翁赴演乐胡同视覃必陶疾。必陶患TB性肋膜炎”;8月9日,“仲仁病假未出席,少一主持人,就谈得没有精采了”;10月30日,“薰宇腹痛不思饮食已数月”;12月4日,“彬然重伤风,为开中药方”;12月7日,“下午二时偕同圣陶赴协和医院视朱智贤疾”。

  即就宋云彬个人来说,其健康状况也在一年多里逐渐变差。1949年9月12日,工作渐紧,“昨宵未能安睡,而疲倦殊甚”,13日“昨宵仍未能安睡”。进入1950年,宋的体质明显下降,1月15日“近数日来感消化不良”,1月24日“两日未大便,昨晚服Cascara,竟无效,头痛腹满,殊觉不适”,2月4日“昨宵睡不好,头仍作痛……自开一中药方”;11月后所记更多更重,11月27日,“近数日来又感消化不良,昨晚服卡斯卡拉……午后修改课文连续三小时余,即觉腰部疼痛”,28日“腰痛大作……腰痛与消化不良有关系,自开药方”,12月28日“自开药方,一剂……夜仍发烧,多汗”,29日“晚有微热,仍出盗汗”。宋云彬不仅自医,且于缓急中为同人开方。叶圣陶1949年11月19日发烧,“饭后,在家休息。托云彬开一汤头,服之”;12月26日“云彬为余开一汤头,临睡服之”;另1950年12月5日,宋云彬“为文叔开中药方(昨又为丁太太开中药方,兹补记之)”。然而得病与治疗是一回事儿,而工作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宋云彬日记中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事”,“拼命工作……此亦一偏向也”;1949年7月27日,“彬然……不知休养,仍与剑秋谈编辑计划等等,此亦无可奈何之事也”;1950年3月9日,“王一铭今晨因吐血请假……近来年轻人往往不知保养身体,吃得太坏,营养不足,而又拼命工作,结果传染了这种难医的病。此亦一偏向也”。

  开会与酒和药,同课本原无太大关系。然而叶圣陶、宋云彬等人,一边开会,一边饮酒,一边喝药,他们怀着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热情,以严谨专业的素养为依托,在极为紧迫的情况下,完成了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审。仅仅在新中国成立8个月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出版总署1950年7月5日印发了《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实现了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初步统一。今天重睹这些老课本,正如宋云彬1949年4月5日所言,“余当……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叶圣陶、宋云彬等的编审工作及与之相伴的会及酒、药之生活,正是对这一原则的固守,也是生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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