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读书》,用镜头开启记录学人之门

  前年早春,读到戴燕《陟彼景山》,随即又读葛兆光《余音》,有一种“群像”似的感动。不禁联想手头选编旧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当初限于能力把采访人物限定在1920年前出生的老辈,虽说迫不得已而为之,可《陟彼景山》访谈的老先生毕竟是一代学者,对我来说,拍摄机遇可遇不可求,如今只得后悔莫及。假设能有安定的拍摄环境,那么现在编集的就不止三百位前辈了。

  《余音》纪念前贤的年代跨度较大,由晚清民国杨文会、沈曾植写到当代章培恒和朱维铮,16位前贤中的周一良、庞朴,我曾有缘摄影;书中有句“马学良在精心地撰写他的《撒尼倮语语法》”,马老曾手录彝文《祭祖经》赐下,我视为珍宝。字里行间还提及冰心、吕叔湘、费孝通、何兹全、任继愈诸位前辈;《陟彼景山》也谈及张政烺等先生,我皆为其摄影。由此,这两部书好像敦促我把旧作尽快选编成书,触发回想昔年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之因缘。

    一

  说起拍摄“文化名家肖像”的设想,一定要提到《读书》,是因阅读该刊而催生且引导我做前期准备。在上海福州路报刊门市部,我加入争购《读书》创刊号队列,从此,我成为这本刊物的读者。

  常年阅读该刊,宛若我瞭望文坛学林的“平台”,看《读书》就像看各路“英雄”登台亮相,阅读过程等于不断“拜见”老中青写作者,从文章中多少能了解其专长、成就和思想。1989年读到柯灵《促膝闲话锺书君》(第3期)、张中行《孙楷第先生》(第4期)和《俞平伯先生》(第5期),第7、8期合刊上赵萝蕤《怀念叶公超老师》,兴钟《怪文人辜鸿铭》,我隐约感觉这些文章可能引导部分学者把研究视野与写作角度趋向近现代人物。

  进入1990年,我感到该刊相对多刊登研究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人物,第1期有张中行《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唐湜《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说说卞之琳和他的诗》、陈来《默然而观冯友兰》,而吴方《夕阳山外山——读两本弘一大师传记追想》对我来说在见解、写法上皆耳目一新。

  这两三年间,吸引我的还有夏晓虹《才子、名士与魁儒——说王韬的“豪放”》,从此一发不可收,有《海外偏留文字缘——说黄遵宪的“真率”》《心存救济利名轻——说郑观应的“恬淡”》等品论“旧年人物”性格行事之精神;雷颐也写“读《胡适研究丛录》”、“读《张奚若文集》”、“漫话丁文江”、“漫话张申府”;还有刘梦溪《“西中体用资循诱”——谈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由此,渐渐地感到该刊作者研究专业和撰文内容取向的交替变化,成了我选择“文化名家肖像”作为摄影专题的催化剂。寻访文坛学林耆宿成了我的选择,一种执著以求的功课;我决心在业余全力以赴投入拍摄。施蛰存老人最先得知我这个志向后,给予肯定、鼓励和帮助,也甚为担心以我的个人能力能否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二

  差不多同时,《读书》刊出葛兆光《钻他故纸,驴年去!》《茶禅闲语》《茶禅续语》,我此前读过许多深奥文论被他三言两语讲清楚了。最使我难忘《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并影印照片“青年时代的吴宓与陈寅恪”,文末“我便在这字里行间读到了三个沉重的大字‘殉道者’”。观读良久,体会一种史识与深思相融合的画面感,立马打电话到北京请该刊吴彬帮助介绍“为清华大学葛兆光老教授拍摄肖像”,她哈哈大笑:你不是专拍古稀老辈吗,葛兆光才四十出头呀。

  《读书》朴素小巧,每月一册,便在寂寞的拍摄旅途中常伴长随,时而读到葛兆光的文章仿佛耗油的“马达”遇到加油站,有次读到《运化细推知有味》,“学术已经变成一种生活负担而不是生命需要……我们恐怕也不能指望这个时代里再现那种学术的辉煌”,进而阐明“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把对职业的态度提升为一种对生命的精神来看待的”,甚有“励志”作用,能否这样说,我生正逢时,在二十世纪末期能为杰出的耄耋之年的专家学者拍摄肖像,如此机遇,想来绝无仅有,应当珍惜。

  我愿努力提升摄影的学术性,葛兆光文中指导“在学术研究中不是急功好利而是从容大度,不是急进时髦而是审慎严谨,不是偏狭固执而是从善如流”,私意崇尚其倡导的专业学术应由严格训练而成,把常识训练、方法训练、视野训练奉为圭臬,尤其服膺训练自我的“语言能力、对于文献与材料的鉴别能力和考据能力、对问题的分析与批判能力、懂得人文学术研究的规范与纪律”,在前期准备、拍摄过程以及整理编辑等阶段牢牢谨守如此方法。

    三

  1992年《读书》刊登吴方《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没多久,我在杭州为姜亮夫、沈文倬摄影,临回前与程德培访书,他确是“荐书高手”,迅疾从架上抽出吴方“如矿出金”般结集的《世纪风铃》。吴方说书中人物并非“黄钟大吕”一类,即如簷间的铁马或曰风铃,风一动,也发出声音,虽然有些寂寞,也是可听的。张中行“序”论更妙,“识见深,所述多是份量重的,而且有断有论;写得活,常常是鹰隼盘空之际来一些蜻蜓点水”。这本书很是受用,能凭借形象想象来体验吴方笔下人物。

  两年后北上,碰巧德培也在出差,临走那天中午晤聚后,我要去办事,没法随他去小街探望病中的吴方,相约晚上机场碰头。登机入座后,见其少有的情绪低落,许久开口:下午看吴方,他很淡定,可看他病成这样,心情极差,头疼厉害。闻之黯然,彼此沉默不语。我对吴方的了解大都来自德培的叙述,1980年代他主持《文学角》杂志,与吴方交游殷勤,有次到杭州参加文学评论会议后,以佩服语气告诉我,才华横溢的吴方由研究现当代文学到研究晚清民国学术文化,进一步潜心撰写《中国文化史图鉴》。

  1995年初夏,我在北京张政烺寓所采访,想不到张老对摄影兴趣浓厚,把我领进书库,给我看他的相机,一见铝合金箱子我就羡慕不已,这是顶级的尼康F5,他说为编《中国历史图集》,他孩子从香港买来的。当时就想到吴方那部大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采录文物考古图像史料,概述上自史前下至明清的文化,只是在规模上有明显区别。张老的经历一波三折,“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吴方《中国文化史图鉴》虽印行,可耗尽心血。每每联想两位先生的大业之曲折,感伤不已。北京返沪不足一月,德培突然传来吴方“斜阳系缆”噩耗,倍感震惊,再从长途电话中听吴彬叙述颇为痛惜经过。

  由《读书》而认识吴方这位擅写“文化人素描”的圣手,重体验,有趣味,以及他的厚道朴实、哲思才情和精妙笔法,都让我受教多多。在这样的启示下,我亦越来越考究技巧,力求蕴藉悠然岁月感之影调,乃至我的摄影方向、目的,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理想追求,相对地更为清晰了。

  随着拍摄的深入,觉得自己沿着阅览《读书》一路走来,幸运地形成这个摄影目标,依靠阅读此刊而把视角定位采访前辈人文学者,引领我渐渐地走近各位先生,亲炙前辈之道德精神,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会想起葛兆光文中的“这种素质与修养不止是学者的敬业精神,是学术的气度格局,是人格的自尊自重,更是一种学人传统血脉的延续,是一种学术独立精神的传承”。

  常有同好问我采访秘诀,我总是愉快地回答,经常谈谈《读书》亦为秘诀之一。记得在采访途中,经常只要提到《读书》,总会收获亲切与信任,至今倍感温馨。有回在成都,我辗转找到袁珂寓所采访,老人专长于对历代神话研究,平日深居简出,寡言少语,当我谈及在《读书》上看到其作《〈九歌〉十神说质疑》,他遂喜笑颜开,尽情畅谈,他尤喜欢此刊,每期必读。如今回想,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这项摄影任务,其中缘于曾主持《读书》的范用、吴彬先生的指导与帮助,还有与该刊密切的多位老先生的关怀助力,真有说不尽的感铭。

  转眼正值酷暑苦热时节,拟书名《创造者》,让我再次想起最初也是在《读书》上看到葛兆光感慨“为什么那个十年会造就这么多学者,而这十年的辉煌又在我心里渐渐成了一个疑问,这疑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还能再现那种学术的辉煌吗?’”,又曾谈到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名《这个世界会好吗》,像“警世钟”一样震撼人心。因此,当我在选编这本书时,免不了仿效自问“这个世纪还会有这么多‘创造者’吗”,应该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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