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纪念陈寅恪逝世五十周年

  本报讯11月1日至2日,由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建十周年暨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西郊宾馆、清华学堂举行。

  11月1日上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主持会议开幕式并致辞。陈来指出,1927年陈寅恪先生曾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此种学术精神和理念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之人。纪念陈寅恪先生最重要的方式是总结其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并加以传承发展,开辟中国学术发展的新境界。

  纪念会首场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的长篇主旨讲演《古今中西间的陈寅恪》。早在一年前,为了准备这次纪念会议,他就组织了“重读陈寅恪”工作坊,带领学生对陈寅恪先生著作进行系统阅读,现在这篇讲稿的内容,即来自那次长达十几周的阅读。刘东从“假设史学与知人论世”“不同的问题或侧面”“意外地大有所成”“把中国带入现实世界”四个角度,循序阐发了他对陈寅恪的理解。首先,陈寅恪最初的自我设计并不是要做一位国学大师,而是要当一位东方学家。因此,来到清华国学院任教乃是其学术生命的重要转折。回头来看,他一生的幸运与不幸,都跟这次陡然之转有关,它带来了极度的复杂性,而世人之所以难以理解他,以至于总在见仁见智,也大多源自这种复杂性。其次,正是沿着上述偶然与复杂,陈寅恪才先后、甚至同时利用了多种文体,而这些不同的文体结合起来,使其一生就像是多面的晶体。再次,尽管确实存在着各种中断,也总是要去将错就错,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是,陈寅恪的一生却终有大成,而且是在“三不朽”意义上的大成。甚至,这种以个人悲剧换取的大成,不仅使他成为当代的文化英雄,使他的名字成为嵌入社会的符号,而且也使他自己凸显为一种传统,乃至于对于后人构成了一种显学。最后,还是有点出乎意料,陈寅恪最有高度和最能传世的成就,表现在他写得最为放松的议论文中,这充分展示出了其过人的才华、洞见与大局观。无论是他的不古不今之学,还是他的推重宋代与宋学,乃至于他的重释道教与中体西用,这些既高屋建瓴、又充满道义的议论,都指向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形态”,因而既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纪念会第二场为国学院教授刘迎胜先生的主旨讲演《“汉人八种”新解——读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刘迎胜在陈寅恪《元代汉人译名考》的基础上提出陶宗仪《辍耕录》所记“汉人八种”可能抄录自非汉文资料,应是元朝政府为统治的便利而进行的族群归类,而非时人的自我认同。同时,或因当时南人、北人区隔明晰,“汉人八种”才不录“南人”,而元代知识分子追溯氏族可能与当时恢复科举有关。最后,刘迎胜教授提出,纪念陈寅恪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墨守成规,应如他当年那样开学术之新风,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11月1日下午,与会学者按照史学、儒学、文学文献等主题展开研讨,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十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青年学者参与论文发表与评议,论题涉及陈寅恪生平与家世、唐代政治史、儒学、近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等多个领域。这些学者皆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自2009年复建以来所招聘和培养的博士后。

  除了11月1日的研讨,本次纪念会还于次日转移到清华学堂,这正是当年陈寅恪工作过的地方。姚大力教授提出陈寅恪对今日历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坚守“求真、求新、求精、求直”的研究理念,还要秉持人性的真善美,更要关怀民族与文化的未来。此后,国学研究院的其他导师和与会学者围绕“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职责”这一主题,各自回顾了他们在清华国学院期间的所思所学,也展望了在未来的教学与科研中,如何将“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继续坚持下去和播洒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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