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日记》入藏记

  笔者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年,经手了不少书稿,有难有易,但都是份内之事。对文物收藏,则一窍不通,只听说这个行当“水太深”。2012年,凤凰集团巨资收购“过云楼”藏书,因其中宋椠元刻,名噪一时,期间,笔者虽对此“壮举”有“答记者问”,但仅是不明就里的“奉命行事”,说的也都是外行话,因为对于文物拍卖、收藏规则,确实如云里雾里。倒是书入藏后,我们出版社得便对所有图书进行了扫描,出版了《过云楼藏书书目图录》以及高仿印制了宋本《锦绣万花谷》。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与这类工作有什么瓜葛,不想2017年前后,实实在在经手了一次文物收藏,这就是后来被定为近现代一级文物的《钱大钧日记》。

  钱大钧(1893年—1982年),出生于当时的江苏吴县原正仪镇雅泾村(现属江苏昆山市)。国民党元老,黄埔军校初期教官,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军统局局长,抗战胜利后,任上海第一任市长等要职。1936年西安事变中,与蒋介石一并被捉,并身负重伤。他在这天日记中记到:“余于酣睡中被孝先之随从唤醒,告余曰:外面枪声甚密,请速起。余初未之信,以为士兵偶然失枪而已。旋闻枪声诚甚密,即披衣下床,持枪出视,即至前面之台阶,我便衣卫士数人正倚墙放射,而侧面则已有服灰布大衣黑皮领者,向委座住室又射又行。余不得入,拟召第二组来助,故即向奔往觅人,既至温泉旁,被阻折回。余才登阶四五级,折向左转,而枪弹即由余背洞入,余知已中弹,即伏地抬头一观,知我卫士犹在抵抗……。询诸卫士,均不知委座在何处,心焦急甚,而叛军已冲至,见宪兵即枪击,倒毙者颇多。时天色已明,余等即被俘。……旋被押赴前门,行至贵妃池畔,遇白凤翔,余询其何事如此,彼曰:城内杨虎城部兵变,余等奉命来保护委员长入城也。且询余:委座何在?余云不知。彼不之信,……彼即赴邻室,是时,余见孝先手被反绑押入园中,且闻人言,此蒋孝先也。旋有王旅长者,邀余走。余谓何往,彼谓入城见副司令……。张来作揖道歉,并谓委员长不久即来。……下午,汉卿又来视余一次,并告余,委座已到,并未受伤。旋即外出。时国柱亦在旁,告余曰,委座见汉卿时即告之曰:汝如是我部下,即日送余至洛阳,再与详谈,如汝认为是革命,则即将余枪毙,其他均不必言”(1936年12月12日)。钱大钧有记日记的习惯,且几十年不断,晚年(1975年)将其47年间所记日记(1927—1974年)42册,交其子钱世泽带往美国保管。据钱世泽说,钱大钧生前,曾经的同僚萧同兹、王新衡、顾祝同等人,多次建议其将“日记”发表,“但苦于难觅合适之历史学者协助,故迟迟未能如愿”(《千钧重负》前言)。

  2006年,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公布,引起史学界关注。钱蒋交集颇深,一度成为蒋的“红人”,2015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钱大钧藏蒋介石密令手谕”(信札册页),以1700余万元成交,也颇引人关注。2015年,一部四册《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在海外出版,虽“内容大约只是父亲日记的十分之一”(《千钧重负》前言),但这位身份特殊的民国历史人物的“日记”就此进入公众视野,其全部内容何时公布,以及“日记”将来归属和保存问题,引起不少研究者和收藏机构的兴趣。据《千钧重负》出版人刘冰先生讲,《千钧重负》出版后,有美国大学和中国台湾相关研究机构,有意收藏钱大均全部日记手稿,“例如美国史丹佛大学、哈佛大学等,或两岸重要学术研究机构,但几经接洽均未符合心中计划所求”(《千钧重负》前言)。刘冰先生是美国华文书业前辈,上世纪70年代,在洛杉矶创办长青书局,与中国大陆出版界保持几十年交往,并多次将自己珍藏的图书、书画等文物捐赠国内收藏机构。刘冰在看到这批“日记”后,觉得“价值非凡”,建议钱世泽先生“第一要出版公诸于世”,“第二你要找个适当的处所永久保存”。经刘冰介绍,“日记”法定继承人、钱大钧之子钱世泽先生于2016年5月授权著名出版人祝君波先生(曾任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等职),负责“联络并洽商日记原件转让事宜”(“授权书”语)。祝君波先生长期关注和研究国内出版产业结构,对凤凰集团产业链构成比较认同,曾有专文论及。2012年,凤凰集团竞拍“过云楼”藏书,也曾得到他的襄助。考虑到钱大钧是江苏人,且居南京多年,祝君波建议凤凰集团考虑收藏“日记”,认为“国民党元老的墨宝回归家乡,意义不一般”,“对台工作,影响巨大”(2016年7月1日祝君波给时任凤凰出版传媒股份公司总经理吴小平的信)。经凤凰集团慎重研究并多方听取专家意见,决定启动收藏程序,并交由笔者承办。

  2016年7月12日,笔者来到位于上海绍兴路5号的上海新闻出版局祝君波先生办公室,了解“日记”持有人转让诉求,并请祝先生设法代购《千钧重负》一书,以便对“日记”内容有基本判断。后经专攻民国史的同事研读并请教专家,撰成有关文字,供集团领导决策参考。经过一系列程序及双方沟通,特别是捐赠协议起草中相关法律条文的认定,2016年11月17日,凤凰集团假借上海新闻出版局小会议室,举行小型捐赠协议签字仪式,与专程从美到沪的钱世泽先生签订了“钱大钧日记捐赠收藏协议”。上海绍兴路5号是一组欧式民国洋房,据悉原为沪上南市华商电气公司老板朱季琳所属,在这里举行“签字仪式”,环境对于曾经的市长“公子”,是既熟悉又陌生,而对于跟随自己近四十多年的父亲“日记”,即将“回归”家乡,据我观察,80多岁的钱先生心情是激动的,或许有一点不舍,或许是安然放下了。在小型、简短的“仪式”上,老先生慎重其事地准备了书面发言,谈及“日记”保管的前前后后。期间还有一段小插曲,“仪式”前的午餐,安排在绍兴路27号老洋房花园饭店,这是一幢别墅洋房,据说是当年杜月笙送给姨太太的,走进院落,墙上有“原杜月笙公馆”标牌,大家很自然地聊起钱大均、杜月笙在抗战胜利后争当上海市长的话题。现据《钱大钧日记》,发现蒋介石在与美国人商谈日本投降善后事宜时,即对京津沪人事有所布局,“上午九时,魏德迈、赫尔利与委座商谈善后问题,其中赫尔利之主张,委座应速准备还政于民之文告……。下午四时,委座召余,谓北平市长可由熊哲民担任,军令部次长另觅一人。又决定胡伯翰任天津警备司令,余任上海市长,周至柔兼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黄剑灵任淞沪警备司令,并命余从速筹备早日前往云”(1945年8月11日),翌日又催钱速往,“电话询余何日起程,余谓须一星期后,彼谓太迟,两三日须行……。夜间,委座接见赫尔利大使、魏德迈将军,告以重要拟点之人事,先谓命钱主任任上海市长”(1945年8月12日)。看来杜月笙想当市长是一厢情愿。

  2017年3月11日,笔者及民国史专家、法律顾问、出版社同事一行5人,由南京赴美国洛杉矶,对存于钱世泽处“日记”进行验核、移交,第一次看到42册“日记”实物原貌,甚至在场的钱大钧其他几位子女,有的也是第一次看到“日记”的完整面貌,据钱世泽说,“日记”一直存放在银行保险箱中。42册“日记”均记在32开的日记本上,部分日记本封面被撕掉,为防内页受损,均用塑料袋套好。早期“日记”多为中式竖写,钱世泽说,其父在台所用日记本大多由子女从美国带回,故是西式横写。“日记”所记时间跨度起于1927年讫于1974年,但因中缺

  1928、1929、1930、1931、1933、1940、1941、1942八年,实际是记40年,其中在大陆的民国部分16册(1939年记两册),迁台部分28册(1950年记两册),迁台以后的日记中,也有不少是民国往事回忆或补记,如1961年10月26日即记民国25年蒋介石两次邀李宗仁、白崇禧晤面而白均“托故不来”;1966年3月2日记民国34年魏德迈与蒋介石就美运输机由菲律宾飞往昆明而不希望受检查的谈话等等。虽然由于钱大钧本人身份与政治立场,“日记”中的一些内容不一定客观甚至是反动的,但专家认为,钱大钧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其日记“录有其任职或亲历之中国近代史之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情况,弥足珍贵”,其“两度出任侍从室主任之职,其经历之重大事件,其接触之重要人物,凸显独特之史料价值”,可“辩证如已公布之蒋介石日记等史料”(专家现场鉴定意见)。2017年8月30日,江苏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已入藏凤凰集团的“日记”进行文物定级鉴定,其时正是电影《建军大业》播映不久,其中有朱德率领南昌八一起义部队,与时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二军军长钱大钧指挥的部队激战三河坝的场景,专家翻检到这期间的日记,发现不少有关此战役前后的记录,如“我左翼动摇,致全线退却,余即决定先退筠门岭再决方针。兵败后连夜退却,但兵力疲惫,沿途卧倒者颇众………是役官兵伤亡过多,损失约在三分之一以上”(1927年8月31日),“终夜行山路,直至一日午后三时始达安远城,军心仍甚恐慌。余决定在安远休息一二日再行,以期集合部队。各队士兵在后者,破坏军纪,人民恨之刺骨,故今日夜间,民间射放土枪甚多,官兵受虚惊不少”(1927年9月1日),“午后一时,召集全部准尉以上官佐训话,余首言,我们到了现在才全部集合起来,看看人员较前不知少了几多,这所少的,可以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我们同志最忠实、最勇敢、最能牺牲的同志,第二种就是寡廉鲜耻、偷生怕死、不足与共患难的偷跑的人”(1927年9月27日),“因见山上火光甚多,故本军宜集中主力先击破三河为佳,故决令新一师改道,于上午六时发出命令,但恐已赶不及矣”(1927年9月30日),“余复以两役伤亡殊大,请示招募补充”(1927年10月6日),这样的记录,恰好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队英勇无畏,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以少击多;而反观国民党军队,则溃散无纪、不得民心和屡屡败仗。根据国家文物局2003年印发的《近现代一级文物藏品定级标准(试行)》,《钱大钧日记》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2017年4月21日,《钱大钧日记》捐赠仪式在南京举行,包括钱世泽在内钱大钧的多位子女专程从美国或台湾地区赶来参加,看到“日记”得到很好保管,大家对当初将“日记”归藏凤凰集团的决定都比较欣慰。有记者后来采访钱世泽写到:(日记)“留在国内,而没有如钱世泽先生原先设想的那般,模仿老蒋,将其送往史丹佛大学或哈佛大学等海外机构,即善莫大焉。钱先生告诉我,最初听说大陆愿意接收其父日记,曾让他颇为吃惊,国共两党长期对峙,如今有此襟抱着实让他感动。幸亏得高人指点,他才选择了正确的捐赠路径,让父亲一生积累的心血不必像他似的浪迹海外,而是留根中国。”(姜龙飞《钱大钧日记捐赠幕后》,《档案管理》2017年第6期)巧的是,钱大钧当年在南京的旧居(傅厚岗28号),离凤凰集团仅数百米之距,这是一栋西式三层洋房,他们听说后兴奋不已,一行十余人一早便过去拍照留念,钱世泽还依稀记起儿时生活场景。为了表示对我们工作的感谢,钱世泽将钱大钧一幅铁线篆书“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同时送给凤凰集团。

  凤凰集团作为出版文化企业,文献收藏的目的还是在于开发、利用,以期惠及更多读者。笔者所在凤凰出版社,是集团所属专业古籍出版社,民国文献是我们重要出版板块,民国名人日记更是重要出版系列,已出版了《冯玉祥日记》《白坚武日记》《胡景翼日记》《蒋作宾日记》等,《钱大钧日记》入藏,为我们这一系列又增添了新的选题储备,相信读者能够有机会看到这部日记整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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