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秦汉华南社会画卷——为《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一书序言

  早在2500年前,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已在中国逐渐形成,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以保证国家政权长期稳定,如何有效进行行政管理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及民生需要,成为中国历代政府要去面对的两个重要问题,历代政治家们殚精竭虑,力图寻求最合适的途径予以解决。传世典籍保存了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具体操作记录。

  从前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多半是从政治思想或政治制度着眼;而政治思想不包括政治地理思想,政治制度则常常忽视地方制度。因此,利用中国历史文献(无论是传世或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来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框架,成为一个应该引起地理学、历史学与政治学界,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界重视的问题。

  理论的建立自然有赖于实证研究的充实。在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的秦汉时期,其留存至今的文献数量远不能与后世相比。而要了解统一帝国建立之初和起始阶段的政治家们如何维持不同区域的政治稳定、如何处理前述两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需要在传世文献梳理之外进行新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瑞的著作《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从考古学角度来分析秦汉时期华南地区(简称秦汉华南)政治治理过程的重要成果。

  用一个区域的文物考古资料来研究历史文化的问题,第一个难题当然是能否搜齐资料。刘瑞把原本想要解决广东这样一个相对不大的区域在秦汉如何发展的问题,扩展到将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相邻省区的早期发展纳入自己视野当中。他坚持“穷根究底”的原则,系统收集了60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方志、报告、图录的所有相关的出土和传世资料。还对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出版的大量新方志进行全面查阅,将过去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的仅见于方志的秦汉考古资料,进行了全面搜集和利用。

  对一项研究而言,资料搜集虽然辛苦,但是否能做出有益的结论,关键还是用什么方法来整理和分析资料。刘瑞在尊重以往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不仅建立起新的考古编年,更建立起完整、详尽和准确的秦汉华南考古地理信息系统,使得海量资料有了快速整合的有效平台。

  刘瑞将各地发现的所有考古资料,“复原到”秦汉当时的郡国体系中,展示了华南社会发展多层面的全景式画卷,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他根据考古发现地点在秦汉时期的不同性质,将其分别归类到郡国治、县治、准郡国治、准县治以及其他地点的五级不同行政级别之下,在此基础上对数千座秦汉时期墓葬遗物进行条理化分析、类比,探讨同一郡国内不同地点在同一时期的发展差异与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探讨不同郡国在同一时期的发展差异和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寻找各种现象的分布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着力探索形成差异的各种原因。他的研究突破前人窠臼,建立在对60年来积累的庞大资料的全面整理基础之上,因此以秦汉郡国为基础进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整合,对秦汉时期华南郡国发展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秦汉华南地区社会发展进程的表现及差异化探索,尤其是对各地社会文化情况及社会生活发展程度等问题的分析,体现出相当的学术价值,其结论可信且富有启发性,对学科发展及中华民族形成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刘瑞的论文完成于2010年,搜集资料截止于2009年6月,但在近10年后的今天来看,他当时开展的长时段、大区域、精细化、全数据分析而得出的相关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所获得的对华南地区秦汉时期社会发展进程的相关认识,具备了理论方法的创新和一定的前瞻性。这一研究方法不仅可应用于秦汉华南,也应该可以应用于其他朝代的不同区域。过去很多被认为已“题无剩意”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题目,如果采用新思维与新方法,相信会有进一步拓展的可能,使其更具意义。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帝国南缘的面相》一书序言,本报编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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