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中的《唐诗求是》

编者按

  去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教授推出《唐诗求是》一书。该书是作者多年来唐诗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当前学界唐诗研究方法新变、成果累累的一种反映。在此,我们发表两篇评介文章,以向大家推荐这本重要著作,并希望有助于读者藉此了解唐代文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向。

《唐诗求是》,陈尚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8月第一版,218.00元

  《唐诗求是》是陈尚君先生近期出版的唐代文学研究著作,这部书既有集成性特征又暗含了很多创新因子。在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中寻绎,或可发现这部书的内在底蕴和学术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唐代文学研究有两次重要的学术动向:一是诗人考证的兴起,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一是历史文化研究的勃兴,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这两部书出版时间间隔不大,又互为补充与衍发,开辟了不同维度的研究途径。作为受傅先生影响的学人,陈尚君先生在继承求是精神的基础上,又不断探索,《唐诗求是》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下面仅就傅、陈两位先生研究的代际变化,略陈管见,考察《唐诗求是》的学术史意蕴。

  傅先生《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一时成为许多学者效法的对象。这部书不仅给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领域:诗人考证;还树立了一种学术精神:实证。可以说,之后的学术著作,无论所谓的“内部研究”,抑或所谓的“外部研究”,都是“诗人丛考”实证精神的彰显。论书必讲求版本,论事必讲求本事,论诗必讲求出处,论史必反思材料。与《唐代诗人丛考》不同,《唐代科举与文学》是一种发散式的人与社会的研究,如果说《唐代诗人丛考》是傅先生对丹纳《艺术哲学》之“神会”的话,那么《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是唐代文学研究“法度”的创立。之后,唐代文学研究者渐渐有能力从事断代的、跨地域的、跨学科的研究。前者催生了很多考证性的“小”文章,研究更加精确细密;后者激发了很多综论式的“大”博论,视野更加开阔。但是一种经典的创立势必会给后人带来崇高感,怎样才能摆脱“影响之焦虑”呢?

  这就有了陈尚君先生《贞石诠唐》《唐诗求是》等书的出版。《唐诗求是》是陈尚君先生近年出版的论文集,从横的方面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构想与学术格局。如作者所说,全书可以分为四个板块:《全唐诗》、专人、专书、叙录。综括言之,可用五个字评价:辑、辨、叙、评、论。辑就是在竭泽而渔的基础上辑录最佳文本;辨就是识书籍版本之优劣、知文本出处之真伪、考诗人本事之流衍;评就是对重要著作的书评;叙就是以叙录、提要的形式引导初学者掌握有唐一代基本典籍;论就是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向上一路”,考察文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从纵的方面看,自1979年到2017年,共收录59篇文章。其中,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收21篇,2000年到2010年收12篇,2010年到2014年收26篇。纵横交错,经纬分明,可以看出作者学术兴趣的转换与拓展,学术生命的绵延与自我更新。既有以往的文献考证,又有新近的人物论述。全书是不同时段的论文合集,真可谓“活”的唐诗研究史了。在《唐诗求是》中,绵密的文献考证固然重要,但文学传叙式的研究思维更应值得关注。

  早在作者跟随朱先生读研之时,就已完成论文《杜甫为郎离蜀考》(后发表于1984年的《复旦学报》),作者通过细读各家注杜诗集,凭借唐代制度常识,勾连杜甫行旅轨迹,考证出杜甫离蜀并非因为严武,而是因为任郎官。再到近期写就的《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发表于2016年的《东方早报》),在陈先生的牵线下,可以发现,比之傅璇琮先生《李德裕年谱》线性式的、考辨文献式的还原人物,瞿著更强调人际交往的多维性。这就要求文学研究从线性到多维,从“扁状人物”到“圆形人物”,从文献文本到文献与人物合一的转变。人与人交往,情感复杂多样,政治立场不同也可以唱和赋诗,只谈风月不谈公事的交往为数不少。此外,陈先生并不是简单的为瞿著“牵线”,还道出了很多经验之谈:“历来政治之是非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由谁来及采取何种次序来做。”可以看出作者在取岑(仲勉)之“法”,陈(寅恪)之“神”的基础上,又有朱东润先生传叙文学之“格”。在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还原诗人的历史风貌与生存处境。至此,朱东润先生的传叙文学不再仅仅是文学创作本体,而是学术研究方法论。这就抛出一个课题,文学传叙思维是否可以促进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的第三次自我更新?这种思维需要文献上的锱铢必较、区分史源,史识上的体贴人情、同情理解,加大了稀见文献的开采与挖掘,增加了人情与世故勾稽索隐,深化了史识的统筹与推演,可以称之为“传叙式的唐代文学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增加了学术研究的趣味性,还使得历史文化维度的研究更有了“骨”与“神”、“气”与“格”。围绕作者与文本展开有生气的论述,而不是让诗人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强调真实与场景,而不是让诗人成为供人瞻仰的牌位。力求有所突破,论点不因袭古人。力求有所寄托,文章有补于世。

  唐代文学研究在三十年间经历了“诗人—文化—诗人”的变幻,但并不是重新回到原点。前辈学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又不断探索出新的科学的研究方式。摆脱了以往过多的价值判断,取而代之的是历史文化考察;纠正了以往唐代文学研究重“内”不重“外”的倾向,重新审视制度与文化;反思了以往制度与文学研究“两张皮”的现象,渐渐兴起的是传叙式的体贴入微。三次学术革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反思与勃发。从现在学者考证墓志之细密,讲求文本之广泛,学术意识之与时俱进,可见一二。陈先生在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上又提出了“无分文史、无分内外、无分宏微、无分考论、无分新旧”的观点,可以看出唐代文学研究中文史通融的趋向与趣味,也可以看出当代学者的自信与能力。

  比之以往的历史—文化研究,传叙式的研究更强调还原真实的活的生命,还原复杂的陌生的历史,要求研究者驾驭文献材料的能力可能更高。不光如此,传叙研究甚至要让默默追求考证的学者“活”起来,从封闭的“私人天地”中走出来。像朱东润先生一样有家国情怀,有寄世之思,有历史的使命感,有时代的责任感。一位诗人一座脊梁,一篇文章一份寄托。诚如朱先生的那句名言:“用最艰苦的方法追求学识,从最坚决的方向认识人生。”唐代文学研究者始终都沿着最坚决的方向在迈进,花最大的气力投入到最辉煌的唐诗研究中去。唐诗的艺术世界与学者的学术境界是相融相生、相伴相随的。

  笔者学养有限,对唐代文学研究的理解必有简浅迂阔之处,以上管见,还望方家教正。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