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跨越门闾以后——读《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

《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美]许曼著,刘云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6月第一版,68.00元

  “让我们想象大约一千年前的某一天,当地女子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她走出闺闱,穿过家中的几扇门,跨越大门的门槛,遇到了住在同一巷陌内的邻居。或在同伴陪同下,或者孤身一人,她步行,坐轿,乘车,或者骑驴直奔闾门,在那里,她可以判断出目的地的方向,那可能是她同伴的住宅、某处景点、田地、市场、公共项目建筑工地、政府衙门、温泉、寺庙、当地节庆场所、墓地等等。回来时,她经过了闾门,又穿过家门,再重新进入闺闱。”

  许曼教授在新书《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导论中这样写道。生动的描述吸引着目光,新颖而大胆的论断冲击着几十年专业训练形成的观念,我带着疑惑一章章读了下去。

  第一章紧扣书名,题《进出之门》,谈及三种门:闾门、中门和孝子献给母亲的门额。开篇谈的是地方政府给孝女、节妇颁布表彰的匾额:“闾额的观众可能是整个城市的居民,甚至是过往的旅行者。”“就像她们同时代的男性一样,女性在‘家’内的古典美德可以用体面的公共标志体现出来。以这种方式,女性就可以在本人不离开‘家’的情况下,有权利在名义上突破‘家’的界限……从宋到元明清的王朝鼎革之际被一直保存下来,由此产生了大量的门和门饰,使女性深深介人地方行政的政治话语中。”“与此同时,尽管政府不干涉‘家’,但这些匾却对女性施加了官方和大众的压力,给她们的家庭生活蒙上了阴影。女人被期待待在家里,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门内度过。授予女人的荣誉匾额放置于家门,它既代表了国家权力的滋扰,也是一个受人欢迎的名望声明,表明政府意图渗透进这户‘家’。”旌表话题似乎是陈旧的,但作者将它引申到匾额悬挂的地点上,这就有意思了。一页页仔细读下去,常可见这样的表述,从新的角度对老的论题加以阐述与观察,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作者引领读者,于“第二章跨越了诸门,到达了外界的开阔地带”,直到第五章皆“追寻她们所到之处的踪迹”,即从旅游、社区活动、与政府关系、宗教活动等方面来“揭示她们多维社会生活的细节”。其中,第二章谈及福州妇抬得起轿子的强悍,第四章记载温泉浴分男女汤的开明,第五章更描述千刹香火的繁盛,这些细节极具地方特色。

  选择一个地区为重点研究对象,既可见美国汉学重区域社会研究的传统,又具备日本汉学以小见大的风格。选择福建也极为聪明,宋代的福建路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建阳繁盛的书坊将“建本”书散至全国;朱熹的弟子多为福建人,形成“闽学派”……仅一部《清明集》——宋代唯一现存的现实判案集,便可引出种种话题,而案件正以福建为中心舞台上演。作者对地方史料的挖掘,更竭尽全力,引用了大量明清甚至是民国的地方志,如嘉靖《宁德县志》、康熙《南安县志》、乾隆《仙游县志》等等,风景名胜的石刻、修木兰陂的钱四娘、种荔枝的十八娘等,都只见于地方志。用明清文献证宋代历史,一般不为宋史界接受,但细细一想,这却是合理的,因为明清的地方志全都依据先朝的蓝本增修,特别是有关妇女、地方风俗、地方神祗等史料,往往不会被国史、编年等史书收入,却通过一代代的地方志流传下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一点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当然,该书在利用明清史料方面似亦有可商之处,如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大多可找到宋史料的原出处,不知作者用这类书是否有不得已的理由?

  如作者所言,“总体而言,本书勾勒出的福建女性经历适用于整个宋帝国”,因此,所引用的文献并不限于福建一地,如第二章便利用《清明上河图》的多幅局部画面说明女性的出行工具与装扮。重视对图像史料的运用,也是海外汉学的长处之一。

  在史料上的开拓方面,更体现在对考古报告的重视,尤其第六章《归宿:女性与墓葬》更充分利用考古的研究成果。不仅收集所有已出版的福建出土宋墓考古报告,而且作者曾进入福建省博物馆档案室,翻看了1950至1970年代未发表的考古报告,书末附有82座宋墓发掘报告目录,书中有福建宋墓结构、类型、随葬品比较等表格。考古发掘报告为该书提供了数据,结论是中肯的:“对墓室壁画、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研究都表明,性别差异并不是宋人对墓葬安排和期望的主要关注问题。”

  但有一点似可商榷,作者写道:“夫妇在晚上共用的闺闱内的卧室,在白天被认为是女性的空间,君子应该有意避开,然而在来世,白天与夜晚、内与外的世俗差别被模糊掉。”其前提是男女墓室的墙上都画有卧室,卧室的布置亦无性别差异。然而,在中上阶层的“家”中,夫妇无论白天晚上并不会共用一个卧室,夫、妻、妾自然也是各有自己的空间。夫妇墓室都画有卧室,会不会是现世生活的再现呢?

  墓葬资料中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三座南宋末年墓葬》一节,作者关注“只在两个男性的墓室中才发现有书写文具”,我却注意两位男性墓室发现的化妆品。许峻墓室有奁盒、粉扑、香粉、和铜镜;黄涣墓中也有漆奁盒、木梳、篦、银制双层方盒、粉盒、铜镜等等。古代男子梳发髻,有梳、篦、铜镜并不奇怪,可是,粉盒、粉扑又作何用?曾读《浙江宋墓》报告一座三室墓的“中室”即夫室发现三个粉盒,当时即觉得不可思议,转念一想此墓曾被盗,或许是从妻墓室带来的?现在联想到,男性墓中有粉盒,看来还不是个别现象。魏晋名士或有扑粉者,难道,宋代男子也在脸上扑粉吗?在此,静候专家解释。

  这部译作的页边有英文本的页数,以方便读者核对。注释既不在页下,亦不列于章末,而集中放在书末。因此,这本书不能卧读也不能随意翻翻,只适合放在书桌上正襟危坐地读,夹以书签,以备不时“翻山越岭”去找那些注释。尽管如此不便,注释还是值得重视。如第三章注22在第339页:“刘静贞、柏文莉和柏清韵都做过关于宋代女性墓志的调查研究。她们发现零散的北宋墓志中关于女性接管家庭财务,让丈夫和儿子解脱出来在外面打拼的主题,但这个主题在南宋更常见。柏清韵《宋元时期的女性、财产与儒家反应》,第174页。”作者长期在美国求学与就业,不仅对英文的性别史论著如数家珍,而且似乎还精通日文,书末列有许多不常见的日本和台湾学者的论著。注释中的海外汉学信息,尤其值得专业研究人员重视。当然,相较而言,对于大陆的宋史论著,作者似乎还应该更了解一些。如有关宋代妇女财产权的论述,该书列举了美国学者柏清韵、日本学者柳田节子和台湾学者刘静贞的大名,唯独未提中国学者袁俐,她的《宋代女性财产权述论》一文,几乎与柳田节子同时发表,亦颇见功力,当然,也许因为早期的《宋史研究集刊》不易看到吧。

  结语曰:“如果考虑到当时政府和学者对女性更为宽容的态度和积极的看法,就可以说她们在宋代的女性祖先们,是生活在一个对女性更加友好的社会中。归根到底,自主性和流动性——在传统上被归于明清女性的这两种属性,无疑可以追溯到宋代。”

  的确,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时期,劳动妇女走出家门谋生从来都不是问题,然而,刘佬佬的出门能否证明林黛玉的“自主性和流动性”呢?书中引用了高彦颐的名言:“任何女性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都应是分阶层、地点和年龄的。”这句话非常精彩!让我们再看看本文开头引用的那段生动描述。如果欲出门的女子是士大夫家庭的妻女,未得到丈夫和父亲的允许,没有妾婢的陪伴,她能否随便走出大门,又能否判明方向?而如果她是小家碧玉或劳动妇女,家中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门?

  最后,观察一个从书中看到的故事。南宋初王洋知邵武军,孀妇袁氏递诉牒请求再婚,王老爷注意到女人丧服遮盖的红裙一角,喝令严刑拷打,袁氏立即招认毒死了丈夫,原来她竟是“潘金莲”。作者更关注故事中这位妇女提起诉讼的“自主性”,我却留意案件背后的悲惨。袁氏会不会也像窦娥一样冤,于酷刑之下唯求速死?一个孀妇请求再婚,便招来地方官那么苛细的毒目,就因为她对前夫未现出痛不欲生的表情,便以酷刑伺候,然后众人对青天大老爷的英明顶礼膜拜。该书似乎赞同柏清韵的观点:“元统治者带来的游牧习俗,具有讽刺意味地促进了在宋代并不流行的贞节观。”不管这种贞节观是否“流行”,已足够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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