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蜀韵

  因涉及“蜀地”地理,得先说蜀地地理的流变。

  以“省”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管辖,起于元朝(著于明代的《金瓶梅》第七十回说宋“两淮、两浙、山东、山西……、四川十三省提刑官”之“省”一说,不确。《宋史/地理志》宋设“路”)。《元史/地理志》:“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曰岭北,曰辽阳,曰河南,曰陕西,曰四川,曰甘肃,曰云南,曰江浙,曰江西,曰湖广,曰征东,分镇籓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军四,安抚司十五,县一千一百二十七”。元时,四川行省北至今陕西略阳,南到今四川叙永,东到今重庆巫山,西到今四川雅安。宋时,由于两宋变迁,有“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潼川府路”等,两宋属地大致相当:北至今陕西洋县,南至今贵州罗甸,东到重庆巫山,西到今四川雅安。跳过唐到汉,汉置益州。益州分北南两部,益州北部相当于两宋辖地,其中蜀郡、巴郡为主要辖地。今四川/重庆两地在《大清一统志》卷二百一十九里都属四川,与宋、元辖区相似,与1997年川/渝分治之前的四川辖区相似,简称“蜀”。

  以巴、蜀中心向东南西北四方扩散形成了元代四川省的版图。中国最早一部方志《华阳国志》(成书大约348-354年)记“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除“南中志”外,其他三志所辖属地,便大致相似于元代的“四川行省”辖地。巴、蜀历史,源远流长。面对悠久,李白《蜀道难》大吼一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史前文明,蜀国就以神话的方式存在了。这就是李白所说的“蚕丛”和“鱼凫”,当然还有同样著名的杜宇。随着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原来我们认为的传说、神话,有可能就是巴山蜀水(即四川盆地及周边大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灿烂文明。李白的“开国何茫然”之巨大一问,或许会随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进一步研究,巴蜀文明很可能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与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共同构成三足鼎立的华夏文明)。“蜀”()这个既具象形又具表意的汉字,揭示了蜀地文明起源的基因。“蜀江”“蜀山”“蜀汉”“蜀锦”“蜀葵”“蜀绣”“蜀栈”“蜀本”“蜀茶”等专用名词和“蜀犬吠日”“得垅望蜀”等成语就佐证了蜀地文明、蜀地文化的独具性。公元前11世纪即周之前的“古蜀国”,不再是传说中的符号,而是中国文明史里的代码之一。古蜀国走到了秦,设置了“蜀郡”(管辖《华阳国志》里的“巴”“蜀”和“汉中”)。由此,蜀地与他地一样,共同走进了中华文明快速发展的时期。公元前三世纪,秦蜀郡太守李冰治岷江;公元前二世纪,汉蜀郡太守文翁兴教育。

  蜀地文化的某种独具性,从某种方式介入到它后来的历史。从秦到隋,蜀地建立过与中原魏、江南吴并存的三国鼎立蜀汉刘氏王朝(221-263);唐末五代十国时,建立过前蜀(905-925)王朝和后蜀(934-966)王朝。也就是说,从古蜀国的蜀地经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来到唐,或者从元返回,经过两宋、五代十国回到唐的蜀地,唐时蜀地的辖地几近整个西南(剑南道,西川与东川)。北至今甘肃武都,南至今云南个旧。东到今重庆巫山,西至今四川西昌。仅剑南道属地“戎州(今四川宜宾)都督府”就管辖40余州,直至今云南个旧、建水!唐贞元元年(785),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蜀地二十一年,文治武功,封南康郡王,史称“韦南康”(今蜀南内江、宜宾等地依然存有韦的遗存遗迹)。韦皋在蜀与诗人(如薛涛)多有来往。韦皋治蜀(史载主要是武功),只是唐代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大唐一代,蜀地迎来了它的文化高峰。高峰的标识就是:

  蜀地中的唐诗,唐诗中的蜀韵。唐诗蜀韵的第一人,当然得数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窅然遗天地,乘化入无穷”(《感遇诗三十八》之五)、“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感遇诗三十八》之十九)等,由于《登幽州台歌》和《感遇诗三十八首》的“高昂清峻,雄浑苍凉”,为元人方回称为“唐之诗祖”。尽管《全唐诗》留下的第一个蜀地诗人不是陈子昂,最先写蜀地的重要诗人也非陈而是初唐四杰。但作为唐代诗人一等一的高手,陈子昂以完全不同于前朝“徐庾余风”的诗风横空出世,预示了唐诗蜀韵中的无论是蜀地诗人还是入蜀诗人写蜀地诗的豪华且杰出的阵容和内容。

  不过,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唐代诗人传记《唐才子传》(元/辛文房),在录有唐/五代诗人398人(传278人,附传120人)中仅录有蜀地诗人7人。这7人为:陈子昂、李颀、雍裕之、李远、雍陶、薛涛和唐求。显然,这一数字对于唐诗蜀韵,低估了蜀地诗人和入蜀诗人的成就。事实上,唐诗蜀韵,如前所述,应当包括两部分诗人:一部分为蜀地本土诗人,一部分为入蜀诗人(且又写了关于蜀地的诗)。譬如说,杜甫一生1400多首诗有三分之二于蜀地成就,再譬如,虽不生于蜀地但长于蜀地后云游天下的李白,尽管李白云游他方,相比与蜀地牵连不多,但哪怕就一首《蜀道难》(南宋蜀人计有功的《唐诗记事》认为此诗是一首讥讽严武暴政的政治诗),便会让李白作为蜀地诗人名垂千古。

    二

  先说蜀地本土诗人。

  《唐才子传》所录蜀地诗人陈子昂、李颀、雍裕之、李远、雍陶、薛涛、唐求7人。陈子昂“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李远一联“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为皇帝熟知。最终归蜀的李颀“边塞诗”如“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古意》),“金笳吹朔雪,铁马嘶云水”(《塞下曲》)等写得不输其他“边塞诗”。雍陶的《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记录了蜀地晚唐时一大变故,即南诏侵蜀;其中第一首“但见城池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锦江南度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尤为悲怆。薛涛的“红笺写自随”,开创了蜀地唐韵的另一种风流和风度。元稹有“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寄赠薛涛》)相赠薛涛,而薛涛则以自制的花笺相寄“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寄旧诗与元微之》)。薛的《十离诗》,可作哀怨诗之总代表。其中“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的“红笺”即薛涛笺以及薛涛井,早已经成了成都的一个文化地标。唐求高隐僻地,写诗塞入葫芦,顺水(今岷江)漂流,任人捡拾,不求青史留名,“诗瓢”一号,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颂。雍裕之的《江边柳》“袅袅古堤边,青青一树烟。若为丝不断,留取系郎船。”深得“古诗十九首”的精髓。《全唐诗》录雍裕之诗34首,其中五言绝句25首,七言绝句9首。《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说“今裕之无律诗存世,知亡佚多矣”(陶敏,1989),另,《唐才子传》称裕之“为乐府极有情致”,但《全唐诗》仅录一首,亦可见裕之乐府亡佚可能更多。类似亡佚的事,远不只雍裕之一人一事。无论人为还是时间,亡佚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面,或者说后人万般无奈且又万般慨叹的一面。历史如此,人性如此,诗史也如此。

  值得安慰的是,清人编纂的《全唐诗》录有蜀地本土诗人的至少还有:闾丘均(《全唐文》作闾邱均)、何兆、苑咸、仲子陵、花蕊夫人等。特别值一提的是,闾丘均、何兆、苑咸等存世诗虽很少,但非泛泛之辈。闾丘均《全唐诗》录诗一首,这首叫《临水亭》的诗,不仅为现代著名中国文学史大家游国恩(1899-1978)在中国文学史里论及;重要的是,《临水亭》见证了唐时文化对滇地文化的影响。再就是,因为《临水亭》诗和诗碑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遗存遗址,成了中古唐代文明和唐诗留给今天滇地的记忆。诗圣杜甫也很敬重闾丘均,杜诗《赠蜀僧闾丘师兄》,一是肯定了闾邱均的业绩“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二是赞扬了闾邱均的气质:“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三是评价了闾丘的诗坛地位:“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像“峻极逾昆仑”的话,杜甫如此赞美的人,恐怕是不多的。不仅如此,《全唐文》里录有闾丘均文10篇,且多是为自己家乡(即益州、蜀州)百姓的请表,如《为益州父老请留史司马表》《为益州父老请留博陵王表》等(《全唐文》297卷)。苑咸,成都人,《全唐诗》只留苑两首诗。但其中一首《酬王维》,则见证了蜀人与当时有诗佛之称的王维的深厚交际。同时,可以看到佛教对蜀地的浸染和蜀地佛教教化后的重要文化现象。《酬王维》写道“莲花梵字本从天,华省仙郎早悟禅”。苑咸与王维谈佛论梵,并非学生样,而是一位与王维“平起平坐”的梵音高手。《全唐诗》录王维诗66首,其中有两首是写给苑咸的。其中仅一首《苑舍人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戏为之赠》写道“名儒待诏满公车,才子为郎典石渠。莲花法藏心悬悟,贝叶经文手自书。楚词共许胜扬马,梵字何人辨鲁鱼。故旧相望在三事,愿君莫厌承明庐”。可见王维对苑的敬重。《全唐诗》录仲子陵诗一首,但仲子陵却是唐时儒学大家和“蜀学”大家。唐元和年间(806-820)时任宰相的权德舆,为仲子陵所写的《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全方位地介绍了仲子陵的事迹与成就,记述了仲子陵在儒礼的讲解与传承所建立的业绩,高度赞扬仲子陵“修词甚博,推本六经”。《全唐文》录有仲子陵9篇文章。《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等都记录了仲子陵的儒者行迹。花蕊夫人留下的近百首“宫词”,则是中国诗史的重要成就和这一文体的重要标志。另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一诗,真见蜀地女子的刚烈。这诗是否启发了后辈女子李清照,谁说得准呢。李清照那首五言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三

  再说入蜀诗人,或者入蜀诗人写蜀地的诗。

  古人论陈子昂诗,以为陈诗的地位在于一扫“采丽竞繁”的六朝诗风,真正开启了大唐气象。不过,依然有些“采丽竞繁”的,正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而初唐四杰于蜀地都有勾连,而且紧密。骆宾王的《饯郑安阳入蜀》虽说“地是三巴俗,人非百里材”,但“遗锦非前邑,鸣琴即旧台。剑门千仞起,石路五丁开。”《忆蜀地佳人》时又说“莫怪常有千行泪,只为阳台一片云。”可见敢于写《讨武瞾檄》的骆宾王,对蜀地的一片深情。卢照邻于蜀地有《文翁讲堂》《相如琴台》《石镜寺》《益州城西张超亭观妓》等关于蜀地人文的诗,其中“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相如琴台》),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异乡诗人对蜀地的崇敬。《唐才子传》称“神童”的杨炯,有《广陵峡》《巫峡》《西陵峡》等诗,其中《巫峡》“三峡七百里,唯言巫峡长。重岩窅不极,叠嶂凌苍苍。绝壁横天险,莓苔烂锦章。入夜分明见,无风波浪狂”很是气派。王勃的《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成为怀人思乡的名诗。

  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诗人,诗史称为“李杜白”,李、杜、白三公的诗,公认为唐诗的最高成就。三公都与蜀地相关。李白生西域、长在蜀地,之后游冶仗剑四方。除了《蜀道难》之外,李白写蜀地的诗至少还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京》《登锦城散花楼》《登峨眉山》《早发白帝城》《听蜀僧浚弹琴》《上三峡》《荆门浮舟望蜀江》《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目壁》《巫山枕障》等。其中《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和《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两首七绝,成为唐人绝句的最高成就之一。唐乾元二年(759)冬,杜甫从同谷(今甘肃成县)陆路入蜀,大历三年(768)从夔州水路出长江,杜甫在巴山蜀水之间漂泊了近十年。十年间,杜在蜀地写下了近900首诗,约占杜诗1400多首的三分之二强,而且杜甫最有名的律诗如《蜀相》《客至》《秋兴》等,几乎都是在蜀地写就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从这一角度上讲,蜀地成就了杜甫。当然,杜甫也以自己的才情、忧愤、伤感及明丽的诗,回馈了蜀地。白居易由江州沿川江入蜀忠州18个月(一说22个月),虽然没有留下如在江州《琵琶行》那样的名诗,但诗人的《种荔枝》及其他关于荔枝的诗,使得蜀地的荔枝,从此扬名天下。李杜白三诗人在蜀地,留下许多华章和故事,再加上王维与蜀地的关系。这样一来,“诗仙”李白与蜀地、“诗圣”杜甫与蜀地、“诗佛”王维与蜀地,香山居士白居易与蜀地,整个唐代最杰出的诗人先后入蜀。王维入蜀,不仅诗与蜀地有关,据艺术史家唐林依据《宣和画谱》,王维入蜀后画有《剑阁图》三幅和《蜀道图》四幅,这表明在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王维与蜀地的密切关联,尽管这些画作多已亡佚。四大诗人与蜀地的这般的故事与场景,无疑是中国诗史的一大奇迹和盛事!加上岑参、元稹、贾岛、李商隐等唐代一流或超一流诗人入蜀以及他们在蜀地写下的诗,而且有些就是诗史上的名诗。如岑参的《醴泉东谿送程皓元镜微入蜀》“蜀郡路漫漫,梁州过七盘。二人来信宿,一县醉衣冠。谿逼春衫冷,林交宴席寒。西南如喷酒,遥向雨中看”;如贾岛的《喜雍陶至》“今朝笑语同,几日百忧中。鸟度剑门静,蛮归泸水空。步霜吟菊畔,待月坐林东。且莫孤此兴,勿论穷与通”;如元稹的《江花落》“日暮嘉陵江水东,梨花万片逐江风。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如李商隐的《寄蜀客》“君到临邛问酒垆,近来还有长卿无。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等。唐时这些名诗人的入蜀及他们在蜀地写下的诗,不仅是蜀地文化发展史的重大事件,而且与李、杜、王、白一起,共同铸就了蜀地的文化标高和文化顶峰。

    四

  唐诗中的蜀韵,或者说整部唐诗历史,有一个重要现象值得玩味和思考。“唐之诗祖”是蜀人陈子昂。生于唐末乱世的郑谷,虽非蜀人,但因黄巢破长安,郑谷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避乱入蜀。后来郑又几次入蜀。郑谷在蜀,是郑谷一生最重要的岁月。郑谷在蜀地作诗共有40余首(《全唐诗》录郑谷诗325首)。开宋朝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称赞郑诗“儿时犹诵之”。由此,南宋张端义在《贵耳集》称郑谷为“晚唐之擘”。少年“秦妇吟秀才”、晚年“花间集”盟主的韦庄,也非蜀人,但入蜀后,成为前蜀的开国制度制定者和前蜀宰相,75岁寿终正寝于成都花林坊。由此,我们还发现,或者从唐诗的历史来看:唐诗的起点在蜀地,唐诗的终结也在蜀地。

  从起点讲,不仅仅因为陈子昂是“唐诗之祖”;还因为比陈稍早的“初唐四杰”都写过与蜀地相关的诗。王勃最有名的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题目就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蜀中九日》“九月九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写得牵肠挂肚,无限伤感。盛唐、中唐的王维、高适、杜甫、岑参、元稹、白居易等入蜀留下了许多杰出的诗篇。前文已述,尤其是杜甫。蜀地不仅成就了杜甫,杜甫也用精湛的诗回馈了蜀地和中国灿烂的诗史。高适、杜甫、严武在蜀地的交集,更是中国诗史里的一段传奇。虽然高适治蜀不力为严武取代,但高与杜、严与杜在蜀地的唱和,不仅是文人之间的佳话,而且是官员与文人之间的佳话。世称的“高岑”,高为成都府最高长官(后为西川节度使),岑因在嘉州为官,其集就叫《岑嘉州集》。虽说两人的“边塞”诗不是写于蜀地,但高岑的到来,一定为当时的蜀地增添了高格豪放的诗意。到了晚唐和唐末,贾岛、李商隐、贯休与蜀地有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晚唐入蜀后成为前蜀宰相的韦庄写就《花间集》。《花间集》作为唐诗与宋词之间的桥梁,大都产于唐末五代期间的蜀地!蜀人李一氓说:《花间集》“直接成为宋词的先导”,而且“它在中国韵文学史有一定的枢纽地位”(《花间集校》,1957)。于是我们看到,蜀地不仅是唐诗的起点和终结,而且还是宋词的发端。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中国诗选本最有名的《唐诗三百首》,入选诗最多的前四位,都与蜀地有关。他们是杜甫(38首)、王维(29首)、李白(27首),李商隐(24首)。四人所选诗占《唐诗三百首》三分之一强。

  还有一现象是:最早的诗话是《六一诗话》,《六一诗话》的作者是北宋欧阳修,欧阳修的出生地即今蜀地绵阳市(唐为“绵州”)。第一部唐代诗歌及资料汇集《唐诗纪事》(共81卷,收唐代诗人1150余家),《唐诗纪事》的作者是跨两宋的计有功,计有功就是今蜀地大邑安仁人。亡佚,是历史的一面,但历史竟然有这么多巧合。在这巧合中,我们似乎冥冥地窥测到历史中的某种机缘和必然。不然的话,为什么如此多番现象,都会出现和发生在蜀地?

  

  蜀地四边是山,北由汉中翻山入蜀,东从三峡恶水出蜀,出蜀的南道更是险峻,整个蜀地就是一盆地。尽管蜀地并非唐三百年间一式的太平,如永泰元年(765)内乱,即普州刺史韩澄杀剑南节度使郭英乂;又如大和三年(829)南诏外侵,即南诏国血洗了成都等。但这次内乱与外乱,与盛唐时的安史之乱和晚唐时的黄巢之乱,蜀中之乱并不构成关系全局的动乱。也就是说,整个蜀地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在唐一朝,蜀地并非如后人蜀地广安人欧阳直的《蜀警录》引先民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既治蜀后治”所讲。整个唐代的蜀地,没有像后来的蒙元与南宋代际(如钓鱼城保卫战)、满清与明的代际(如张献忠屠川)那样涉及到全局的战乱与杀戮。盛唐时的唐玄宗、唐末时的唐僖宗先后两帝,因京城或北方之乱而“幸”蜀(即逃蜀)之事,或可以证明蜀地的安稳。正是蜀地的安稳,给予了蜀地诗人特别是入蜀诗人们某种意义上的闲适。在安稳闲适的气氛和环境中,诗人们特别是入蜀诗人们得以施展自己的才情。无论当高官者如韦皋、严武、高适,还是小吏闲职如杜甫、李颀,无论是大儒如仲子陵,还是高僧如贯休,在蜀一地,都留诗史册。即便存诗不多甚至只有一首留存的,也不妨碍我们从另一种角度进入唐诗。或许我们需要以超越过往的眼光,去看这些不曾被重视,甚至不曾被关注的诗人和诗。事实上,在整个诗史里,有时往往哪怕就只有一首诗,它们存在的意义,并不亚于几十首或上百首,清人王闿运就认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孤篇压全唐”(《全唐诗》录张若虚两首诗)。《全唐诗》记录的蜀地或入蜀的这些存诗较少的诗人和诗,即便没有《春江花月夜》那般重要和有名,但它们的存在,会从另外一种角度显现出它们史学和美学上的意义。如前述闾丘均的《临水亭》,就是中原文化汉唐入滇最重要的见证之一;再如仲子陵的《秦镜》,其诗“万古秦时镜,从来抱至精。依台月自吐,在匣水常清。烂烂金光发,澄澄物象生。……妍媸定可识,何处更逃情”所观,便可见识蜀中大儒的儒学功底和诗才。

  蜀地唐韵,成为唐诗最重要的篇章和格局。无论蜀地诗人还是入蜀诗人写蜀地的诗,当是诵读唐诗、鉴赏唐诗和研究唐诗的重要内容之一。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