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星河如此璀璨——来自敦煌的启示

  清晨,当霞光从三危山嶙峋的峰峦间升起,对面的鸣沙山断崖有了更加温暖的轮廓,山冈间如蜂房般密布的石窟苏醒了。两山之间,宕泉河的一溪细水从祁连雪峰而来,沿着河床中岁月雕刻的印痕,自南向北缓缓流过。高大的小叶白杨在河边挺立,阳光透过枝梢照耀着崖壁,敦煌莫高窟迎来了新的一天。

  “敦,大也;煌,盛也。”这是1800多年前东汉应劭注《汉书》中的一句话。唐代地理学家李吉甫编撰《元和郡县图志》进一步发挥道:“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位于河西走廊深处的敦煌,在中国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是文化荟萃的国际都会。敦煌这个名字,折射了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的繁盛景象。

  2016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的贺信中写道:“敦煌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要枢纽,不同文化在这里汇聚和交融,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2019年8月19日,在甘肃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敦煌莫高窟,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他强调:“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能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

  敦煌文化的独特魅力从何处来?敦煌的时代故事,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有着怎样的启示?历经千年的古老敦煌,如何保持年轻身姿,向世界自信讲述?莫高窟的霞光召唤着我们,去寻找,去回答。

信仰的长河,造就一个生生不息的敦煌

  “文化当其健全生发的时候,总是像江流一般冲激汹涌、波涛滚滚;及至年湮代远,积流成海,往往沉滞寂静,无有力量。”

  ——常书鸿《敦煌艺术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

  如果要用色彩和形象来表现中国数千年的浩瀚历史,敦煌无疑是最美丽、最动人的一页。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持续不断的营建让莫高窟成为世界上现存绵延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佛教石窟艺术群。如今的莫高窟共有735个石窟,其中有彩塑和壁画的石窟492个,保存着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2000多身彩塑。鸟虫鱼兽、净土梵音、人间万象,跃然壁上。

  当阳光照在洞窟前,五湖四海的游客涌来,跟随讲解员从一个洞窟步入另一个洞窟,光线由明至暗再至明,时间在静默中流动起来。

  这是一部何其宏伟的百科全书。中古时期敦煌、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历史,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的交流荟萃,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信仰的共生共存,在这里留下丰厚见证。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科技等社会生活场景,一千多年间艺术的流传及演变,在这里纤毫毕现。

  著名学者季羡林曾动情写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这是一颗何等璀璨的文化明珠。多少年来,无数画师与工匠从中原、西域或者更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一凿一斧、一笔一画创造出这个绵亘两公里,惊心动魄、伟大瑰丽的莫高窟画廊。憧憬的佛国世界、教化人心的故事、人世间种种凡常的美好,从四壁一直铺满整个穹顶。镌刻在石壁间的,是信仰,是向善而为的蓬勃不止,是孜孜以求的生命真义,是刚健自强、生生不息的力量。

  山下,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飘然横卧于沙漠之中,外观如同流沙拂过,婉转起伏。从2014年开始,这里成为游客走进莫高窟参观的第一站。通过观赏高清数字电影《千年莫高窟》和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人们得以在数字敦煌中领略这部人类壮丽的精神诗篇。“一千多年间,正是敦煌居民对文化的信仰,让他们不惜人力、物力、财力开窟造像,战乱也未曾将莫高窟毁掉。”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说。

  时至今日,从看守式保护、抢救性保护,进入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敦煌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的时代样本,这一格局的形成,同样源于一代又一代艺术家、学者、文物保护专家们对中华文化的赤诚信念。

  1935年,踌躇在巴黎街头的留学生常书鸿,偶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画册,那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拍摄的《敦煌图录》。他被深深吸引:艺术向何处去?中国艺术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在敦煌艺术中,他看到了中国艺术的光芒。

  9年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留法归来的常书鸿任首任所长,结束了莫高窟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偷盗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这一机构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75载弦歌不绝,一代代莫高窟人坚守大漠,薪火相传。

  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所在地,是莫高窟的上寺、中寺,常书鸿和研究所最初一批工作人员曾在这里办公、住宿。中寺北面有一排敞棚,作为马厩使用,随着职工人数增多,马厩也加了隔墙改造成了宿舍,土炕、土凳子、土桌子、土沙发,所有设施都是土的。直至1982年离开敦煌,常书鸿一家就住在院里的一间土坯房里。

  “文化的命脉像一支千古不断的源流,从各自本土滋长出来,穿越一切阻障,融会贯通,曲折蜿蜒,时隐时现地奔腾前进,它由细流而小川,由小川而江河,终于变成一望无际的大海汪洋。文化当其健全生发的时候,总是像江流一般冲激汹涌、波涛滚滚;及至年湮代远,积流成海,往往沉滞寂静,无有力量。”举家迁至敦煌的第四年,大约就是在这间土坯房,伴着宕泉河的水声潺潺,常书鸿写下《敦煌艺术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

  如今,宕泉河依旧流淌,滋润了河边的树木和瓜果,在平沙万里中,滋养出一个风景如画的绿洲。那是一条信仰的长河,一条生命的河流。河边的一片土坡上,正对着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常书鸿、段文杰等20多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前辈长眠在这里,静静守望着莫高窟。

文化的交会,撞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敦煌

  “在鼎盛的历史时代,希腊、印度、中华民族文化已臻于完善的境界……人类的奇遇中最为引人入胜的时刻之一很可能就是这三种人类文明互相接触的时刻。”

  ——R·格鲁塞《从希腊到中国》

  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展示着一张古丝绸之路路线图。从地图上看,敦煌只是一个不大的点。文化的敦煌,却有着无限的精神疆域,以及通八方、纳百川的胸怀。敦煌文化,当之无愧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的标本。

  敦煌很“传统”。

  “敦煌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集中代表。你看它一千多年间不断地创造,留下了极其博大的艺术宝库。石窟艺术和大量的出土文献,加上敦煌的历史文化遗迹,共同构成敦煌文化的丰富内容。一个地方的文化遗存如此丰富、跨越千年,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敦煌。

  “读懂了敦煌,就读懂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半。”在赵声良看来,“敦煌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典型代表。敦煌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汉代经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作为“文明的十字路口”的敦煌,汇聚东西方的多种文化,是中原文化西传和西域文化东渐的必经之地。敦煌是开放的,无论鲜卑、粟特、吐蕃,还是回鹘、党项、蒙古,都曾给敦煌带来一片崭新的风景。与此同时,敦煌本就有着深厚的汉文化传统,自张骞出使西域,汉文化随之到达河西。任何外来的影响都不可能完全改变这个本土文化的传统。

  莫高窟中,佛的形象千姿百态。有的脸部棱角分明,高鼻清瘦,身着厚厚的偏袒右肩袈裟;有的圆脸微胖,薄薄的袈裟紧贴身体。“第一种是来自希腊的犍陀罗风格,第二种是来自印度的马图拉风格。它们是莫高窟的两个艺术源头。北魏以后,两种风格不断融合。”赵声良说。

  好比地质学界的“板块漂移说”,文明史上的交流也是如此,世界的拓展与思想的碰撞,总会带来新鲜的变革动力。在壁画和彩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影响的过程。

  西域的菩萨与中原的菩萨,佛教的飞天和道教的飞仙,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怪与印度的诸天,在这里共聚一窟,相安无事。摩尼宝珠、力士、飞天与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朱雀、乌获、雷公等,在壁画里济济一堂。佛境与仙境、宗教与世俗、中华审美精神与多元艺术风格交织在一起。

  “在敦煌艺术中,我们看到,一千年间的艺术没有重复,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风貌,每个时代都能看到源源不断的外来文化影响,但它们并没有被同化,而是在碰撞交融中注入新的力量。敦煌艺术就是这样一步步达到大成,它是东西交流中形成的强大文化。”赵声良感慨,“面向时代,敞开胸襟,兼容并蓄,平等交流,这是敦煌文化的传统,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敦煌其实一直很“潮”。

  美学家宗白华没有到过敦煌,只看过一次敦煌的展览便惊叹:“在西陲敦煌洞窟里,竟替我们保留了那千年艺术的灿烂遗影。我们的艺术史可以重写了!我们如梦初觉,发现先民的伟力、热力、活力、想象力。”

  作为多元文明枢纽的敦煌,始终保持着对新事物的敏锐和热情。“最初接触敦煌壁画,为它的宏伟所震撼。虽然中间一度受到当代艺术的影响,开始排斥敦煌的传统,觉得是对创作的束缚,但当我才真正融入敦煌艺术时,感受到敦煌散发着一种持久永恒的魅力,它超越时空,跨越地域,它具有超前性、现代性,它是属于未来的,为当下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图像平台。”在莫高窟文创中心展厅,一场以“敦煌岩彩”为主题的作品展正在举行,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马强坦言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他身后,是敦煌研究院几代艺术家借鉴敦煌壁画独特的色彩造型体系,运用矿物颜料的传统技法和当代绘画的语言,完成的具有东方审美情趣和鲜明地域风格的创作。“面向传统,守着敦煌这个宝库,我们要从中汲取资源,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路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长、敦煌岩彩研究中心主任侯黎明说。

  敦煌是古老的,也是时尚的,是世俗的,也是神秘的,是无比丰富的,因而也是生机勃勃的。“历史借着艺术家的手,鲜活地生活在我们中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今年8月,从伦敦来到敦煌,英国王储基金会传统艺术学院国际项目主任丽莎-德隆说。几年前,她所在的学院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共同研究敦煌壁画,重新发掘古代传统技艺。

  “开放包容,是敦煌文化最鲜明的特色,这种文化胸怀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是高度契合的。敦煌文化又是根植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上的,敦煌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有看得见的珍贵文物,更有内涵特别丰富的精神资源,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大量具体的专业研究,也能从中找到借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将考古理论应用于图像研究,从敦煌图像中追溯文化的源流。

中国与世界,成就一个人类文明的敦煌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

  有人说,“敦煌是人类文明最大的磁场”。此言不虚。敦煌故事,是中国历史绚烂夺目的一页,也是令人黯然神伤的一页。

  1900年6月22日,当清扫洞窟积沙的王道士意外打开敦煌藏经洞时,一座为20世纪海内外学术研究带来丰富素材的文化宝库,就这样不期然地袒露在大漠之间。5万余件以各种民族语言书写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等,蕴藏着无比丰富细密的中古社会文化景观。

  然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日渐衰落的清朝末叶,僻远的敦煌并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西方探险家们嗅着宝藏的味道来了。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相继以少量的银两攫取了藏经洞大量文献和艺术品精华,运送伦敦和巴黎。也因为这一历史的原因,客观上开启了海外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于右任1941年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宝藏流失,说到底是国家孱弱。宝藏之时运,系于国运。

  1961年,莫高窟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敦煌研究院围绕“保护、研究、弘扬”的工作方针,一步步攻坚克难,如今的莫高窟已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典范。

  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石窟无论是保护的理念还是技术,都在飞速发展,这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展开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期,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等机构签订协议,共同开展石窟环境监测、风沙防治、壁画病害机理研究、保护修复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研究探索。目前,莫高窟壁画保护技术已跃入国际第一梯队。

  前不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首个环境模拟研究平台“多场耦合实验室”在敦煌研究院投入运行,并进行了前期试验。“实验室可模拟温度、湿度、日照、降雨、降雪等环境因素,这将有助于整体提升破解石窟围岩风化和壁画盐害机理的研究能力。”敦煌研究院副院长苏伯民说,“文物保护要靠科技,提高科学保护的水平,需要加强基础研究,健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工作机制,培养文物保护的专门人才。”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陈寅恪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把敦煌作为一门学问响亮地叫了出来。时至今天,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依然在不断开拓积淀,蓬勃发展。敦煌学,架起了一座全球学术研究沟通互补的新通道。

  “要用开阔的眼光看待敦煌学,而不能把它封闭在自己的圈子里。”赵声良告诉记者,世界敦煌研究收藏机构共同搭建合作交流平台,网络数据库的建立与公开,极大促进了敦煌学的迅猛发展。敦煌研究院也开放共享敦煌文化资源,面向全球上线中英文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我们的目标是要打造成最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守着敦煌石窟,享地利之便,我们有条件创造这样的平台,来推动国内外敦煌学的大发展大繁荣。”

  2019年8月31日,敦煌研究院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莫高窟与吴哥窟的对话》在敦煌首映。这场跨越千年时空的对话动人心魄:同与丝路共兴衰、共荣辱,文化相通,命运相通,艺术相通,都是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形成的亚洲艺术高峰。莫高窟和吴哥窟有着共同的“魂”,折射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是“一带一路”倡议植根的厚重的文化底蕴。

  “敦煌文化是丝路文明的结晶,在文化交流中能够体现独特的价值。”赵声良说,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讲好敦煌故事,能够增进民心相通。“从巴米扬到敦煌——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班”“雅典·敦煌·奈良——亚欧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艺术互动”……以敦煌为桥梁,国内外学者互动往来密切。在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的敦煌文化展览展示深受欢迎,反响超出预期。

  在一方隋代石窟的窟顶,精美的三兔莲花藻井图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解谜”——三只兔子,耳朵连在一起,往同一个方向奔跑,似循环往复,无始无终,却又在动静之间形成别样的韵律。在英国中世纪的教堂里,在蒙古的金属器皿上,在中国隋朝的庙宇中,都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图案。它们最先是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其间仿佛藏着文明的密码。种种奇妙的相遇,唤起人们悠远的文化记忆。

  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是人类的敦煌,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在中国,敦煌文化在世界。走进敦煌,就是翻开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踏上一条没有尽头的文化之旅。

  “我们要以敦煌学在世界的胸怀,推动敦煌学的发展,用客观扎实的研究,在国际敦煌学界赢得话语权。”在张小刚看来,有太多的课题在前方,等着去钻研。

  “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不断坚定文化自信。”对敦煌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思考。面对新任务,81岁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充满了紧迫感,“我们唯有继续努力,找准问题,抓住机遇,往前走!”

  在敦煌研究院,大家有时互称“莫高窟人”,在这里扎根几十年的不在少数,还有不少“莫二代”。樊锦诗在这里工作生活了56年,在她眼里,前辈们留下的“莫高精神”就是16个字——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令她欣喜的是,如今敦煌研究院有1000多名员工,每年都有年轻的新面孔加入。

  莫高窟的夜晚有些清冷,却有一种特别的美。当月华初上,看满天星斗,耳边是遥远的风的声音,星河如此灿烂辉煌,那是敦煌的光彩。

  (本报记者 颜维琦 宋喜群 王建宏 史薇薇)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