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写和尚

  除了《受戒》,汪曾祺写及寺庙、僧人处甚多,而那些相对没那么有名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受戒》横空出世之前的某种准备。汪曾祺写和尚,写他们的七情六欲和俗世生活,是将和尚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来写。

《汪曾祺全集》,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1280.00元

  说汪曾祺是以写和尚出名的并不为过,如果没有《受戒》,1980年代的小说会黯淡许多吧,即便没有《受戒》,汪曾祺肯定也会出名,但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就很难说了。《受戒》里写的那些和尚非常人间烟火气:娶妻、收租、吃肉、抽烟、打牌……普通人做这些没什么稀奇,但放到和尚们头上,却凭空多出几分喜剧色彩和人情味——这是一个僧俗不分的世界,也是一个人间圆满的世界。其实除了《受戒》,汪曾祺写及寺庙、僧人处甚多,而那些相对没那么有名的文章,可以看成是《受戒》横空出世之前的某种准备。

  《四僧》写作者见到的四个很俗的和尚:五台山来的两个,一个是瘦和尚,神神叨叨说看见了普贤的法相,另一个黑壮和尚没看到,自叹诚修不如瘦和尚;在洪椿坪,遇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和尚,坐态“风流”,吃肉、喝酒;接着在火车上作者又碰见个和尚,穿着罗汉衫,自称是某寺的方丈。汪曾祺评价这个方丈“人情练达,长于应酬,言谈得体,而眼角时时流露出一点狡黠”。交谈之下,作者发现这个和尚果然很有些能耐——他曾在十年动乱时保护了他所在寺庙不被毁坏。汪曾祺总结,五台山的两个,是“和尚里的庸人”;洪椿坪的,“是和尚里的浪子”;方丈,“是穿了僧衣的国家干部。”而那两个“和尚里的庸人”,汪曾祺在散文《四川杂忆》中再次写到,但多了一些细节,比如写那个黑胖和尚在庙里拜佛,“正在拜着,黑胖和尚忽然站起来飞跑出殿。原来他一时内急,憋不住了,要去如厕。排便之后,整顿衣裤,又接着拜。”除了《四僧》《四川杂忆》里写到的,《和尚——〈早茶笔记〉之三》还写一个当过法医的和尚静融,那是一个很有点儿佛学修养又讲道理的和尚。

  汪曾祺说:“和尚也是各色各样的。”就像他认为“一个人的口味应该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他显然乐见和尚有“各色各样”。

  在这一众“俗气”的和尚里,只有一个和尚显得有点儿特别,这个和尚叫“八指头陀”,汪曾祺在那篇“早茶笔记”里也写到过。“八指头陀”是某寺的主持,法号指南,其“戒行严苦”,“曾在香炉里烧掉两个指头”,故而得名。《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文也提到过这个和尚:“我不知道和尚为什么要烧掉手指,我想无非是考验自己的坚忍吧。不管怎么说,这是常人办不到的。”这个和尚在汪曾祺写过的和尚里显得略无趣了点——大部分人想象中的和尚,都应该具有这样坚忍修行的特质。

  汪曾祺喜欢写和尚,跟他的童年是很有关系的。他小时候常常去寺庙里玩,看各种各样的佛像,汪曾祺的小学隔壁是承天寺,校歌里有两句“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高中时,为了躲避日本人进攻,汪曾祺也曾在一个小庙中住过几月。他始终记得小庙里的一副对联:“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1946年,这副对联被用在了小说《庙与僧》里。《庙与僧》写了三个大和尚——又黄又胖的和尚、娶老婆的和尚、会飞钹唱小曲的和尚,以及一个小和尚。大和尚们抽烟、吃肉、杀猪、打牌、算账、讲荤话……这些后来都被化用到了《受戒》里。而那无名无姓只十一二岁的小和尚,还是淘气爱哭的年纪,在《受戒》中就一下长大被变成了明海,演绎出一段朦胧的初恋故事。

  但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一个和尚无疑是铁桥,他多次提及这位很有些传奇色彩的和尚。《和尚——〈早茶笔记〉之三》一文中,汪曾祺说铁桥即是《受戒》中石桥和尚的原型:“他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画友。他在本县最大的寺庙善因寺出家,是指南方丈的徒弟。”(指南方丈,也就是八指头陀。)“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土改时,铁桥被枪毙了。汪后来回家乡,翻了民国年间县志里的“水利卷”,得知这个铁桥竟曾主持修过一条横贯东乡的水渠。对此,汪曾祺没有多加议论,而只是淡淡地写了一句:“哦?铁桥还做过这样的事?”他显然是将自己的某种意见暂时按下不表了。《我的父亲——自传体系列散文〈逝水〉之四》一文中,汪曾祺提及父亲再婚,铁桥画了一幅画贺喜,他颇有些赞赏地写道:“在新房里挂一幅和尚的画,我的父亲可谓全无禁忌;这位和尚和俗人称兄道弟,也真是不拘礼法。”以及《三圣庵》一文也写到铁桥,这回写得较详细,说他是“一个风流和尚,相貌堂堂,双目有光。他会写字,会画画,字写石鼓文,画法吴昌硕,兼学任伯年,在我们县里可以说是数一数二……铁桥时常办斋宴客,所用的都是猴头、竹荪之类的名贵材料。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相好的女人。这个女人我见过,是个美人,岁数不大……我有时到善因寺去玩,铁桥知道我是汪淡如的儿子,就领我到他的方丈里吃枣子栗子之类的东西。我的小说里所写的石桥,就是以铁桥作原型的。”《三圣庵》里关于铁桥写得更为详细,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小时候的汪曾祺是跟这位铁桥有过很亲密的接触的。最有意思的,是在《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汪明写汪曾祺和他姐姐的重逢,聊到家乡高邮:“爸问姑记不记得铁桥和尚?寺里烧的香叫什么名堂?和尚受戒时头上要烧几个结疤?”此处看似无关紧要,但可见铁桥是如何深深印迹在汪曾祺的记忆当中的。对于铁桥和尚,汪曾祺的关切背后有很多原因:是铁桥和尚的风流、才情、个性、功德、悲剧以及悲剧背后的历史,共同使得“铁桥”成为汪曾祺脑海中独特的“这一个”。

  当然,不能拿汪曾祺笔下的这几个和尚以偏盖全,认为出家人都是这样的。汪曾祺虽自称是儒家,但他写和尚的俗,却并非因为视佛教徒为异端,因汪曾祺给人的感觉总是温和、宽容、幽默,有人情味的。他写和尚“俗”的一面,除了记忆作祟,经历辅助,影响了观察时的注意点,也跟他对人的看法有关。如他自己说过的,他不是一个深刻的作家,因此很难想象他会像废名一样,对佛学禅理产生特别的兴趣。他对和尚以至佛教、庙宇的兴趣,主要偏于人情、人性和审美的方面。

  从汪曾祺写和尚的视角和方式来看,他显然认为,和尚是出家人,但首先是普通人。像汪朗讲的,汪曾祺曾在家乡一个小庵里住过几个月——“爸爸一直想写写在这小庵里所见到的生活,却一直没有写。为什么?他没有说。其实不说也明白,是不能写。多少年中,不要说小和尚谈情,就是老和尚念经,也不能写。”因此,汪曾祺写和尚,写他们的七情六欲和俗世生活,是将和尚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来写。这其实有点儿像双重的“祛魅”——在将出家人还原为灵肉一体的存在的同时,也便是在谈论人之为人的本质。就像他在《关于〈受戒〉》里写的:“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当然,这些可能也跟汪曾祺作为一个小说家对人性的那种敏感有关,跟他对“人学”的理解有关(他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周作人早年所建立的“人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从审美的方面看,少时的寺庙记忆、佛像以及佛经给予汪曾祺的,都首先是种审美的熏陶。《关于〈受戒〉》一文开头就说小时候常常去大大小小的庙玩:“我们去看佛像。看释迦牟尼,和他两旁的侍者(有一个侍者岁数很大了,还老那么站着,我常为他不平)……一个中小城市的寺庙,实际上就是一个美术馆。它同时又是一所公园。庙里大都有广庭、大树、高楼。我到现在还记得走上吱吱作响的楼梯,踏着尘土上印着清晰的黄鼠狼足迹的楼板时心里轻微的紧张,记得凭栏一望后的畅快。”以及从住过的小庵里的对联“一花一世界”上感受到的“哲学的美”。《四川杂忆·大足》一文也是体现汪曾祺对佛教的审美的态度,如他写“媚态观音”,写十二圆觉“衣带静垂”“但让人觉得圆觉之间,有清风滚动。”“十二尊像的相貌、衣著、坐态几乎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沉思,但仔细看看,觉得他们各有会心,神情微异。唯此小异,乃成大同,形成一个整体。”又如写在承德看到的千手观音:“这些手各具表情,有的似在召唤,有的似在指点,有的似在给人安慰……这是富于人性的手。”都是些特别美而灵动的文字,汪曾祺完全是以审美的眼光打量那些庙宇以及庙宇里的佛像。汪曾祺的这些笔触,使我想到废名的散文《五祖寺》的那个气氛、感觉,同是以纯真、好奇的孩童眼光打量一切(虽然语言习惯不一样),也同样具有温情与诗意。无怪他声称:“我确是受过废名很大的影响。在创作方法上,与其说我受沈从文的影响较大,不如说受废名的影响更深。”

  在写于1991年的《美在众人反映中——老学闲抄》一文中,他提及佛经的语言之美。他对《佛本行经·瓶沙王问事品》里这样的笔触印象深刻:“犹如妙芙蓉,杂色千种藕。众人往自观,如蜂集莲华……抱上婴孩儿,口皆放母乳……”文章是谈人物刻画的,但从中同样可以看到汪曾祺看待僧、佛相关,都是以审美的立场去看。《受戒》里那种沂水舞雩的态度,也就是他骨子里儒家思想的体现——一种不无诗意的人间情味。其实,和尚的“俗”,鲁迅也写过。在1936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中,鲁迅回忆了小时候家里让他“拜”的一个“师父”,那师父也有老婆,且生了几个孩子,于是鲁迅有了几个师兄。其中的“三师兄”后来也有了老婆,当鲁迅长大之后有一回嘲笑这三师兄作为出家人不守清规时,“三师兄”大喝一声:“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使得鲁迅哑口无言。这篇文章笔触温情,很有些《朝花夕拾》的忆旧色彩,对于那样的生活方式,鲁迅是认可的,并且写得很美很有人情味,只不知汪曾祺是否读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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