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文艺家·谌容:以我笔写我心

  84岁的她,曾写下《人到中年》。巴金、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但即使在最火的时候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巴金曾说:“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她非常赞同,并严格遵守。

  见面的这天,她凌晨2点睡的,起床时已中午12点。起床后,她一边坐在沙发上听古筝曲,一边摆弄着手提电脑看看股市行情。见面约在下午3点——股市停盘的时间。这犹如年轻人的作息是84岁的谌容“随心所欲”的日常。

  谌容曾经写下《人到中年》。中年时,她已是最知名的女作家之一。巴金、孙犁等一批大家对她的小说交口称赞,黄永玉主动给她的作品插画。可即使在最火的时候,她也鲜少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近年来更是近乎消失了。巴金曾说:“作者的名字应该署在作品上。”她非常赞同,严格遵守,尽量谢绝采访、上封面、上镜头、介绍写作经验。能见到她的原因,一定与作品有关——她的六卷文集即将出版。

  成套的文集她没出过,这一次也是在老朋友们的大力“鼓动”下,出版社积极联系,才有此一套。“我跟出版社说,出我的文集要赔钱的。”谌容朗声笑说。舒展的面容,利落的短发,看得出年轻时做演员也足够的美貌,而曾经标志一样的黑眼圈看不出了。

  黑眼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体不好。年轻时因为原因不明不时发作的晕厥,她从中央广播事业局被调到教师岗,最后被放了病假。细腻的情致、好胜的性格、对文学的喜爱和因病而来的宽裕时间,将她推到了写作的道路上。

  曾经她病到没有力气为自己的选集写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但这样的身体里蕴含的能量惊人。

  在20世纪60年代的特殊岁月,她一边下放劳动一边“秘密”在油灯下忘我地写作。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写出的长篇小说不允许出版,她愤而为自己争取权利。

  70年代末,社会思潮尚在摇摆,知识分子在文学中还是“被改造者”的形象,她以知识分子的担当写知识分子的处境,敏锐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这个群体的“理想、志趣、甘苦和追求”、他们内心深处的感情她理解得透彻、表达得传神。她自认并没有考虑要“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只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不用刻意体验、收集,身边全是知识分子”。

  《人到中年》引起了全社会的大讨论,时而赞誉有加,时而开会批判。掌声和批评,她照单全收,然后继续坚持以我手写我心。

  “每走一步都是‘置之死地’而又起死回生。”诚如她所说,年轻的人已经难以感受这份坚韧、认真可能会招致怎样的灾难,但不难感受到她对写作的珍视更甚于个人安危。

  这份珍视,使得她在那个粗粝的、去个人化的年代,保留着斗争的勇气。同样被保护着的是自己作为人的真心、作为作家的敏感。

  如今虽然体力无法满足创作的需要了,可这份敏感仍在。

  她随口聊起一部20世纪90年代写的电视连续剧《懒得结婚》,笑称“没什么反响”,可电视剧中的现象如今已经得到印证。

  这也许来自于她总是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哲学思潮传入中国,她研究萨特的思想,写了一本小说叫《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写作的工具1993年就换成了电脑;写书法、画画是她的爱好,可也不耽误她现在玩儿微信、刷朋友圈、吃烧烤、网购。

  尽管时光在她身边流逝得似乎慢了下来,但这个身体已经做过三次手术:心脏装了两个支架,胆摘了,脊柱也动了大手术。被改变的还有点其他什么。

  曾经,她作为一个作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读者喜爱自己的作品”。如今她也淡然了,“忘了我就忘了吧”。作为一个反映人生和社会问题的作家,她心里很清楚,“社会的问题已经变了,下一代人永远在叛逆上一代人,因为时代在发展,要承认这一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欢。我作为一个作者,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非让人家看我的小说,没道理。”

  她越来越成为了“散淡的人”。

  在新文集中,她给自己写了小传。20世纪80年代,她曾写过《并非有趣的自述》,其中被她用“冷峻”概括、几行字带过的童年回忆如今延展成了两页的细节,有看过的水车、吃过的冰激凌;而原本在12节自述中占据了5节的出书波折,则略为一段话。

  时间被放置在更长的刻度上,她在历史的细节里体味悲欢。

  书房中新增了一排书柜,里面放着成套的书,以历史书为主,她指指右下角一层放着的字典自嘲:“你看我字典多,因为我不认识的字多,看古书经常要查。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时势造就的,跟上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家比差远了,忝为作家吧。”

  她总不忘用幽默消解一些沉重。

  少年时她随着风雨飘摇的国家飘摇;中年时“一手拿盾,挡着明枪暗箭,一手握笔,趴在稿纸上”;晚年在一个月内相继失去丈夫与长子。人世间的悲苦她悉数尝尽,而坚强是骨子里的。

  聊了4个多小时的天,谌容谈笑风生,烟不离手,看过来的眼神始终坚定有神。

  (本报记者 陈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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