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摘自《冬青老人口述》

  我今年八十有三。几十年来,我除了自己读书,学写文章之外,先后协助过三位先生:范文澜先生、章士钊先生、匡亚明先生。三位先生各有成就,总之都是我们当代的著名人物。能够协助他们做些事情,使我从中受到许多的教育。三位先生的身教、言教,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范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夜里发心脏病导致不治。本来我们几个助手住在他家里,他家里人少,他住楼下,我们住楼上。住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在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一个高干居住的地方,都是一栋栋小楼房。他的隔壁是华罗庚,前面是荣毅仁,那边是周建人,都是知名人士。因为周建人、华罗庚、荣毅仁这些人家都有秘书,所以这个地方还组织了一个秘书食堂,我们在范老家住,在这个食堂里吃。

  范老这个人不要做官。范老是第一个做中央委员的知识分子,又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常委,就三个头衔,但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处级干部,而且他是不管事的,就是呆在家里写书,每年过年团拜的时候出来与大家见见面,范老常说的话是“我们乡下人进城,给大家敬敬酒”之类,其实他好多人都不认识,他不注重这些事情。当时科学院成立的时候,请他做副院长,他完全够这个资格。但范老上签呈,说自己没有行政的能力,如果做副院长,不能完成党的任务。所以郭沫若做了院长,三个理科副院长,一个文科副院长是陈伯达。当时没有社会科学院,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数学部、化学部、物理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请范老做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主任,他说“我没有行政能力,不能做”,最后调了潘梓年做主任。历史所本来请范老做所长,他又说“我不行我不行”,后来分成三个所:一所郭沫若兼,二所陈垣兼,三所就是近代史所,一名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范老为所长,他一辈子的实际官职就是这么一个处级干部。刚才说了,他是不管事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刘大年,后来范老去世后就由刘大年继任。刘大年原本并不知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老区一个县里面的教育科长。

  过去我们住在东厂胡同一号,就是北大的老地方,范老住的几间房间原来就是胡适的房子,胡适所有的书、档案,全部在我们近代史所。包括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结婚证书,都在那里。因为胡适走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带走。前面是范老住家,后面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每天早上,他拿着一个茶杯到书房里工作。这个地方最早是黎元洪的房子,办公的地方原是黎家的祠堂,三间,上首一间是他的办公室,当中摆书,都是常用的书如《四部丛刊》等;旁边是助手坐,我也坐过。一直坐到中午,他的孙子,叫小铁牛,拖他爷爷回家吃饭。下午就不来了。后来因为找他的人多,就住到城外去了,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和华罗庚他们住到一起,北京师范大学对面。我们几个助手,就跟着搬到他家。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读一点书。他写书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很重要的两样东西,一个大事记,一个地图。大事记是时间的概念,地图是空间的概念,大事记可以把前后事情连贯起来,地图则可以弄清事情的地点。

  关于《中国通史》,我主要协助他的工作就是隋唐五代部分。开始的时候,我分搞经济史。范老对几个助手是有选择的:政治史他不要助手,因为在政治史方面,他是有“微言大义”的,我们的思想和他相差很多,无法代他做;而且政治的材料比较集中,主要在《二十四史》中。魏晋南北朝以前部分,没有助手,魏晋南北朝以前的很多书他甚至都能背诵,有时我在他面前念错了书,他立刻就能纠正,记忆力特别好。从隋唐部分开始,才需要助手。最初我开始做经济方面的助手,因为经济的材料很散,需要收集。我替他收集的材料原稿我还有保存,上面有他的批改、涂抹等。在我之前做这部分的人都没有成功,我是第一个成功的,所以他对我很好。经济史部分搞好以后,他看到我写的一些文章都是关于文化方面的,就叫我搞文学、文化。他后来生病了,最后还剩下两章,一章是《唐代的文化》,就把我叫到他床前,对我讲了几句话,让我依据他的话来写这一章。他讲的精神主要有:唐初唐太宗下诏纂修了好几种前朝史,这就为中国开了一个官修史书的好头,后一个王朝有替前朝修史的责任,设史馆、修史书、宰臣监修。关于宰臣监修我多说几句:因为史书关系重大,故非宰臣不得驾驭,比如宋、辽、金这三史,讨论了好多年没有结果,有人主张宋为正统、有人主张辽为正统、金为正统等等,结果宰相一句话,没有什么正统,写三本,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历史的政治性很敏感。总之,这个头是唐朝开的,唐初官修史书,建立了中国正史连续不断的传统。

  唐朝史学的名著,范老叫我着重写两部:《史通》和《通典》。我就问他,《史通》研究的人很多,我应该写它什么东西呢?他说你就写《史通》的“直笔”。后来我就依据他的精神写,反复强调“直笔”与“曲笔”。中国历史上有“直笔”的传统,历代的史家,特别是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为“直笔”而牺牲生命的,不乏其人。书法方面,他叫我写颜真卿。他说:“颜真卿之前,中国书体以‘二王’为正宗,颜真卿出来就变法了,从颜真卿起,颜字就取代了‘二王’的地位,一直到后来都是写颜字。”我们小时候写字临帖,大家都临的是颜字或柳字,柳字也是颜字的一个支派。宋代的四家,都是颜字的支流。他往往就说一个头,下面就由我来发挥。他又说:“颜真卿的字和王羲之的字不同,王羲之的字风流潇洒,这是反映了当时清谈的风气,只有在这一风气之下,才能出现像王羲之这样的字。”所以他反对郭沫若说《兰亭集序》是假的,这我以后还要讲到。他认为颜书代表的是盛唐气象,方严端正;唐朝雕塑壁画中的妇女,都是很胖、很高大、很健美的形象,也都反映出盛唐的气象。唐朝雕塑、绘画中的马都是大马,唐朝以前的都是瘦马。颜真卿的肥字、雕塑绘画中的胖女、画家笔下的大马,都是反映盛唐气象。他对改定的《唐代的文化》很满意,原稿我还保留着。最后,他写了“简短的结论”,这等于是范老的绝笔了。“简短的结论”是《中国通史》每册后面都有的。当时他已经有病了,他在楼下,我在楼上,他就到我房间里去,叫我写这最后的结论。我说我不敢写,他说你放心大胆地去写,写完后我来改。我写了初稿以后,范老改定。他修改的重点有二:一是强调文化交流,比如亲自撰写的这一段:

  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

  这也是针对当时的情势而发。《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当时除马恩列斯毛以外,能看的书不多:一是医书,当时很多下放的人都会针炙什么的,就是因为无事可干;一是《鲁迅全集》,我看《鲁迅全集》,也是“文革”中,认真通读一遍,还做了很多卡片;此外就是《中国通史简编》,在“文革”中印了22万部。所以很多学理科的人,都看过范老的书。“文革”开始后,我前面提到,毛泽东的女儿传话,叫范老继续撰写《中国通史》,他就开始选助手,我是其中之一。他和我谈过关于宋史的看法,当然最后没有实现,但他的这个崭新的看法,我一定要讲出来。他说,宋史应该这么写:第一章写西夏,第二章写辽,第三章再写宋,理由是西夏与辽是在宋朝之前就建立了。过去以宋为主,先写宋再写西夏、辽,这是大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按照王朝顺序来写。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是,西夏、辽写好了,就能明白北宋的处境,两个“敌人”弄清楚了,北宋也就清楚了。第四章写金,南宋与金一起写,就相当于南北朝的写法。南北朝是并列的朝代,尚且一起写,南宋当时向金称臣,怎么能凌驾于金之上?!

  除了工作内容外,我私人和范老的学术接触,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胡笳十八拍》事。当时郭沫若写蔡文姬,而蔡文姬牵涉到《胡笳十八拍》,关于《胡笳十八拍》,传统的观点都认为是假的,不是蔡文姬作的。郭因为要写蔡文姬,便说它是真的,写了文章,引起反对意见,形成两派,一派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很多人,一派以第一个发起反对的上海刘大杰为代表的一批人。反对郭沫若观点的人中,大都是老先生,如刘盼遂等。当时在《光明日报》的周刊上,这一期发表的是郭派的文章,下一期便发表反对他的文章,针锋相对。到了后来的《兰亭集序》讨论时,有一天早上,那时还在城里,范老端了茶杯来,问我的看法怎么样,我说我不赞成郭老的观点。他就说:你写篇文章。因为范老不能亲自写文章,他对古代史分期的问题,与郭沫若不同,两人常写文章交战。后来党中央就和范文澜打招呼说,当时郭沫若还不是党员,你是党员,这样批驳他对团结民主人士不利。所以自此以后范老就没有写过一篇反驳郭沫若的文章,但是他的书每再版一次,都要加强这方面的力度,意思就是我的观点并不放弃。最近我在纪念匡亚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之中,还提到这件事情,匡老写孔子,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社会,也就面临着郭沫若、范文澜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他说:我经过比较研究,范说符合实际,我只有采用范说。对此我很佩服匡老。回到话题上,范老当时不好写文章,就叫我写。每天早上第一桩事情,就是捧了个茶杯到我房间里,问我昨天看了什么书,得到什么观点,要我一一告诉他。初稿写出来给他看,二稿写出来还给他看,范老看得极仔细。我举个例子,初稿上曾说蔡文姬还有一个姐妹活着,二稿变成蔡文姬还有一个妹妹活着,他就问我:你初稿说的是姐妹,二稿说的是妹妹,有什么根据没有?我答说没有,他就质问:没有怎么行呢?!“姐妹”是姐姐或者妹妹,“妹妹”就肯定是妹妹,这一定要改。

  我驳人家的文章,从来不从“风格”上着眼,这是范老在指导我写这篇文章给我的教导,我一直到今天还牢记不忘。说这个东西不像蔡文姬的,这个字不像某人的,都说服不了人,因为“风格”比如诗的风格、字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而且能够模仿。不是有假画、假字吗?后人也能模仿前人。“风格”不像历史,历史是改不了的。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有人说某某是柳宗元的文章,我说不是,从五个方面,完全根据事实来证明。我那篇反驳郭老的文章,也完全根据事实,主要从《悲愤诗》出发。蔡文姬传世作品有三:一是《悲愤诗》古体,一是《悲愤诗》骚体,一是《胡笳十八拍》。范老的意见是从《悲愤诗》起就是假的,到《胡笳十八拍》一路假下来。我就根据历史事实,进行验证。比如蔡文姬是被匈奴掳去的,汉朝当时与匈奴的关系,不是《悲愤诗》,更不是《胡笳十八拍》上说的关系;蔡文姬的情况,也不是诗上说的那样。说来话长,我就举对《悲愤诗》中两句话的讨论为例,这两句诗是“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这是说蔡文姬被曹操赎回后,家人都已故去,同时中表之亲也没有了。作为文学作品,表达一种悲惨境遇以引起人同情,当然是可以的,但这不是蔡文姬的口吻,蔡文姬的家人没有“尽”啊,她的爸爸蔡邕是曹操的恩人,又是一代大儒,他死了之后有承继的儿子,有承继的孙子,都做官,史书上都有传,问题是大家没有注意到罢了。还有,蔡文姬有个姐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嫁给羊家,生的儿子是羊祜,晋大将;生的女儿后来是司马氏的羊皇后,说明羊家是一个很兴盛的家族。有这样的亲戚,怎么能说是“无中外”呢?所以,这一个证据是任何人也反驳不了的。

  我的儿子卞岐认识《文学遗产》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某主编,名字一时不能记起,他同我的儿子讲过,说回顾《胡笳十八拍讨论集》的文章,就属我的这篇文章写得最扎实。这也是范老比较欣赏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好之后,范老亲自送给何其芳,何其芳当时是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送给余冠英看,余冠英看过,认为可发表。我的文章是最后发表的。范老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好,才亲自送去,并认为“可作为定论”,这是他的原话,绝不是我自己说自己好。最近《文史知识》回顾《胡笳十八拍》的讨论,很多人都引到我这篇文章。

  范老对我的关于《胡笳十八拍》的文章很满意,但当面不对我说。一是亲自送给何其芳,并说可以成为定论;二是对其他助手,特别是对张遵骝说过,卞孝萱这篇文章写得好。张遵骝是张之洞的曾孙,他把范老的话告诉了我。范老对我帮助他收集《中国通史》的资料,写初稿,也很满意。后来新分配去的人,他曾对这些人说过:你们来,就要学习卞孝萱。这是当事人之一朱瑞熙告诉我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些人“靠边”了。当时范老接受毛主席的指示要重写《中国通史》,需要助手,他就把我提出来。当时造反派说由他们来,范老说不行;造反派又说可以来三个人顶他一个人,范老还是说不行,就要我一人。这说明了他对我的看法。

  范老在没有人的时候,跟我说过几句话,他说:以你的才力,我相信能够成功的;但是你一定吸取我的经验,听党的话。他的话语重心长,我能体会他的深意。

  他在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后,召开了一个全所大会,他在会上讲“你们做学问是不知老之将至,我做学问是不知死之将至”,他说“我现在是日暮赶路程,欲行足不前啊……”。我每想到这个情景,都忍不住要流泪……

  范老和我非亲非故,他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本文摘自《冬青老人口述》,标题为编者所拟。该书由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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