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替章士钊校勘《柳文指要》——摘自《冬青老人口述》

  周恩来曾说过:章士钊先生一生三《指要》。第一个就是《逻辑指要》,是找他最喜欢的儿子章用校勘的;第二个就是《柳文指要》,是找我替他校勘的;第三个是《论衡指要》,没有成功,本来也要找我帮他做的,但先生93岁时去世了。

  章士钊从13岁就喜欢柳文,不断写笔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住在北京,生活比较安定,开始进行整理。此书分为两部分,一是“体要之部”,二是“通要之部”。“体要之部”先写,对柳宗元每篇文章解释字义、发挥大义等等,“体要”之事,就是本体所有之事。写好之后,毛泽东要了去看,看得很仔细,秘书写的两个错字都看出来了。章士钊有两个秘书,一位名叫王益知,是所谓“外秘书”,负责对外事务;另一个是章太炎的侄女儿,是“内秘书”,实际上事情也不多。“体要之部”写好后,又写“通要之部”,“通要”的意思就是“观其会通”。中国古代做学问,不光是讲“专”,还一定要讲“通”。下部“通要之部”写好后,毛泽东又要看,同时还要再看上部,并说还有“友人”要看,这个“友人”就是康生。毛泽东看过以后,对此书有评价,前面是些套话,大意是说:这本书不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的,但是我们理解,章士钊是老一辈人,世界观已经形成,不要求他再去改变了。重要的是这么几句话:“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意,引人入胜。”毛主席这段话,我是在康生回复毛主席的信中看到的。后来中华书局写述评的时候,大概也吸收了这个意思。凡是《柳文指要》中提到的“友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赞成的,他写上去,毛泽东不同意的,他也记上去,他们都是很直率的。

  中华书局原来排过《柳文指要》,是小字排的,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方才出版,当时印了一万部。毛泽东把出版《柳文指要》的事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指示用大字印出,周恩来的意思是:看这个书的人,都是年纪大的人,小字看不清。出版之前,章士钊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说此书能出版非常高兴,但需要从干校调一个人回来,帮助他校订。他要调的人就是我。那时我们都在各地干校,包括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吕叔湘等等,留在北京的是极少数。承办此事的秘书叫吴庆彤,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说要把卞孝萱从河南干校调回,去章士钊先生家里报到。解放军、工宣队不知道我,就问人,巧了,一问就正好问到我妻子,她是机要打字员,她说“卞孝萱就是我爱人”。于是打电话到干校,叫我赶快回来,帮助搞《柳文指要》。

  头天晚上接到电话,第二天行李一捆,独自一个人回到北京,立即赶到章士钊家。章士钊又写第二封信给周恩来,说卞孝萱已经从干校调回,《柳文指要》出版“指日可待”。送一件校样来,我就马上看,看好之后,发现什么地方有错字或其它问题,就提出来。要改动的话,必须有章士钊在旁边盖的一个图章,不能随便改。他交待得很清楚:观点方面你不要动,由我负责;你就负责校勘。

  书搞好快要出版了,章士钊给周恩来写了第三封信,报告书已成功,稿子已交;并说我在他身边工作,表现很好。主要是这样一句话:在青年学者中,卞是独一无二的人才,再回干校太可惜。由此,我就没回干校,留在了北京。当然在家里也没有事,但是可以做学问了。他比我大43岁,我和他也是非亲非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这是因为过去的前辈老人很重视人才,好提携后进,这是非常可贵的传统。范文澜对我这样,章士钊对我这样,匡亚明对我也是这样。

  我结识章士钊的原因很简单。章士钊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出去,他要查什么资料,就叫他的秘书王益知到北京图书馆或者科学院图书馆去查。科学院图书馆就在历史所办公室旁边,我经常在图书馆看到王益知,很多朋友都是在图书馆认识的。王益知是报馆出身,不是搞学问的,查一般性的资料没有问题,但深入的工作就不太胜任,我们经常在图书馆见面,因此他有时候就问我,我也就告诉他如何如何。王益知这个人品德很好,回去以后就如实地告诉章士钊,章士钊就把我找到他家里去,由此和他认识,这个时候他的《柳文指要》已经写很多了。

  章士钊让我专门为他找诗方面的材料,因为尽管过去的人古典文学都是很好的,但章士钊的特色是逻辑,他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研究柳文,所以并不熟悉柳宗元的诗。这种“熟悉”不是指表面的东西,而是指深入的方面,因此他就委托我来搞。好的发现,他就引用到书中去。

  章士钊第三个《指要》,是《论衡指要》。《论衡指要》的写作差不多是和《柳文指要》同时进行的,后来没有做下去。原本是打算《柳文指要》做好后,就继续做《论衡指要》,他也和我说好了,让我继续帮助他,可是不久他就在香港去世了。外间不知道,以为章士钊有成稿,其实并没有。不过,章士钊的《论衡指要》虽然没有成功,但以前一些阶段性成果,比如发表在《甲寅》杂志上的一些,都已经为人所引用,如刘盼遂的《论衡集解》,当然还有其他人。

   (本文摘自《冬青老人口述》,标题为编者所拟。该书由卞孝萱口述,赵益整理,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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