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我当然乐于共襄盛举,先后参加了三个国际会议,撰写《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等三篇文章,等到六月底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会议,我已江郎才尽了。实在不好意思炒冷饭,只好谈些不成体统的随感。看了会议论文集,发现自己理解错了——早知道会议不只谈五四,还可以纵论百年中国文学与文化,那我本是可以提交专业论文的。

  今天的发言,其实是想谈自己的困惑,即如何看待常被混用的“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三个概念到底要不要区分,以及如何区分。先说大的方面,我不喜欢“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因其表面上集大成,实则模糊了论述的焦点。我更愿意分疏“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强调两者的边界,但又理解二者如何互相包孕。

  先说这两个概念的产生——“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前者乃自我命名,后者则拜论敌所赐。大家都熟悉五四运动命名的缘起——北大教授、教务长顾兆熊(孟余)在1919年5月9日《晨报》率先刊出《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之示威活动与国民之精神的潮流》,接下来北大英文系学生罗家伦在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年5月27日《时事新报》上又有张东荪的《“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一句话,五四运动或五四精神的“命名”,来自当事人或支持者。

  至于“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最初并非新文化人的创造。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大意是,这个新词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通了,但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赞成”而已。同年9月17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也有类似的表述:“他们见面第一句话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对于突然变得非常时髦的新名词“新文化运动”,作为主将的陈独秀好歹是认领了;而年少气盛的胡适,则干脆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于那些最早使用“新文化运动”这个词的人,鲁迅明显不太信任。1926年,鲁迅撰《写在〈坟〉后面》:“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

  曾经风起云涌的新社会、新青年、新思潮、新道德、新信仰、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等,如今被集约成了“新文化运动”,这虽非陈、胡等人的初衷,但既然已经流行开来,作为始倡者,你不认也得认。况且,反对者打上门来,用的是《论新文化运动》(吴宓)、《评新文化运动》(章士钊)、《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等醒目的标题;而敏感的出版界闻风而动,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唐敬杲编辑的也是《新文化辞书》。至此,陈、胡等人只好也跟着讨论起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来。

  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陈独秀称“文化是对军事、政治(是指实际政治而言,至于政治哲学仍应该归到文化)、产业而言”,因此,“新文化运动”只包含“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而不涉及现实政治。在陈独秀看来,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进来,这“文化运动”就变得无所不包;若连军事也进来了,“那便成了武化运动了,岂非怪之又怪吗?”“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最好是分途发展,各走各的路;而“创造文化,本是一民族重大的责任,艰难的事业”,故反对“拿文化运动当作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第9卷第1号,1921年5月1日)。可作为壮怀激烈的“老革命党”,陈独秀的真正兴趣还是在社会运动。此文发表两个月后,一转身,陈便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此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风云激荡的实际政治。

  反倒是书生气十足的胡适,老想不清楚,以为《新青年》同人可以固守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仅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努力耕耘。因此,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日后的政治走向,胡适一直很不以为然。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的请求,做了题为《“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的录音演讲,其中提及“到了‘五四’之后,大家看看,学生是一个力量,是个政治的力量,思想是政治的武器”,因此各党派纷纷介入:“从此以后,我们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有的时候叫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就变了质啦,就走上政治一条路上。”类似的说法,胡适一直坚持,在“口述自传”中,也曾将五四运动称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因为“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身为历史学家,明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却幻想有一种不受政治尘埃污染的“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在我看来实在过于天真(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二者无法截然分开,但确实各有侧重,其发生及发展路径明显不同。就看你主要着眼哪一方面。在以前的一系列论著中,我一直坚持平视晚清与五四,认定是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学术的新天地。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再到《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2018),这个立场没有改变。这一思路背后,是淡化“事件”(如“戊戌变法”或“五四事件”)的戏剧性,凸显“进程”的漫长与曲折。谈论“转型时代”,本就倾向于中长时段研究,在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视野中,分析中国思想或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并且,不是千里走单骑,而是综合考量变革的诸多面向,如社会动荡、政治剧变、文化冲突、知识转型、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等。因此,不好简单地归功或归咎于某突发事件。这里的起承转合、得失利弊,不是三五天或一两年就能“水落石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要大于“五四运动”。当然,这里说的是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

  我们可以在“新文化运动”的视野中谈论“五四”之长短,也可以用“五四运动”的标尺来审视“新文化”的得失。但我不同意以“五四运动”之名来彻底涵盖整个“新文化运动”,也不认同胡适充满书生气的假定。理由是,政治与文化及学术密不可分,传统中国强调“学为政本”,风起于青萍之末,五四运动确实可以看做新文化运动的自然延伸,但其中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大转折时代本就充满变数,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即蕴涵着无限的发展与变异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五四运动”乃“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推进的诸多可能性之一,主要体现其政治理想与实践能力。至于晚清开始的一系列学术、思想、文学方面的变革,与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前的政治抗争,在内在理路上,不能划等号。如果最大程度简化,取其旗帜与口号,前者是“民主”与“科学”,后者则是“国家”与“民众”,对内与对外、启蒙与救亡、思想与政治,决定了二者的行动宗旨与论述策略不同。但我承认,五四运动的巨大声势以及社会影响力,使得白话文运动或文学革命的成功大大提前。

  作为史学命题,从清末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的“新文化运动”,犹如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是可以相对封闭起来论述的。后者不仅仅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更牵涉思想道德与社会思潮。陈寅恪《论韩愈》称“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的主要功绩表现为: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发生在一千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当然面貌迥异,但同样可在思想文化层面归纳、总结、阐发。只是1927年国共分裂,此后政治斗争以及旗帜争夺的焦点在“五四”而非“新文化”。也就是说,作为运动的“新文化”,已功成名就,可以完美谢幕了。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喜欢混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有人思维本就跳跃,有人喜欢模糊操作,也有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更有人拉大旗当虎皮。我的立场是: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尽可能往上走,从晚清说起;若辨析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则最好往下延伸,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往前追溯,从晚清说起,主要是史学研究;往后延伸,牵涉整个二十世纪,更侧重思想操练。或者说,谈论小五四(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重在考证与还原;研究大五四(指作为思想潮流的五四时代),关键在于阐释与介入。

  这也是几年前我那则《整个20世纪都是五四的时代》的长篇对话所坚持的。强调必须不断与“五四”对话,从学问、道德到文章,但最为关键处的,还是思想与政治。在我看来,当下中国,“五四研究”的主要潜力及使命不在史学探索,而是思想操练——这既是其巨大优势,也很容易成为陷阱。我深知其中利弊,还是十多年前《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的那段话:“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2019年6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百年回顾: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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