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浙学

  考察浙学,首先需要对“浙学”这一概念做必要的分梳。所谓“浙学”,大致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二重维度加以理解。狭义上的“浙学”与朱熹提出的“浙学”概念相关,这一视域中的“浙学”所涉及的主要是宋代的特定学派。广义上的“浙学”则既在时间上不限于宋代(不仅应向前追溯,而且需往后延伸),又在内涵上更为宽泛。这里需要将广义的“浙学”与“浙东学派”“浙东史学”等学派形态做一区分:“浙学”首先关乎地域性,可以视为“浙”地形成的各种学术和思想的统称,相形之下,“学派”则有自身的宗旨、学脉的前后传承,所谓“浙东学派”“浙东史学”以及“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等,便属于后一意义上的学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谈到“浙东学术”时,主要便着眼于其在学派意义上的内在脉络:“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不难看出,这里的浙东之学,一方面被赋予兼容并包的学术取向,朱陆之学皆为其所纳,另一方面又主要以心学为其思想主脉,后一意义上的浙东之学,与基于地域的广义“浙学”形成了某种对照。

  如上所述,朱熹与“浙学”这一概念具有比较独特的关系,一方面,他较为明确地提出“浙学”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又对其做了狭义的理解,认为“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三),这一理解中的“浙学”,指向的主要是宋代事功之学。不过,从地域性的角度看,“浙学”的内涵显然不限于朱熹所界定的与事功相关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即使在宋代,“浙”地除事功之学之外,还有吕祖谦、张九成等具有理学趋向的思想家,在宋代之前以及宋代之后,“浙”地之学更呈现复杂多样的形态。就此而言,“浙学”显然不能限于事功之学。

  从时间之维看,“浙”地之学并不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浙学”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汉代的王充:王充无疑可看作是“浙”地之学早期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充之后,“浙学”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演化过程,至近现代,“浙”地之学依然代有人出,诸如章太炎、王国维、马一浮等,均为其选,到晚近,尚有金岳霖、冯契等当代学人。尽管与近现代学术活动在空间上的扩展和地域性的突破相应,近现代及当代“浙”地学人的学术活动在地域上已不限于“浙”地,但从其学术风格上,仍可以看到“浙学”的某种印记。

  就历史的角度而言,“浙”地的学术衍化有其独特性。如所周知,齐鲁之地在孔孟荀之后,似乎既没有出现气象和格局较大的学派,也未能持续不断地产生具有创造性、系统性和广泛影响的思想家。宋代后,洛学、闽学、关学、蜀学、湖湘之学等先后而起,但其关注之域较为限定,而且除开创者之外,后续也较少形成重要的、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与之有所不同,“浙”地之学呈现某种持续发展的态势。除了宋代的婺学或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张九成的横浦心学,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所代表的四明学派等之外,宋以后,明代的王阳明及浙中王门,明清之际的刘宗周、黄宗羲,清代的章学诚,近代的章太炎、马一浮,直到金岳霖、冯契等具有现代意义的重要学者,都可以视为广义的“浙学”的不同代表,这样不绝如缕、代有人出、延至现代和当代的地域性学派,确实较为少见。从气象的博大、学术的创造性、延续的历史持久性以及涉及的广度等方面看,“浙”地之学在整个中国文化演进中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

  当然,以“浙”这一地域来命名“学”,还只是以地域性概念涵盖学术思想,仅仅关注这一方面,往往会显得头绪纷繁。历史地看,在学术思想的衍化中,地域性与学派性常常彼此重合,如宋代理学的关、闽、洛之学,其形成之初便既涉及相关地域,也关乎同一学脉,尽管其后学未必在地域上同属一地,但学脉上却前后相续,与之相应,对以上诸种学派的考察,也较易把握其学术理路。“浙学”与上述学派显然有所不同,它在呈现地域性品格的同时,并不存在单一的学派传承。从学术趋向看,同为“浙”地之学,有的侧重哲学,有的偏向历史,其中的学术进路、学术方向也各有不同,即使在哲学之域,也有理学、事功之学等分野。这样,从什么方面把握“浙学”的内在脉络,使之呈现多样而不杂乱的形态,便是需要关注的问题。这里,可以从浙学的为学特点或精神取向上,对此做一大致的考察。概括而言,从王充到现当代的“浙学”人物,其总体的学术特点体现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批判意识。对以往思想,“浙学”往往不是简单认同,而是注重批判性的回顾,从王充开始,便展示了这一学术进路。汉代的王充著有《问孔》《刺孟》,对当时已被奉为正统的孔孟之学提出种种质疑。在王充看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而他确实也根据事实和逻辑,对孔子的诸种言论提出了种种异议。宋代的陈亮与叶适,对同时代的理学同样也有多方面的批评,如叶适责难理学“专以心性为宗主,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习学记言序目》)。明代王阳明的心学虽然也属广义的理学,但对正统的理学却呈现不同的哲学立场:其心学事实上已偏离了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理学。黄宗羲不仅对宋元明的思想史做了反思,而且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念:“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以上看法无疑包含着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某种责难。章学诚在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清代,另辟思想路径,其中也蕴含对当时主流学术的不认同。同样,章太炎对维新派的批评,构成了近代思想的重要景观,直至现代,金岳霖对西方哲学史上的“唯主”观念及休谟因果观的质疑,也成为其自身哲学创造的前提。批判性和创造性往往联系在一起,浙学以注重学术创造性为进路,这种学术创造同时以对以往思想的批判为前提。

  第二,注重理论的思辨。王充尽管常常被称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在其哲学中,同时也可以看到对多样问题的理论分梳,如以天道自然无为驳斥目的论,主张“不徒耳目,必开心意”(《论衡·薄葬》),肯定认识过程中感性与理性的互动,都展现了独到的见解。宋代的事功学派同样不是简单地提出功利的观念,而是形成一套理论的系统,从政治的运行,到社会的演化,都做了理论上的说明。王阳明心学在理论的建构和理论的思辨方面,达到了更为显著的深度,他在心物关系上实现的形而上学转向,以良知融合心与理,从过程的层面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可以视为哲学思辨的不同体现。清代的章学诚、近代的章太炎所展示的学术与思想的统一,金岳霖所建立的现代哲学体系,当代冯契以智慧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以及广义西方哲学的会通,都从不同方面展现了“浙学”的以上特点。

  第三,呈现为现实的关切。从思维趋向看,“浙学”注重理论思辨,但并未由此导向抽象的玄思。王充的“疾虚妄”(《论衡·佚文》),陈亮、叶适对经世致用的注重,都体现了现实的关切。即便在王阳明那里,其思想似乎主要呈现为抽象形态的心学,但其中依然可以看到多重意义的现实关怀。王阳明不仅实际参与了事功的现实活动,而且提出了“事上磨练”的涵养观念,肯定知与行的统一,强调真知需落实于行等,都从不同方面展现了现实的关切。章学诚将经理解为器,以为道即内在于六经之器中:“圣人即器而存道。”(《文史通义·原道下》)“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文史通义·原道中》)与道不离器的观点相应,章学诚强调即器而明道:“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乎道矣。”(《文史通义·原道中》)由器言道的逻辑前提,是确认道内在于现实存在,所谓“天下事物”“人伦日用”,便属道所依存的不同实在。章太炎对近代社会变革的关注,也从不同维度体现了现实的指向。可以说,理论的思辨和现实的关切相结合,构成了浙学的特点。

  第四,体现于历史的观念。王充的哲学系统在逻辑上发端于对以往思想包括先秦儒学的反省,这同时也从思想史的层面,展现了历史的意识。陈亮等对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一再推崇和赞赏,王阳明、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之说,黄宗羲对宋元明儒学历史的梳理,以及后来进一步发展出来的浙东史学等,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浙学”中的历史意识。现实的关切既与理论的思辨意识相关,也与历史的观念相关,在浙学中,以上方面内在地关联在一起。

  要而言之,批判的意识、理论的思辨、现实的关切、历史的观念,从总体上构成了“浙学”的内在特点。不同历史不同时期的“浙”地学人尽管学术面目各异,思想兴趣不同,所致力的具体学术思想领域也不尽一致,但在其思想系统中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以上四重特点。当然,“浙学”中的人物往往也呈现自身的学术侧重:一些学人可能突出了上述诸种特点中的某一方面,另一些人物则或许更为侧重其中的另一方面,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在展现某一方面特点的同时,并不完全忽略其他方面。这里既有不同的理论侧重,又有共同的理论关切,或者说,在呈现各自特点的同时,又具有共同的理论趋向。

  前面已提及,“浙学”涉及多样的人物和学术进路,并且派中有派,其形态复杂而多样。要将如此纷繁的“浙学”加以整合,使之呈现具内在学术脉络的系统,便需要揭示其中内含的共同的学术精神,展现其“家族相似性”,以避免因简单罗列而引向理解方面的杂乱无序。就实质的方面而言,以上所论“浙学”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浙学”之为“浙学”的内在风格,关注这些普遍特点,同时也为展示其学术脉络提供了可能的进路。

  进而言之,就“浙学”与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的关联来说,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不仅有主流,而且有支脉,在总体上呈现多重面向的结构,这种多重性同时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浙学”所包含的诸种学派和人物,从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的角度看,常常处于边缘性的地位;同时,它往往挑战主流思想,呈现某种异端色彩,在整个“浙”地之学中的重要人物或其中的不同派别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事实上,作为主流中的支脉,“浙学”每每通过挑战主流思想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学术品格:王充挑战当时主流的经学,事功学派挑战主流的儒学,王阳明挑战正统的理学,章学诚挑战主流的乾嘉学派,等等。直到近现代,马一浮的思想也蕴含着对西学思潮的某种挑战。可以看到,以有别于主流的独特方式延续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构成了浙学的个性特点。综合而言,异于主流之学的取向与批判性、理论思辨、现实关切、历史观念的相互融合,使“浙”地之学的学术取向具体地突显了其自身的学术品格,后者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文化或中国思想的丰富性、多样性。

  (作者:杨国荣,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19浙学论坛暨浙学与‘东南三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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