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故事》:一百年,一座学校和八代人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张伯苓

    一

  在中国,真正有点儿传统,而且这传统的起源比较清楚、发展脉络也比较清楚的百年老大学,其实屈指可数。南开是其中之一。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爆发,按照正统教科书上的说法,中国正是从一九一九年开始,以“五四运动”爆发为标志,正式进入“现代史”,此前,则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将近八十年的“近代史”。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广度和意义的深度方面,是此前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活动都不可比拟的。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和活动,“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意义的事”。“近代中国大多数领导人物,从文学、哲学,到经济、政治等各界,大都受过五四时代的教育和训练,而且多因参与这场运动才开展他们一生的事业。这次经验一直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心理。”南开大学就诞生在这一年。对中国来说,这个年份是后面一系列巨变的一个开端。这短短的一百年,世界变化太大了。这变化之大,远超乎此前的数百年甚至上千年。

  一座学校,主体当然是老师和学生。一座学校的生命与传统的传承,说到底还是在于活生生的老师和学生们。记述历史,就是记述这些人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国家民族如此,一座学校的校史,也是如此。这些在历史长河中顺序经过的人,数以十万计,跨越百年,不可能在这样一本小书中完整体现。那么,我们只好选择一部分人,一个阶段的人。但如何用一个尺度来划分,记录一个什么范围的人,确是一个问题。——在这方面,好像大家都比较多地用“代”这个概念。这是一个相对有区分度的划分,也是一个比较有边界的框定。而定义这“代”,则离不开时间概念,也离不开群体的设定。代与代之间的区分,年龄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自然的标准,但更主要的,还不是在于年龄上的差异,而是在于学术文化上的嬗变传承,在于进入社会之后扮演的角色有什么不同,在于他们与社会时代变化之间的关系。或者更概括地说,有没有属于自己这一代的较明显的“代特征”。

  时间本来的确是连续的,但历史长河往往有明显的转捩点,而在这不长的一百年中就有几个转捩点格外突出,早已成为历史坐标: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南开南迁,有了后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南开新生。一九七六年文革结束,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中国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开始步入正轨。一九九二年,市场经济全面推开,随后中国高教改革也全面展开。大学里的学生本来也是一届跟着一届地入学、毕业,似乎也难以排辈论代;但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的大学偏偏就有“断代”。这“断”代又往往是被迫的,长时段的,典型的就是十年浩劫。

  对南开人的代际定位,当然是根据这些人入南开的时间,他的生理年龄则放到其次。把这个时间参数放入这百年尺度中,就会划出几代人。所谓入南开的时间,主要是指作为学生进入南开大学的时间,也包括早期一部分尚在青年的教师来南开教书的时间。

  参照刚才说的几个大的历史节点,我们可以把这一百年来的南开人,大致分为这么几代:第一代:“五四”一代,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六年;第二代:抗战一代或西南联大一代,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第三代:新中国一代,或叫“十七年”一代,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五年入学的;第四代:“新三级”一代,以一九七七级到一九七九级为代表;第五代:改革开放一代,一九八○级到一九八八级;第六代:市场经济一代,一九八九级到一九九八级;第七代:新世纪一代,一九九九级到二○一一级;第八代:新时代一代,二○一二级以后。

    二

  这当然是个相对的划分。首先,我们受限于我们自身,我们的立足点决定了我们自然会以自己这一代的眼光来回望这一百年。我们自身的局限,是这个相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二,历史往往总是远略近详。第三,每一代与每一代之间,有的是有明显分野的,更多的则是分野不很清晰的,或者是有一定交错的,难以一刀两断的。同时,每一个代内部,又会有各个小代。如果细分,这每个时段中,又可细分为若干个代。比如,在第三代与第四代中间,其实还夹着一个“老五届”,即一九六六年那一年在校的五个年级的大学生。还有,一九六○年代以后入学的,相比于一九五○年代初入学的,就是两代人。其实何止六○年代以后入学的。就以我比较熟悉的中文系的老师们来说,一九五六级入学的如田本相、张小鼎,他们入学时,宁宗一、刘家鸣已经毕业留校当助教,田先生、张老师当年都管宁先生和刘先生叫老师的。可是,田先生本人是一九三二年生人,只比宁先生小一岁,比刘先生还大三岁。当然,刘先生他们在这些老朋友面前也从来不以老师自居。

  这些比较细的划分,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但限于本书的选择和体例,只能从权、从略了。

  所以,这几代的分法,只能说是相对的,是个大概其,取其论述的方便而已。但是,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划分就没有道理,是完全根据我个人喜好而定。不是这样的。刚才说了,历史的大的转折点,天然地为我们划分出了时代与师生的代际。

  在电影界,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六代说——尽管有学者指出,电影导演的分代,只对九十年代以前的电影史有意义。而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也有著名的“六代说”:以一九四九年为中界,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揆诸这六代之说,可以说,我们上述对南开人百年几代人的划分,也是有几分道理的。他们分别有所对应。比如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严范孙先生生于一八六○年,创校校长张伯苓生于一八七六年,典型的晚清一代。由晚清一代创办南开大学,在代际上恰是顺理成章的。建校之初那批年轻老师,和入学新生,则是典型的“五四”一代,比如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周恩来;第一代中还有邓颖超、于方舟等人,还有饶毓泰、张彭春、黄钰生、何廉、杨石先,南开历史系创始人蒋廷黻,诗人查良铮,等等。滕维藻、杨敬年、吴大任等,似乎应该算“五四后”一代,也就是本文上述的南开“抗战一代”。

  回望百年,第一代在张伯苓老校长领导下,开创中国高等教育一个新的时代,是创业和奠基的一代。第二代,也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坚忍卓绝,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使南开生存发展,初具规模。第三代,则是“学习模式”的一代。但这一代,承上启下,接续了前辈的传统,脚踏实地,忍辱负重。虽没有前两代人涌现那么多大师巨子,但也有不少一流学者,其中杰出者,也是开山拓荒、开宗立派,在学术思想领域做出了大事业,比如刘泽华、熊性美、刘叔新、田本相、罗宗强、项楚等等。他们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骄傲。

  在这几代南开人中,我因为工作关系和其他一些便利,很浅地接触了几位第一代第二代。比如,年尊最长的柳无忌先生。柳先生生于一九○七年,是柳亚子先生哲嗣,抗战前在南开任职五年,任英文系系主任,虽不是创系系主任,但南开英文系在他手中,达到极盛。还有张清常先生,生于一九一五年,是西南联大时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是联大校歌的谱曲者,著名语言学家,曾在南开中文系任教多年。一九九七年底,我也曾回南开集中采访过几位老先生,如老校长滕维藻,中文系老主任、希伯莱文学专家朱维之,经济学家杨敬年和魏埙。第三代中,教我们的老师就很多了,也是我最熟悉的一代。这一代中,我把五五级、五六级、五七级作为代表年级。其中,中文系五六级出的学者和出版家最多,如,罗宗强、项楚、于友先、张小鼎、张菊香、鲁德才、陈慧、刘绍本、雷声宏、姚锡佩;还有最近半年之内刚刚过世的田本相、黄克两位,二○一四年年初过世的郝世峰等等,他们都是五六级同学。五五级的张学正、郝志达,五七级的李岫、邓牛顿、陈漱渝等先生,我也比较熟。还有,历史系五七级的刘泽华,北大毕业、但长期在南开教书的薛宝琨,等等。关于这一代,已经出了不少书。这一代,也并非本书关注的焦点。

  本书关注的是第四代和第五代。

    三

  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第四代和第五代南开人,也就是“新三级一代”或“文革一代”,和“改革开放一代”。——这与二十年前初版此书时我的说法略有不同。笼统地说,这第四代和第五代,似乎又可算做一代,二十年前,我们正是本着这样的看法,来编这本书的。

  在这里,有必要略微解释一下“老三届”这个词,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词已经比较陌生了。“老三届”,是指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那一年,正好在校就读的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其中,高三的学生已经完成了三年高中学习,所以基础最好。这一年读初三的,则被称为“老初三”,以此类推,还有“老初二”“老初一”。与“老三届”对应,后来又有“新三届”或“新三级”之说,即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第二第三届学生,即七七、七八、七九这三级。这三级中,其中占比相当大的,就是“老三届”。

  “老三届”也好,“新三级”也好,这批人在进入八十年代后,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代新人。本书中的作者,有不少是“老三届”或“新三级”,年龄最小的,也已经五十七八,年龄最大的,已经年过七旬。所以,仅仅从生物年龄来说,本书中的作者,也确实是两代人。而我们上本科时,教我们的青年老师中,从七七级到八三级的都有,虽然其中教我们的年轻老师,只比我们大四五岁、五六岁,但老师就是老师。尤其把八六、八七、八八这几级,与七七、七八、七九这三级放到一起对比,这种代际差别还是很明显的。而这种差别,正是本书所要展示的一种时代变化。

  关于“老三届”或“新三级”,都已经说得很多了。他们大多有坎坷的经历,许多人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体会了中国底层社会。他们因为恢复高考而改变命运,因此,有强烈的命运感和幸运感。他们对旧体制的体认深刻,但又是在体制内思考。理想主义是他们身上明显的色彩。因为长期受僵化教育,他们的表达有时显得言不由衷,在比他们小的学弟们看来,有点儿假模假式。但是,他们是近四十年创造历史的人,是开拓者。他们乘改革开放大势,是大有作为的一代,也是敢有作为的一代。历史经过了轮回,他们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这一代人当中,分化当然也很大。有的彻底觉醒,有的则顺应现实,或者对自己的历史完全没有反思。虽然大多数人也是过着平常日子,但其中毕竟有很多人书写了人生传奇。

  和这一代人比,我们“改革开放一代”似乎就显得庸常多了。

  这个时候,我愿意把我们这上下两三级,八五、八六、八七,作为第五代的代表年级。——我们是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和八○级的学生辈。

  为了说明我们和上一代人的差别,可以举了小例子。还记得入学第一学期开学不久,班导师唐子奕来宿舍看我们,和大家聊天,说到,这个世界荒诞的事情很多,你们以后读了《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明白了。——我们听得似懂非懂,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这本书。唐子奕是七九级,后来在系里又跟王达津读了研究生。他们这批人是先在现实社会中亲历了很多,又来上大学,一读之下,自然容易开悟。我们呢,则基本是从校门到校门,通通透透学生腔儿,对现实社会隔膜得很。当然,这方面的差距,经过几十年的摔打磨砺,算是后天多少弥补了一些。

  时代的变化,虽然是悄悄的,却也是明显的。我记得很清楚,从八四级、八五级开始,大学生找工作已经有点不那么顺利了,在中文系尤其感觉明显,需要学生自己找,而且需要学生动用家庭关系认真找,不然,饭碗是有,但就是回到老家县城教中学——而这显然不是这些学生们当年考入名牌大学时所梦想的职业目标。

  和上一代比,我们这一代仍然比较务实,也算能吃点苦,但真正属于自己的想法并不多,目标往往是优秀的经理,同行中的标兵,知名的电视主持人,报社的名记者,更高一点儿的理想也许是当个广播电台台长,或者某局局长。在文化上,我们仍然先天不足,虽然看起来比上一代得到了较完整的教育,其实功底远没有上一代中的佼佼者深厚。理想主义仍有,但色彩已经开始变淡,开始让位于现实的功利考量;文化上的多元思想,如果说在上一代还是开始尝鲜猛塞,囫囵吞枣,那么经过十来年,已经渐渐渗入我们的意识,我们已经开始有所选择,有所消化,也有所运用了。我们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摇摆,在青春理想和现实选择之间彷徨,在旧与新之间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混杂了新旧中西,迷离于境内境外。港台明星是偶像,出国留学已经是最佳选择之一。如果说新三级一代是“八十年代新一辈”,是刘晓庆、郭凯敏、殷亭如一代,是舒婷北岛、蒋子龙、一代,我们则是罗大佑和崔健一代,同时也是谭咏麟、梅艳芳、张曼玉一代,还有王朔一代。上一代排演话剧《雷雨》,我们则排演《等待戈多》。上一代唱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小花》,而我们唱的是《鹿港小镇》《雪在烧》《凡人歌》《一无所有》。我哥他们看的是《保密局的枪声》《甜蜜的事业》《庐山恋》,我们喜欢的则是《英雄本色》《最后的疯狂》《大撒把》《大红灯笼高高挂》。这是不同的两代人。

  但是我们和上一代也有共同的地方,一,有平等精神,不管什么地方来的,什么家庭,只要有本事,大家就服。英雄不问出处。凡事愿意公平竞争。二,看重才华,在金钱、权位和才气之中,大家在心里还是把才华看得最重。三,在个人成长方面,则大多靠个人的努力,说白了就是以个人奋斗为荣。四,重朋友,看重朋友间那单纯的友情。五,我们都认同某些传统,比如尊师,比如对学问的敬仰,虽然大多数人自己不做学问,但仍然把做学问当做是一件让人佩服和恭敬的事,对学问和长辈学者,有个“敬”字。六,对人与人之间,看重投缘,比较重然诺。对自己份内的事,都要力争做好,甚至追求最好。等等。还有,更早先的那些僵化的、虚假的东西,经过我们这两代人得以消解。这也许才是我们给后人的一大礼物,而我们和后人往往没有意识到。

  如果说,新三级是参与创造了八十年代,我们则是在八十年代中成长起来。把我们连成一体的,是《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是福克纳、马尔克斯、现象学、现代派,是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是八八年美术双年展,是《读书》和“走向未来丛书”,是罗大佑和金庸,是《现代启示录》《雨人》和《红高粱》。我们共同构成了八十年代,我们共同拥有八十年代。那是生气勃勃,元气淋漓的八十年代,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十年。

  而我们,却又是一个大时代中的过渡一代,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代。

  如果说,二十年前我们还年轻,那时的怀旧,在我们自己,是自以为能感动自己的,而在旁人看来,也许还有点儿矫情;那么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一辈都已步入中年,年已半百,怀一下旧,就怀一下吧。

  

  在我们毕业之后,短短几年,市场大潮汹涌澎湃,功名财富,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指标。人们不再犹豫,不再彷徨,义无反顾。时代变了。读书已经不是那么值得夸耀的事,甚至成为世俗的笑柄,有钱有权才让人公开仰慕。个性已经不再重要。时代在新的场次中安排了新剧目和新角色,随之登场的是新一代。几经迭代之后,新人类开始登上舞台。

  从我们入学那年算起,到今年,又有三十二级新生入学;即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又有二十好几届南开学生步入社会,融入时代洪流。单纯从时间角度说,这个时间跨度中至少已经有了两代、三代人,或者更多。第六代、第七代,已经走出校门十几年,有了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历,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其中第六代的很多人已经成为社会中坚,甚至社会精英的代表。南开的历史中,也已经有了他们的创造。——第八代刚刚走出校门,或者尚在读书,南开既有历史,他们贡献的份额不多,但最可期待的,无疑正是在这一代。但很惭愧,对这些学弟学妹,我并不是很熟悉,现在就笼统地归为一代。他们的历史,还是让他们自己来写吧。相信他们的故事,比我们的要精彩很多。

  (《南开故事》(百年纪念增订版),祝晓风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此书为“‘双一流’建设·名校文化故事丛书”第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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