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本与绣像本的优莠——兼说“教化”在古典文学里的意义

  除作者是悬案外,《金瓶梅》(下简称《金》)的版本,不像《红楼梦》的版本那般复杂,但并非就没有话题。就现在一般的认知,《金》主要由两个(另说三个)版本构成的。一是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金瓶梅词话》,一是在清初流传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前者,据说初刻在明万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认为,《金》的最早版本为庚戌本即1610年),后者初刻在明崇祯。如果这些可以坐实,那么,《金》的版本可以简化为《金》万历本与崇祯本。但问题是,这两个版本孰先孰后?经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刚发现《金瓶梅词话》的当时)认定《金瓶梅词话》早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之后,并未形成统一意见。特别是进入到二十世纪后期到二十一世纪,这种认知遭遇挑战。一派继续肯定前者先于后者,如戴鸿森、王汝梅等便认为前者与后者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另一派则反对这种说法,叶桂桐(2015)推翻鲁迅、郑振铎等的认定,认为两者不仅不是母子关系,而且前者还晚于后者。第三种看法比较中庸,认为两者是兄弟关系。本文不讨论两个版本的先后关系,主要讨论两个版本的文本优莠。因此,前者不标“万历本”而标“词话本”,同理,后者不标“崇祯本”而标“绣像本”。

  “词话本”在相当一个时期,至少是在它发现以后到整个二十世纪,都被看成是一个较为完整而又成熟的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992年第一次印刷的由戴鸿森校点的《金瓶梅词话》,即是这种认知的表现。戴本是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印行的最为完备(除删掉涉性描写近2万字外)的版本,也是具有共识的最为规范的版本(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曾印简明《金瓶梅词话》)。这个版本用的即是万历丁巳即1617年本作底本,补以崇祯本。台北里仁书局2007年出版梅节的校注本《金瓶梅词话》也是这一系统。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王汝梅校点的《金瓶梅》则属“绣像本”系统。这一系统,随着抑“词话本”扬“绣像本”的思潮,特别是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2014年同上简称《秋》)的传播,两个版本系统的平静被打破。即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金瓶梅》也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秋》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词话本”过重过多的伦理说教(即“教化”)妨碍了小说人物人性的复杂叙事(《秋》5页、63页等),一条是“绣像本”的叙事与描写比“词话本”干净(《秋》7页、160页等)。前一条说的是小说的主旨趣味,后一条说的是文本本身。其实,这一“词莠绣优”之说,并非今天新论。“文革”结束,禁区不禁。1980年,吴星在梳理历代版本时,就认为“绣像本”优于“词话本”。吴星讲,就连在题目上,“万历本题目”比绣像本“文字粗俗”(吴星,《金瓶梅考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南洋本的前言,董玉振多次提及“绣像本”比“词话本”高明。而且就单一回目看,董说“就第五十四回来看,崇祯本也比词话本高明”。本文所述即以第五十四回展开。

    二

  五十四回回目,词话本作“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任医官豪家看病症”,“绣像本”作“应伯爵隔花戏金钏,任医官垂帐诊瓶儿”(本文所引《金》文字,“词话本”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戴本,“绣像本”引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即康煕三十四年影松軒藏本PDF扫描本)。清人张竹坡对此回的总评“此一回既影瓶作死,复遥影莲摧梅谢”。张竹坡评点的《金》的底本是“绣像本”(清初的张竹坡也许没有看到过1932年才发现的“词话本”)。因此,张的评点完全依托于绣像本。100回的《金》里,其文字、叙事与题旨差别最大的有两回:第一回与第五十四回。第一回,词话本(“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依托于当时《水浒传》的市民基础与社会影响,由《水浒传》的第二十二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到第二十五回(“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直接契入或导入到《金》。“绣像本”则完全抛开了这一楔子,直接进入到西门庆(绣像本作“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哥”)叙事。“词话本”的文字长度大于“绣像本”(第五十四回的文字长度类同),抑“词”扬“绣”者认为,“词话本”比“绣像本”多了许多冗赘而使行文不干净。从《金》的成书过程来看,即以这种以说书的方式展开的文本,“词话本”或许更接近《金瓶梅》的成书缘由与过程。由此,“绣像本”不以武松打虎、与亲哥相认、与潘金莲纠葛等的“水浒传”根由出发,是说不过去的。尽管“绣像本”在第一回里似乎比“词话本”更直接进入西门庆叙事,但是“词话本”的“伏脉千里”这一影响清以降小说尤其是《红楼梦》至深的构思和技巧,则在第一回里率先使用,并在后文里不断得到回应。如果没有第一回武松与潘金莲之关系、武松与武大郎之关系的交待,我们就会对八十七回(“词话本”作“王婆子贪财受报/武都头杀嫂祭兄”;“绣像本”作“王婆子贪财忘祸/武都头杀嫂祭兄”)里的武松大开杀戒一事莫名其妙。而在“绣像本”里便没有这样的铺垫和“伏脉”。

  第五十四回,前半节写西门庆的首席狐朋狗友应伯爵,后半节写任医生为瓶儿看病。无论从文字的长度还是叙事的方式,“绣像本”与“词话本”差异甚大。在“词话本”里,详尽地叙述和描写了应伯爵作东聚会的场景。几乎可以断定的说,在这一章里,应伯爵是主人公。词话本此回把一个依附于西门庆的无赖和市侩,写得鲜活无比。没有哪一回像这一回写的应伯爵,极尽声色犬马,又极尽人情世故。这日,应氏请诸友一聚,先是在城里花天酒地,还不尽兴,便带上两妓女,与众友买船郊外,到刘太监的园子里再吃。“词话本”写这两地、写置身于两地的各色人物,细细写来,移步换景,张驰有序,不动声色,且又暗藏“杀机”。依附于西门庆的这伙滥友,看似温情,实则各怀主意。譬如,吃酒之前,应伯爵就对诸友说,我做主人当然可以,不过“你们也着东道来凑凑”。意思就是我应伯爵一人虽行,但也得要大家来凑,也就是今天AA制。应伯爵的小气与精明,在随口一说中毕现。于是有了白来创用扇子抵银两、常时节用绒绣汗巾凑份子的趣事。应伯爵本就是一个超级混混,“词话本”写得清楚:“原来应伯爵在各家吃转来”。“词话本”还补充写道,正是这种“各家吃转”,应伯爵才做到了“色色俱精”。这为后来西门庆死时众狗友作鸟兽散埋下伏笔。“词话本”第八十回(“陈经济窃玉偷香/李娇儿盗财归院”)写道“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兄弟,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绣像本”第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李娇儿盗财归丽院”)也有这段描写(虽然“绣像本”比“词话本”简略些)。如果不在第五十四回对应伯爵这般极尽的铺陈,我们怎么会在第八十回西门庆死后,看到应伯爵的行为和嘴脸如此地秽臭不堪!同样,也看到西门庆一类人的行为是那样的不堪却又那样地悲凉!而“绣像本”对此的描写与叙事则简单多了。

  诚然,第八十回对应伯爵的这段描写与叙事,有如《秋》不太认同的“词话本”里过多的“说教”。但当我们把第八十回的这段“说教”与第五十四回的细节场景描写联系在一起来读,那么,“词话本”的说教,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事出有因”。我们知道《金瓶梅》是一部披露社会黑暗和人性黑暗的杰出小说,如果一部《金》只有披露和揭橥黑暗,没有作家的“亮色”,那《金》一书一定少了许多色彩。这是其一。其二,明清以降的中国古典小说,发端于市民社会,如果仅有花哨的故事和带有色情的情节而没有说教,除了它的传播会出现问题和阻碍外,再就是它的历史意义会受到削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指出《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其“以国家大事,穿插其间”,而且“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从鲁迅的这些评价看来,鲁迅非但没有指责《金瓶梅》里的“教化”,反而对此“教化”给予肯定。所以鲁迅说,《金》“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事实上,明清以降的小说,无论明代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还是《西游记》,无论清代的《红楼梦》,还是《聊斋志异》,“教化”一旨,无不在这些小说里得以显现。就以这第五十四回的楔子诗作例,也可见一斑。“绣像本”的楔子诗,是一小令《浪淘沙》:“美酒斗十千,更对花前。芳樽肯放手中闲?起舞酬花花不语,似解人怜。不醉莫言还,请看枝间。已飘零一片减婵娟。花落明年犹自好,可惜朱颜”。“词话本”的楔子诗,是一首七律:“来日阴晴未可商,常言极乐起忧惶。浪游年少担红陌,薄命娇娥怨绿窗。乍入杏村沽美酒,还从橘井问奇方。人生多少悲欢事,几度春风几度霜。”尽管小令里的“花落明年犹自好,可惜朱颜”有预言的作用,即张竹坡对此回的总评“近影瓶儿死、远影莲摧梅谢”。但是整个词与第五十四回没有多大关联,倒是“词话本”的这首“七律”,几乎丝丝入扣于“词话本”第五十四回的叙事。即劝告西门庆应伯爵等一干人物,其行为其下场“极乐处时便是极悲”。这教化,一源于佛教的因果,二源于儒家的劝善。无论因果还是劝善,这首七律用于暗喻第五十四回的场景与叙事,十分吻合。“绣像本”的小令,倒显得有也可无也可似的。随便说一句,关于楔子诗,“词话本”与“绣像本”有很大的不同。“词话本”多为诗,“绣像本”大都是词。从诗与词的关系和先后来看,词是诗的“诗余”,词与诗相比,词比诗可能更加感性,如词的正脉“婉约”以及词的先声与发轫《花间集》。有趣的还有,“绣像本”的楔子诗多是词,但在第一回则用的是诗;“词话本”的楔子诗多用的是诗,但第一回则用的是词。“词话本”词作:“丈夫只手把吴钩,欲斩万人头,如何铁石,打成心性,却为花柔?请看项籍与刘季,一似使人愁。只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绣像本”诗作:“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两本两诗词意思相近,但两两比较,“词话本”因其“教化”更具其历史的厚度;反倒是,“绣像本”的诗有些飘浮的“教化”罢了。

    三

  “绣像本”与“词话本”在这一回里,有一个细节得专门一说。那就是“绣像本”作为回目的“应伯爵隔花戏金钏”。这一细节,两本都有,即应伯爵调戏妓女金钏一事。“绣像本”比“词话本”多一细节:“不防常时节从背后又影来,猛力把伯爵一推,扑的向前倒了一交,险些儿不曾溅了一脸子的尿。”“词话本”没有这一细节。应伯爵作为西门庆的食客和跟班,其秽行其丑德,不比西门庆差。但毕竟,《金》不是主写应伯爵的。或者说是从写应伯爵的秽行,从其他角度影射西门庆的秽行。像这种秽行以及由应引发的另一种秽行(即《秋》所说“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即是”),确实是《金》的主叙事,但并非一定是这节的主叙事。“绣像本”把应伯爵调戏金钏的这一秽行写进回目,显然小题大做,远不如“词话本”的回目“应伯爵郊园会诸友”那样,更能呈现西门庆及西门庆诸友的种种秽行,而不只是应伯爵一人,更不当是应伯爵此回的所谓“隔花戏金钏”一事。随便一说,对于这一细节,张竹坡有两段旁批,一段是“情理必至,却写得出”,一段是“一转更奇”。前一段表扬《金》敢于写男性在女性小解时调戏一事,后一段指应伯爵差一点跌交吃金钏小便一事。在我看来,张竹坡于此的两段旁批,过于看重这节的调戏文本,忽略了对整回文本“教化”的叙事。因此,甚至有可能放松了我们对《金》的整个文本的认知。《秋》批评《词话本》的一些回目“毫无含蓄与体面可言”,恰恰在这第五十四回,“绣像本”的回目,太过于淫秽,而“词话本”的回目,倒比“绣像本”的回目含蓄体面多了。

    四

  第五十四回,上半段写应伯爵郊外聚友,下半段写李瓶儿就诊。李瓶儿生了官哥儿后,似乎一直有病。就在西门庆与应伯爵一伙在郊外花天就地时,家人来报,李瓶儿急需看医生。与应伯爵聚友一样,“绣像本”比“词话本”简单得多。“词话本”在任医官进府看病之前,有很长一段(近400字)关于西门庆与病中的李瓶儿交流的描写。“绣像本”则不足100字。重要的是,“绣像本”里请任医官到府上看病,好像只是西门庆的一桩例行公事。而在“词话本”却是另外一种叙事:听说李瓶儿病了,“西门庆来家,两步做一步走,一直走到六娘房里”,走到床边,“只见李瓶儿咿嘤的叫疼”,于是“词话本”写道:“西门庆听他叫得苦楚,连忙道,‘快去请任医官来看你’”,接着“西门庆攒着眉,皱着眼,叹了几口气”。“绣像本”把“词话本”所写的这些一律省去,只写作:“西门庆见他掉下泪来,便道:‘我去请任医官来,看你脉息,吃些丸药,管就好了。’便叫书童写个帖儿,去请任医官来”。凡读《金》都知道,官哥儿走,预示李瓶儿大限在即。在李瓶儿大限即至和李瓶儿死后托梦的第五十九回、六十回、六十一回、六十二回、六十三回,以及七十一回里,我们看到了《金》的另一种叙事,那就是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同情、怜惜与真情(是不是爱情也很难说,此说可参阅笔者《李瓶儿在幸福中死去》,载《湖南文学》2017年第9期)。这在整部《金》中是罕见的。或者说,用了整整六回的文字,极详尽地描写西门庆与李瓶儿的这种关系,是不同寻常的。甚至可以看成是在这一部专写社会及人性黑暗的《金瓶梅》里一丝人性的微光。而这光亮,正表现在这第五十四回里西门庆听说李瓶儿病后“两步做一步走”的叙事及它的衍生叙事里。而这在“绣像本”是看不到的。关于扬“绣像本”叙述的简洁干净与关于抑“词话本”叙述的冗长累赘,许多时候得具体来观察。譬如这一节里的西门庆与李瓶儿的关系交待与叙事。再举另外一例。“词话本”里的服饰叙事与描写比“绣像本”丰富多了。“词话本”第五十九回“西门庆摔死雪狮子,李瓶儿痛哭官哥儿”(“绣像本”作“西门庆露阳惊爱月,李瓶儿痛哭官哥儿”)写郑爱香儿的服饰是“头戴着银丝髻,梅花钿儿,周围金累丝簪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花容月貌,上着藕丝裳,下着湘纹裙”;“绣像本”只一句“却说郑爱香儿打扮的粉面油头,见西门庆”。两本比较,前者因为服饰的“繁褥”或“冗赘”,活脱脱展示出一个娼门子弟在有钱客人面前的作态;后者,因太简,文字的意味便寡谈了许多。

  另外,“绣像本”在应伯爵聚友与西门庆请医生给李瓶儿看病的中间,插入了陈经济与潘金莲乘机偷情一事。张竹坡对此一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为西门/金莲/经济三人于此的关系与勾当,以及潘/陈二人在西门生前身后售奸“文字用地步如此,人乌之有”。事实上,“绣像本”的这节叙事在“词话本”里已经出现在第五十三回。“词话本”第五十三回陈/潘私情的描写与“绣像本”大同小异,“绣像本”在第五十四回重复,而“词话本”没有。“词话本”为什么没有将陈/潘二人的这段私情重现第五十四回,显然是不想让这种“乱伦”(潘/与陈,名义上是丈母与女婿的关系)的场景与秽行,搅了西门庆照看李瓶儿的大事。或许,这是《金》于“教化”的另一种叙事。如果这种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把它看成“词话本”可能比“绣像本”更接近事件叙述的文本真实与人性真实,也有可能更接近《金瓶梅》的写作(或说书时的)初衷。

  不过,“绣像本”的第五十四回有一段猜令的叙事,却写得非常的精彩。这段叙事,“词话本”没有:

  众人都笑起来。三人又吃了数杯,伯爵送上令盆,斟一大钟酒,要西门庆行令。西门庆道:“这便不消了。”伯爵定要行令,西门庆道:“我要一个风花雪月,第一是我,第二是常二哥,第三是主人,第四是钏姐。但说的出来,只吃这一杯。若说不出,罚一杯,还要讲十个笑话。讲得好便休;不好,从头再讲。如今先是我了。”拿起令钟,一饮而尽,就道:“云淡风轻近午天。──如今该常二哥了。”常峙节接过酒来吃了,便道:“傍花随柳过前川。──如今该主人家了。”应伯爵吃了酒,呆登登讲不出来。西门庆道:“应二哥请受罚。”伯爵道:“且待我思量。”又迟了一回,被西门庆催逼得紧,便道:“泄漏春光有几分。”……西门庆笑道:“难道秀才也识别字?”常时节道:“应二哥该罚十大杯。”伯爵失惊道:“却怎的便罚十杯?”常时节道:“你且自家去想。”原来西门庆是山东第一个财主,却被伯爵说了“贼形”,可不骂他了!西门庆先没理会,到被常时节这句话提醒了。伯爵觉失言,取酒罚了两杯,便求方便。西门庆笑道:“你若不该,一杯也不强你;若该罚时,却饶你不的。”伯爵满面不安。

  这一节文字生动又有趣。《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启发、借鉴,甚至有些情节、场景,《红楼梦》直接从《金瓶梅》中化出。其实,新文化的先驱之一陈独秀在1917年就说过“《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见《新青年》第三卷第四期)。那种把《金》贬到地下,把《红》捧到天上的观念,不应再是《金瓶梅》的欣赏与研究的禁区与障碍。就此,我们看到,“绣像本”这一节描写与立意,就是《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里猜令的描写与立意的蓝本!或者说,简直就是一个模板中刻印出来的。但这一节却没有出现在“词话本”里,这大约应算是“词话本”的遗憾与可惜!

  《金瓶梅》第五十二回到第五十七回,据说“祖本”有缺漏,有观点认为,现成的这些章回里有些文字为后人所补。更有甚者,另有观点认为这几回尤其是这第五十四回“不堪卒读”。从以上的简要评说来看,完全不是这码事,相反的倒是,正是有了“词话本”的这第五十四回,我们才可以由此继续看下去。看下去的原由至少两个方面:其一,西门庆与西门庆诸友的最后走向,已经在此郊园聚友时成形;其二,李瓶儿的大限将止,而李瓶儿的死期,则预示着西门府上的开始败落。虽然,第五十四回在整部《金》中谈不上重要关节,但设想,倘若没有了这第五十四回,《金》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校点“绣像本”的王汝梅对此也说过:“词话本第五十三、五十四两回与前后文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

    五

  文本的优莠,并非黑白那般分明。就如《红楼梦》120回与80回、《水浒传》100回与70回那样,以及它们各自体系里的若干个版本,特别是《红楼梦》的版本勘误、校点等,均是专家和学者的事,与一般读者并没有太大关系。对于阅读者而言,文本的优莠,尽管经历过若干是非或者若干不为人知的故事,但它的重要性在于阅读者的趣味和价值。文学的阅读、接受与欣赏,从认可的文本角度上讲,与版本并无太大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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