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编辑对历史发展路径的把握——以新编《中国大通史》为例

  鉴于历史具有不可重复和无法再现的特征,人们所能了解到的历史,实际上都既有以客观存在为依据的“实证”的一面,同时又是编写者主体建构的结果。如李大钊所指出的,“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理念更新、认识深化,总体上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加接近客观真实;因而对历史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将物质生产、精神活动和自身繁衍列为人类历史活动的三个基本方面。以往我们在对“三种生产”定位及对三者间关系把握方面存在的某些误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通史建设”健康发展。在20多年前,《中国大通史》启动之际,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曾表示该书“路子非常新”,做好了能够“开辟出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大通史学术委员会座谈记录》,1995年)。日前,《中国大通史》已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我们今天的讲座主题,将集中围绕“三种生产”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血族纽带对中国历史发展路径的影响兼及体例设计等方面,简略阐释我们在《中国大通史》中的相关探索和思考。试图从理论上廓清人类基本活动的定位及中国历史上“三种生产”的特点、影响。

终极制约与主体选择

  遗传与变异、基因与选择的对立统一,是生命运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亘古常新的命题。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亦可引申为终极制约与文化选择关系的命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时,某些时候存在着某种倾向,也就是把这种经济作用过分夸大,将其视为刻板、先验的教条的倾向;而忽略了对人的主体能动性、思维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对文化进行价值判断和社会功能考察的研究。在以往通史著作中所设的“文化”这一块,大体上限制在对哲学、宗教、史学、科学、文学艺术一类较为狭隘层面的介绍。“文化”实际上只被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果”,而被排除在影响历史发展的诸种“因素”之外。于是出现恩格斯当年指出的偏颇,仿佛“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本来生机盎然、生动活泼的历史,变成了干巴枯燥“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事实上,人们的主体意志和精神活动同样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或者说,人类创造历史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人的主体意志和精神活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这种主体意志活动的个性,必然要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留下独特的轨迹。在《中国大通史》中,文化不仅是和政治、经济并列的一个门类。在我们看来,文化不但表现为各种意识形态,表现为深刻的理性认识,同时也表现为人的素质和潜力,或者以感情意向的形式流露,以无形的心态氛围四处弥漫,或者显现出一种大致趋同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成为一种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即或作为社会约定俗成行为模式的习俗风尚,也都具有强大的导向性和整合群体行为的功能,以致移风易俗往往成为衡量除旧布新改革成败的风向标。总之,我们把文化视为一个依存于客观物质世界和社会历史实践的、有机的、动态的、有独特个性的,集中反映人类主体意志和实践活动的整体系统。我们在研究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探索各种变革的原因时,理所当然不应忽略这一影响人们行动意愿以及改造世界能力的文化因素。这一切都将有机地融入人类创造历史的全部进程之中,真正体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精神生活受到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制约;同时一经产生,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发挥巨大的反作用力,反过来能动地“掌握世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一唯物史观的精髓。当然,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只有在不违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充分的选择和创造的自由。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家与民族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千差万别,在历史行进的道路上,特别是在中短时段大量存在着的不确定系统、随机性系统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方式是多样的;即使一些主要条件大致相同,主体实践作为最为活跃的变量仍有广阔选择空间。而经历了无数历史关头的无数次选择之后,尽管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确实导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在具体发展道路和发达程度上表现出很大差异。

  人类并非依附于经济关系的“棋子”和昭示历史必然性的符号。人的主体努力具有目的性、预见性、创造性,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理论认识和文化选择的影响。不同的人或集团在同一时点既有可能顺势而为,也有可能擦肩而过,甚或倒行逆施、折戟沉沙,其结局大相径庭。即使大方向一致,路径也各具特色,充满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历史的发展必然瞬息万变,异彩纷呈。我们反对刻板、僵硬地描述历史,把一切都解释成必然。

  驱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并非单一孤立的因素,系由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和历史主体能动性、选择性等多种主客观因素构成的合力,体现出整体性、系统性和关联互动的特点。一如《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所指出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划出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新编的《中国大通史》强调各种主、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综合作用,揭示各种“合力”推动社会发展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努力在充分展现各种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主体性”和“偶然性”活动中把握住历史发展的“中轴线”,揭示出隐含其间的脉络与规律。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在梳理、把握历史发展的经济“中轴线”的同时,要充分展现人们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开创性和多样性的绚丽风采。

血族、地缘二系合一结构与中国的文明发展道路

  人类社会的发展固然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趋势,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变迁以及历史发展进程和文化选择的差异,也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其发展演变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欧洲和美洲两个半球因自然环境和谷物方面的特殊差异,在达到了野蛮期中级阶段的这一部分人类的发展上,造成了显著的差别。“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中国与欧美发展道路相比同样存在明显差异。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

  导致古代中西社会发展分途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结构体现了人际互动间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特别强调,“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历史和该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此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说明这个历史时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序言中,还阐释了“两种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和人类自身繁衍“两种生产”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随着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以及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阶级对立等新社会成分的发展,旧的社会结构不能适应,直至“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以地区团体为基层单位的国家,于是“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恩格斯这一论断,显然是研究欧洲早期历史得出的结论。古希腊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生产、生活方式多样,航海交通和商业贸易发展。人员的频繁扩散、迁入、交往流动,侵蚀、瓦解着亲族血缘组织。在进入阶级社会时,政权、财权、神权分立,又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一元化”的族权,地缘战胜血缘,私有制战胜原始血族共产制,形成“个体导向”文化渊源,在阶级对立与殖民战争的基础上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确立地域与财产关系凝结一体的城邦政体。

  中国在跨入文明门槛进入阶级社会时却经历了一条颇为独特的道路。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中原地区,属于辽阔地域精耕细作型农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没有使这里的血缘纽带遭受严重侵蚀;相反,治水、对外征战等公共事务使氏族首领的权力、地位随之得到加强。“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并未被“炸毁”,氏族首领直接转化为集政权、族权、军权、财权、神权于一身的统治阶级新贵,血缘组织与国家形态熔铸一体,奠立了宗法农耕型社会的基本格局。西周利用父系血缘关系蜕变建立起来的宗法分封制度,依据血缘亲疏关系区分政治尊卑、配置社会资源,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体系按照“亲贵合一”的宗法关系缔造,由此编织起从中央向四方扩散的高度血缘化的社会控制网络。此后虽然经历了个体家庭经营取代大规模强制集体耕作、亲贵合一宗族血缘纽带松弛和社会转向以个体家庭为本位重新组合的变迁,但在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实际上还是普遍聚族安土定居,宗族血缘关系仍以不同形式、不同性质重新组合,顽固滞存。直至两宋租佃关系发展,新兴非身份性品官地主不再具备集政权、财权、兵权于一身的世袭罔替的权力;宗族首领也已失去独霸一方与君权抗衡的实力。统治阶级遂再度祭起宗族血缘大纛,“保甲为经,宗族为纬”(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复宗法议》),用三纲五常重建宗族血缘组织,以“管摄天下人心”(《张载集·经学·理窟·宗法》)。此刻的血缘纽带割除了先秦宗法世系特权,废黜了魏晋门阀谱牒,而下移为家族本位,专重于浚源清流立庙联宗,通过制定族规家法尊祖收族,控制族众。族权自春秋战国由宗君合一裂变为对王权离心因素之后,终于又以新的形式皈依为向心凝聚力量。国家机器虽不再按照宗法制构建,但君权操纵下的家族纽带却“如马之有辔,如牛之有矧,操之则敛,纵之则放”。正如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实际控制基层社会的乡族“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地缘性的,是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每一社会成员都在乡族网络的控制之中,并且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

  从西周都城镐京又称“宗周”,到明清皇宫“左宗(太庙)右社(社稷坛)”的布局,均系中国传统社会血缘与地域“二系合一”结构异常鲜明的表征。甚至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撰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还在强调,无论那一县,“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宗族主义不能战胜”。中国古代宗族、家族血缘纽带就这样纵贯几千年,并与农业自然经济、国家行政组织相互耦合,凝为社会深层结构,形成内倾、人伦、群体、集权导向。这种持久、稳固的社会结构方面框架性的“社会存在”,成为一种原生的特殊社会遗传基因,制约、规定着中国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特点和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走向。只有把握住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有别于西方的这一根本特征,才有可能对中国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诸如《左传》所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礼记》标榜“礼有五经,莫急于祭”(《礼记·祭》),儒家倡导的“天下之本在家”(荀悦:《申鉴·政体》)、“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金科玉律以及格外注重人伦政教、君父合一、忠孝合一等传统,俱为这种宗法农业社会底蕴的自然流露。其余意识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观念、话语系统、思维方式等等也无不深受这种社会基本格局的制约、影响。

  即使在对时间、空间、人物姓名的语言文字表述方面,中文亦有别于西文,由大及小,先整体后个体。这正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例子。长期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结构不同,自然导致了中西母语致思顺序的差异。

  与此相关联,中国人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占主流地位的自然不是宗教,而是家。20世纪初李大钊在论及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两千余年的原因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因它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未曾变动的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它是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参见《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日)

  我们认为,正是古代中国和欧洲希腊、罗马社会构成的差别,导致了两者之间文明发展路径的差异。希腊、罗马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中国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侯外庐:《韧的追求》)马克思曾针对欧洲的情况指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使他们之间如同同名数相加的一个个马铃薯,互相隔离,“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直至中世纪的欧洲尚无统一的强权国家。而中国古代恰恰存在一条强大的血缘纽带,加上皇权控制下的中央集权官僚行政纽带和儒家为主的思想纽带,浇铸成向心凝聚的结构,便于充分调动发挥大一统整体优势,开创了统一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局面,孕育出光辉灿烂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固然存在奴隶制形态,但精耕细作型农业经济蕴含较高科技含量,要求生产者发挥更多积极性、主动性,而不似西欧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生产环节简单,便于大规模强制管理,形成以强制劳役为特色的生产关系;又兼血缘纽带的滞留阻碍了完全将族人化为“非人”的活财产的奴隶制趋势。商周时期受贵族役使的普通平民,一般拥有生产工具和家庭副业,是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主要劳动者。在社会以大宗族本位建构以及劳动者身份地位较高等根本之处,与欧洲古典奴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存在明显差别。经历春秋战国社会转型之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至隋唐又进而奠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选官制度,生产上则呈现个体、细小、分散的特点,逐步形成租佃制地主经济,和西方封建庄园经济仍有很大区别。加之随土地买卖而导致的不稳定性,大土地所有者无法兼集诸权于一身。虽然秦亡之后,各代仍屡有分封之举,但后世的藩王如《明史》所述,已大抵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明史》卷120),这和经典作家概括的“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政治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军事、司法职能与行政职能“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等特点并不尽同。马克思还明确提出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论断,不言而喻,现当代指称的“封建”和中世纪欧洲以及中国历史上西周的“封建”制度尽管也多少有相似之处,但毕竟有其特定含义,同样不宜混淆。

  新编《中国大通史》的撰作,不仅在内容编排上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而且紧紧抓住这一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古代社会深层结构的基本特征,贯穿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我们认为,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中国历史实践为事实依据,针对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展开原创性研究,从中提升出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述,方能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规律及其特殊路径,做出科学的诠释,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路径”的脉络、特征这一建构中国通史的主轴、主线。

横向互动中整体滚动的历史——体例与方法

  《中国大通史》在理念与方法更新基础上建构通史体例的尝试,集中体现在纵向实事求是地采用中国特殊的文明发展路径;横向用当代学术分类视野和学理重新解构梳理传统架构;并在体例设计方面提供一个兼顾宏大叙事与细节展现的平台,处理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丰富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全书首册《导论·史纲》的“导论”部分阐释指导思想与理论框架,在世界历史格局下系统辨析中国历史的大势总向与阶段性分期,从宏观层面确立历时性主轴,高屋建瓴,总领全书。“史纲”部分相当于小型章节体通史,概要勾画历史发展的结构、轮廓和时代特征及流变轨迹,理清基本脉络。

  首册以下大体以朝代标识的历史时期为单元纵向列卷。鉴于原则和规律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我们对历史分期、演进原则和规律的把握,应该呈现为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脉络,而非将其悬为剪裁历史的外在框架。按照王朝统治时期划分时段,具有体现自然状态的客观标识性,便于整体把握该时段国家的政策、制度、举措与社会多方面状况互动的全貌,全方位展示导致变迁的主客观原因。以下逐次在相对完整的时空单元中展现中、短时段历史流变及社会多层面互动的全貌。各分卷由纲目主线表、综述、类编、人物等部分构成。

  本书各分卷先通过“纲目主线表”“综述”配合全书“导论”“史纲”侧重从中长时段简要勾画历史进程,贯通时空脉络,是为“纲举”。这一部分的相关表述均与具象描述板块“类编”间隔,便于用较短篇幅宏观概括勾画,以保持主线脉络流畅。同时也为各“类编”具象节点和各色人物设置了相对间离的独立空间。至“类编”进而按社会发展的不同侧面分解成六类列目展开,是为“目张”。这种分类展开是指以该类编的角度为本位叙述,而非脱离其他因素孤立的单线描述。本书所强调的“大通”不但要体现历时性无数个“点”之间的纵向贯通,还要揭示共时性各“环”之间的横向互动,力求展现在横向互动中整体纵向滚动的历史发展全貌。不过,如清代史家章学诚所感叹的,“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通史毕竟不是断代史的简单拼接,亦非展示各种专史片段的拼盘。六“类编”互相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局部与局部之间以及局部与整体之间都存在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因果关系或互动关联。

  处理好细节展现和历史大势的关系以及“丰富性”和“碎片化”的矛盾,是大型通史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剖视社会横切面展现共时性全貌方面,也面临因追求丰满生动而失之与主线疏离松散或虽清晰流畅却枯燥干瘪的两难困境。《中国大通史》通过纲目纵横交织的框架设计,在保持主线清晰流畅的同时,为各类目预留的既间离又关联的空间尽情挥洒。或展现波澜壮阔的宏大场景,或定格曲折入微的精彩瞬间,或深描政略典制的沿革变迁,或探究各类事象的社会底蕴,虽枝繁叶茂、异彩纷呈,却仍处于层叠有序的网络框架之中。

  通史著作推重综合贯通、恢宏博大,却并不意味要包罗万象涵盖一切细节。一味沉浸在斑驳陆离的碎片之中,难免遮蔽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大局的探寻,对历史发展的大势总向反而懵懂不晓。而过分热衷于把整体、连续的历史“拆解”“颠覆”为互不关联的碎片,更不免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歧路。

  《中国大通史》并不排斥微观史,而是融通多学科学术视野,在关联互动的整体背景和特定的社会文化场域中去描述、阐释这些闪光的片段,并依托这些“细节”凝聚成整体,用丰富深刻的历史内涵弥补历时性叙述直线、粗糙、简单化的弊端,多角度折射出宏大历史的光彩。

  在全球化趋势加剧、全球史方兴未艾的当下,史学界更加呼唤对长时段历史大势和全球变革宏大理论的关注。人们理所当然期待历史学能够提供把握社会发展大潮流、大趋势、大变革、大转型以及中国路径下固有结构、格局和规律等经世之学的大视野和大智慧,这是我们和读者的共同愿望。博览异彩纷呈的历史万象,解读隐含其中的奥秘及规律性发展大势,从中汲取鉴往知来、开拓创新的智慧,这正是我们阅读、探究历史的无穷魅力所在。

  曹大为 1944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长城史研究专家,岳麓版高中历史教材总主编。从事中国古代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中国大通史》总主编之一,出版有《建构中国通史:理论·中国路径·体例》《读史杂记——文化·社会·性别》以及《中国历史》(合著,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同时出版)等图书。

  (演讲人:曹大为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文津读书沙龙 演讲时间: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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