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超和他保护的文物与人物——节选自朱传荣著《父亲的声音》

  编者按:提起故宫博物院院长,远有马衡、近有单霁翔,鲜少有人知道自1954年至1984年吴仲超曾在故宫博物院执掌三十年。他凭借出色的政治智慧和慈爱的豁目开襟,纵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依然保护了多不胜数的稀有文物,以及那些国宝级的文物专家,保存了故宫的完整性并培养了一大批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以至现在老故宫人在忆起吴院长时,依旧爱戴称颂到动容不已。其中就有本文作者——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荣,她在《父亲的声音》一书中深情回忆了吴仲超院长的种种善举。

战争中未雨绸缪

  吴仲超,上海南汇人。1902年生人,192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汇县委书记、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皖边区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等,1954年至198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84年10月7日去世,享年八十三岁。

  未到故宫之前的吴院长,数十年战争生活的经历中,对于战争中的文化遗存和文化人始终特别关注。部队驻扎村中,谁家曾是翰林出身,残存的旧书中尚有明版,四外有哪些古迹,残损状况如何,均十分留意,有条件时则集中保存,无条件时记录在册。日常接触到的人中,谁能书善画,谁能鉴别古物的时代,总之,一同共事的人有任何特别之处,能干与否,都成了他心中的信息积累,未来新国家的文化远景也就在其中逐渐成形。

  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曾有专文,调查相当详尽。其中提到,1947年,华东局干部从山东撤到由苏联军队接管控制下的东北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吴仲超向组织汇报,提议在大连办一家古玩店,一来收购大量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隐蔽的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特别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古玩行家马泽溥做副经理,负鉴定取舍之责,而且规定只收购而不出售。1949年,三大战役之后,建国之前,华东局北撤大连干部重返山东时,“吴仲超特地指示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马泽溥受此重托,便仍留守大连从事文物征集工作,直至1951年才结束营业。在开办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博古堂共为国家收购了二百多箱各类文物……其中一部分藏品后来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此前集存于江苏淮安的文物也经马泽溥取回,共四十九箱两千八百五十三件。成为上海市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大宗文物。此后,马泽溥在上海市文管会专门负责陶瓷鉴定工作,并协助海关查验出口文物。他从一名有正义感的古玩商发展为对文物博物馆事业、特别是新中国上海文物博物馆事业作出贡献的功臣。

  1949年春,随着辽沈战役后大连的彻底解放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的节节胜利,原北上大连的中共华东局同志因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发展需要,纷纷南下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解放的新的斗争中去,吴仲超等一批北撤大连干部因此从辽东半岛的旅顺渡海(渤海)重新回到胶东半岛的山东开展革命工作。吴仲超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期间,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同年年初,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济南大明湖畔的省立图书馆举办古代文物展览会,展出古代书画三百二十多幅、善本古籍三十种、三代秦汉青铜器三十余件、宋元明清历代陶瓷器二百五十余件、古玉器一百余件、历代钱币三百余枚、甲骨数匣。(陶喻之:《吴仲超与文物保护:战争年代办文物展览》,2011年9月26日《文汇报》)

    人才从哪里来

  曾经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魏文藻同志回忆,他自己复员来到故宫的时候,正是1954年,此时,“从事业务与管理的干部不足四百人,其中有三百多人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对于复转军人中年轻而文化基础差的人,吴老采取了积极培养的办法,文化水平低,就从提高文化入手,为此成立了教育科,办夜校,组织职工上夜校,读中学,读高中,有的甚至最后读到大学。想方设法把这批年轻人的文化基础提高,然后再把他们分配到相关的工作岗位上进行锻炼。除此之外,1954年、1956年先后从通州中学、密云中学,还有昌平中学,北京市里的一些中学挑选了一批学生,让他们各自跟随有经验的专家学习。1962年开始,陆续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还有中央美术学院招进一批大学本科生或者是研究生,这样一大批知识青年进入到故宫以后,在各个专业岗位上,经受了实践的锻炼,都成长为各个门类的专家了。”(在故宫博物院吴仲超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2012年5月31日)魏院长自己,就是在进入故宫博物院之后,在吴院长的培养计划之下,完成了成人教育的全过程。

  这是人才的第一种来源,即通过成人教育,把原本不适合的人培养成为适合的人。积极主动地改变原有职工的文化结构,这是吴院长了不起的地方,无论对博物馆事业还是对职工本人的生活轨迹都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种来源,用当时的话就是留用人员,即1949年以前入职故宫的老职员。大部分曾经是“三反运动”的对象,如王世襄先生,我父亲朱家溍先生都是此列。

  我父亲1946年入职,“三反运动”中,与故宫所有能够接触文物的职工一起都被集中至公安学校交待“问题”,父亲因为曾有过一段主持古物馆工作的经历,加上抗战时期在重庆曾加入过国民党,在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对象,集中审查之后,又关进看守所一年十个月,1954年释放回家后,曾有两次劳动局的就业通知,因工作不对路没有去。1956年接到故宫人事处通知后,仍回陈列部工作。

  使用这类人才,在上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是一件容易事,甚至都不能算是正常事。“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看到批判吴院长的大字报才知道,自己能够回院正常工作的背后,有着吴院长怎样的魄力与担当。

  第三个来源,来自吴院长自己的工作经历与社会关系,如同当年对马泽博委以重任一样。20世纪50年代初,故宫只在保管部下有一个文物修整组,大致有钟表、木器、照相、漆器、裱画几个专项,裱画只是北派的京裱,没有南裱,铜器修复、摹画的人都没有。

  吴院长到任后,在网罗修复人才上用了很大心思,对于有特殊技术的人,只要是故宫发展需要的,本人愿意,工作上的必要的条件不必说,工资待遇也会让本人满意。其余如家属的住房,子女的安排等问题,都会得到全力解决,以免去后顾之忧。1954年张耀选、江绍大、杨文彬、孙承枝、孙孝江五位南裱名家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来院工作。1957年故宫与上海书画装裱合作社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最终调入郑竹友、金仲鱼等一批专门临摹复制书画的人才。金仲鱼是画画,郑竹友是写字。后来又吸收了原在荣宝斋的冯忠莲、陈林斋。在招募了众多名家之后,1960年,在原文物修整组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修复厂正式成立。

  人多了,工种也比较全了,有硬木桌椅、小器作、镶嵌、象牙雕刻、古铜、新铜、雕漆、彩漆、糊匣、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和照相等14个行当,同时在青年中选择聪明又能坐得住的人,跟随大师学艺。修复人才的聚集和手艺的传授,让文物延年益寿的同时,还培养了修复文物的传人。

  2008年,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与装裱修复技艺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徐建华主持修复的明代林良《雉鸡图》、装裱修复工作室集体完成的倦勤斋通景画,则是手艺传承枝繁叶茂的物证。

  妙笔神工的背后,可以追溯到吴院长半个世纪之前对人才的聚集之功。主观上修复厂直接服务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保护与展览陈列,客观上保护了这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让手艺的种子在故宫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创建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成立于1957年的文物出版社印刷厂,以铜版与珂罗版印刷的精美享誉将近半个世纪。尤其以1957年出版的《宋人画册》,1962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瓷》,1965年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最为知名,成为印刷史上的高峰。时至今日,在旧书业和艺术品市场,这几种书始终被有心人关注,不时出现拍卖的消息。

  但印刷厂的来历,以及与故宫博物院的密切关系已少有人了解。说文物印刷厂,不能不说到吴院长,还不能不说到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先生1949年担任文物局局长之后,亟待北京能有一家够好的印刷厂,能把几大博物馆,尤其是故宫的藏品传播给广大受众。基于他自己在上海出版图籍的经验,动念由上海选一到两家制版厂迁京。1952年开始委托上海出版公司刘哲民先生具体征询各厂家意向。得到的反馈是,铜版制版当中,以鹿文波的开文制版所称最。“鹿原籍河北,回北京是他的夙愿。珂罗版印刷在上海硕果仅存两家,一是戴圣保的申记印刷所,一是胡颂高的安定印刷所。”(刘哲民:回忆西谛先生,《郑振铎书简》,学林出版社,1984年)

  其时吴院长尚未到任,郑振铎先生直接敦促故宫积极准备厂房和员工住宅,同时请制版所方面“所有应该预备的制版材料,必须早日向国外订购。最好能在上海先买一年或二年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请鹿文波先生代为物色,并请即将向国外订货的材料,开列清单,应立刻寄来为荷”。并邀请鹿文波来京面谈迁京细节。之后,又派文物局张鸿杰、谢辰生二人赴上海,“和鹿文波君谈购买开文彩印制版器材事;谈来京事;现在印刷处及住宅均已修好,即可来京工作”。

  谢辰生先生回忆,1954年跟吴院长去上海,院长面谈,自己负责跑腿办手续审批,开文制版所是私营企业,迁京后即被纳入国家正常的体制中。原有设备作价,工作人员工资定级等项事务,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才完全落实。

  印刷厂迁京后,引起最多关注最多争议的是原业主鹿文波的月薪600元这件事。在1954年,首先是全民都处在低工资低消费的生活状态,其次任何工资级别系列中没有这个等级。

  针对这些议论,吴院长的解释是,第一,这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经过文化部报请国务院特别批准的。第二,虽然工资系列中没有这一级,但是值得。鹿先生是做什么的?铜版的第一把手。他在上海给造币厂做铜版,全中国绝对是一流的。凭这个,就值得。

  使用彩色铜版复制古代书画,分色制版后,可以参照原画直接分色,这是印刷厂设在故宫得天独厚的条件。鹿文波先生不但指导所有照相、修版人员,而且他自己又是实际操作者。凡是分段接版多的大的画,都由他亲自修版。三位主编随时到车间,看分色效果,比对原画,提出意见。制出的版,画面轮廓清楚,色调稳重,层次丰富,无人能及。

    有知己感的院长

 

  父亲去世前一年,我协助他整理《画传》,在“正式到故宫工作”一章中,有一小节是“和吴仲超院长共事的日子”。

  1954年“三反运动”的隔离结束,1956年父亲接到故宫人事处通知重新回到故宫,与吴院长第一次见面。长谈了一小时,使父亲觉得有知己之感。

  当时故宫有新成立的绘画馆,新改陈的陶瓷馆,还有个临时的“敦煌艺术展览”,相当丰富。吴院长发愁的是,大面积宫殿的室内状况。中路三大殿空空落落,历史上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内廷部分乾清宫正殿内在“三反”前已经把南迁北返原有陈设品按原来遗留下来的位置陈设起来,这一处算是没有问题。坤宁宫怎么办?尤其西六宫,现在展示给观众的,是既没有历史意义也没有艺术价值的面貌。还有最重要的,观众参观故宫常常问皇帝住在哪里,故宫的工作人员必然答复是住在养心殿,但养心殿不开放。当然养心殿的现状如果不全面研究整理是无法开放的,“我想养心殿和西六宫的室内陈设能不能展示乾隆时代的面貌,这个任务交给你。”这是吴院长交给父亲的第一项任务,于是父亲做了各宫殿的陈设计划。

  吴院长交代工作的时候,初衷是“能不能展示乾隆时代的面貌”,以储秀宫为例,东西六宫的建筑规格原本每宫有宫门,前殿正殿内部都是上有彩画天花板,银朱油木板墙,中设宝座,是为升座受礼的地方,不是作寝宫使用。寝宫在后殿。然而储秀宫、长春宫,当时早已拆掉了储秀门、长春门,各改建为今日所见的体元殿、体和殿,前正殿改为寝宫形式,门窗和室内装修都改为寝宫式。这种大规模的改造从“奏销档”中得知是光绪九年为慈禧太后五旬万寿进行的。当时正是慈禧太后以储秀宫、长春宫为寝宫的时期,这因此,两宫复原的历史面貌的上限只能是光绪九年。虽然乾隆年间孝贤纯皇后居住储秀宫时期的陈设档尚有保存,但建筑格局已完全变了,无法恢复乾隆年的原状。

  按照光绪年间的陈设档进行布置,完全符合建筑格局条件,且甲午战败后中国彻底陷入了半殖民地状态,是近代史中的一个关键点,适合作为展览的主题背景。按照档案调查库房中的实物,很幸运,所有原来的陈设品、生活用品都有。然后在原存文物的基础上去掉临时性和一般性的,突出既能体现制度,又能体现此处居住者身份、地位、性格特点的生活用品和陈设品。

  经吴院长同意,储秀宫、长春宫按照光绪年间陈设档进行布置。翊坤宫、体元殿、太极殿,因上限相同,也一致进行。应该说,经历了这样的共事,吴院长对人的信任与对事实的尊重深入地影响了我父亲,也影响了许许多多的故宫同仁,继续以求实、务实的作风工作和研究。

    完整故宫的保存与保护

  在纪念吴院长的座谈会上,杨伯达和谢辰生两位先生都说到1958年全民大跃进中故宫的“下放”和“革命性改造报告”两件事,他们的看法是“实际上吴院长在想尽一切办法来保存完整的皇宫建筑”。(在故宫博物院吴仲超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2012年5月31日)“完整故宫”是故宫博物院的前提和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座谈会上大多数人对这个年代是有亲身经历的。

  全民大跃进,意味着人人唯恐落后。在当年,一个城市的悠久历史和大量古代建筑,既不是好事,更不是优势。各个城市的城墙大多是这一时期被当做封建落后的标志拆除的。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环境中,北京因为有故宫,即便一时不被指为落后,肯定在不合时宜之列,故宫既是封建落后的代表,还妨碍市政交通,被大跃进的形势推向任何方向都是可能的。

  1958年9月,北京市委草拟《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方案,提出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对北京旧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宫要着手改建,城墙一律拆掉等等。

  1958年10月,故宫提交所谓的“革命性改造报告”,全称是《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心意思是,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而将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听上去,“革命性改造”较之“根本性改造”更彻底,更有大跃进的味道。

  1958年12月,故宫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和59年第一批应拆除建筑物的报告》,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道路、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于1959年拆除了如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等。

  1959年6月,中宣部针对“革命性改造报告”召开专门会议讨论。部长陆定一指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绿化是需要的,如果辟为公园不好管理,绿化一下即可。故宫前半部,可以不交园林局,绿化由故宫统一搞。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这点不适用于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故宫的方针,第一条是保持宫廷史迹,使人能详细地、具体地了解宫廷生活;第二条才是古代文化艺术的陈列。”(谢荫明、瞿宛林:《谁保护了故宫》,《党的文献》2006年第5期)副部长周扬更进一步:“关于故宫博物院的性质,我认为宫廷史迹陈列仍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有些陈列品应该保留的,还是要保留;有些陈设必须保持原状的,还是要保持原状,不要随便拆除。好让人民看看过去皇帝是怎样生活的。”

  1959年10月,故宫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一个新的报告,中心意思是,“紫禁城范围内的建筑必须加以保护,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面貌。修缮以复原为原则,保持原有风格”。与一年前报告的中心可谓南辕北辙。

  在报告与批复波澜起伏的同一时期,故宫做了哪些事情呢?

  在老故宫人的讲述中听说过,50年代曾经在东西华门两侧沿道路向北安装了路灯,闭馆时间一直到晚上8点钟,在文华殿、武英殿周边树下还有不少石凳,直到90年代之后才陆续收入铭刻库房。这才听保管的人说,都是清代晚期的石碑,当初把有字的一面翻过去就是石凳了。现在猜想,就是为园林化做出的努力吧。

  自1951年开始的古建保养修缮工程一直在进行,从最初的清运渣土、修建库房,到主体建筑油饰彩画、挑顶落架、安装避雷针等等,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1958年开始,用一年时间对中轴线上的主要宫殿区地面翻修复原,总面积六万八千多平方米,御花园整体修缮也在这时开始,1959年完成。下放的干部1959年年初回到故宫,于本年内完成重要展览13个,原状陈列有三大殿、交泰殿、坤宁宫三组。

  故宫博物院的定位曾经让很多人不解,集历代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为什么不能直接说是明清两代的遗址?或许,其中有些曲折是很难说清楚的。

  1959年推出的历代艺术馆从展览计划、选择展品到陈列施工,编写说明,到与观众见面,成为相当一段时间内博物馆行业中的榜样。而涉及明清历史深入研究的业务,则始终淡化在舆论之外,做精做细,持续推进,从而避免被政治环境影响。三大体系的顺序应该也是隐含着这样经营的苦心在内。

  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最高管理者,吴院长一面尽力符合大跃进的环境,譬如安放石凳、安装路灯,延长开放时间;另一面始终坚持既有的目标,力争日常业务免受或少受大跃进的影响。难怪杨伯达先生再三说,吴院长是以他的智慧保存了故宫的完整性。

    平常与不平常

  有一次,院中有一次大规模地清理杂树,父亲发现雨花阁所在的院子里有一棵自生的杏树被清理,这棵树虽然不是原来正式种的,但是姿态古雅可爱,与近处的梵宗楼、雨花阁,甚至远处的景山万春亭融为一体,自成一景。就特意找吴院长,建议清理杂树最好有个区别对待。吴院长听后说,这件事我没有调查研究,主观主义了,以后要慎重。

  1957年,父亲回院工作第二年,反右以鸣放开始,组织各种会议,号召“给党提意见”,提倡着重讲与党的隔阂。父亲的感觉很单纯,具体到自己,党的代表就是吴院长,从一见面谈话的知己感,到后来相处时候推门就进,无话不谈,没有隔阂。所以,没有被启发出任何“右派言论”,也就没有当成右派。

  王世襄先生晚年在《锦灰不成堆》(三联书店,2007年)中记录了“三反”出狱之后的经历:

  回家后因身体不适,经检查才知道传染上肺结核。同时我收到国家文物局公文,通知已被开除故宫博物院公职,命我去劳动局登记,自谋出路。……在家养病一年,肺结核得到控制。这时民族音乐研究所从津迁京,所长杨荫浏、李元庆知我与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有交往,找我介绍,不久音研所聘他为研究员。后又邀我去所工作,职称是副研究员。

  吴仲超同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他想把我调回故宫,通过文化部领导与音研所洽商,但杨李两所长不同意。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表态,故未调成。吴院长约我面谈,提出如不能调回故宫上班,不妨每周来一两次协助工作,并送来聘书三份,在御花园西南角的房屋中设办公桌及午休床榻。半年里我参加过几次会议和鉴定,但不久我在音研所被划为右派。此后没有再去故宫。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我到中国文物研究所(时称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1966年吴仲超院长又一次发聘书给我,任非文物审查委员。我相信吴院长知道我是清白无辜并有工作能力的,否则不可能57年66年两次发给我聘书。

  已经退休的赵劲松说起当年入职故宫的仪式,总忍不住有一点激动。1974年复员转业,这一年总共有三百名职工进院,是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名额。“大公共汽车拉到神武门外,进来后,在神武门广场里面列队,吴院长一个一个跟新来的员工握手,然后就在神武门广场开欢迎大会,吴院长宣读完国务院特别批准的文件后,还把盖着红印的文件翻过来,面向大家,昭示天下,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来故宫工作,是一种荣幸,有荣幸,必然要有责任。”“让我参加纪念吴院长的座谈会,我也跟一块进院的人聊了聊,好多人提出来神武门广场吴院长跟大伙握手这个事儿,都说特别难忘。到现在我人都退休了,可是,记忆犹新。”

  在入职仪式中与新员工握手,给外聘专家发聘书,安排午休房间,这些事对于吴院长来说,是个人习惯,是平常工作。可是,能让新入职者感觉到荣幸和责任,能让老师傅们心情舒畅,再者,能让王世襄先生说出“我相信吴院长知道我是清白无辜并有工作能力的,否则不可能57年66年两次发给我聘书”,能让我父亲在去而复还之后感觉到院长是知己,又见出其中的不平常,更显露出吴院长的个性、品质和良心。

  吴院长在院长任上三十年,去世至今也已经超过三十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记着他,愿意说起他?也许是我们自古以来“慎终追远”习惯的使然,也许是因为故宫博物院走过了近百年历史这样一个时间,使人愿意寻找到可以效法也理当效法的榜样。

  (本文节选自《父亲的声音》,朱传荣著,中华书局出版,定价:5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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