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自洽——读《昙曜五窟》随想

《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阿城著,中华书局2019年1月第一版,168.00元

  孔夫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是要求学者都要像古之圣贤一样,做学问能启迪仁心,自我觉醒,不要把知识单纯作为工具,仅仅是服务他人。当代大学生普遍有这样的困境,被丰厚的专业知识所禁锢,初入社会便手足无措,我与之交流时,常会推荐阅读阿城老师的书籍,文笔的趣味让人体会到知识内化的快感。知识固然是工具,深省后又会发现知识更重要的是扩张思维,即“知”与“识”两部分。阿城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深远脉络有自己的见地,数十年收集了很多相关的学术证据,并找到其中至关重要的联系。平时与朋友们乐此不疲地讲解,我有幸时常聆听和请教。我的幸运不独有,大部分重要内容集中呈现在2009年中央美术学院的讲座中。我和央美学生的幸运亦不独有,近年由中华书局将所有讲座内容分为两册出版,2019年1月第二集《昙曜五窟》面世(第一集为《洛书河图》),象征着阿城老师倡导的文脉知识体系全部抛向了社会。

  关于传统文脉的精彩论述都收入在《洛书河图》里,阿城先生从洛书河图讲到先秦诸子,这是宋代朱熹都未能完全解释清楚的一个大命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幸破解了。还原历史的情景,或说摸索出不同文献中的联系,是很不容易的。阿城先生从张光直前辈那里获得了启示。考古人类学的思维便是从综合素材讨论一段历史,再不是清代之前以文献证文献。这也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两本书不同于其他学术专著的地方,书里有大量图片,运用图像为主,文献为辅的研究法,这是一次学术语境的递进。因为从传统金石学对铭刻的研究,朴学对文献的研究来看,文字类的考证技巧已登峰造极,发展到今天,这些学术技巧对文脉里的义理讨论已然没有撼动效果,仅仅增补制度与名物的考据(固然也重要)。而随着考古对实地的挖掘,大量文物面世,一个重大问题有待当今学者来回答,即是文物上的图像是什么意思?它们对我们解读历史有什么帮助?前辈们忽视的、误解的问题是不是和这些图像有关?这在先秦的学术问题的讨论里至关重要,先秦遗留的文字文献太稀少了,这时考古人类学发生了作用,运用各项学科的成果结合考古,研察古代人类的活动轨迹和生存思路,收获不可谓不丰。到了汉代,随着佛教传入,中国文化又一次发生大异化,《昙曜五窟》主要讲的是这个时期,从贵霜王朝的佛教治国到北魏的佛儒之争,再到武则天与慈禧的女性神化,故事的精彩程度不由让人佩服阿城先生的学术方法使用之准确。

  我以上随想仅是对阿城先生的两部新书的出版意义略作说明。书中呈现历史中特殊的横纵轴线,陈述出古代中国,乃至在当代中国依然可以看到的文化传统。你是否想了解中国最早的崇拜是什么?苗族是中国早期文化的活化石?洛书河图究竟是什么?孔子为何西行不入秦?秦皇何以称帝?周朝已出现共和制?2500年前为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高峰?中国的中是什么意思?中国最高的艺术理论是佛教艺术的要求?佛教治国对中国历史有何影响?犍陀罗文明与中国历史的关系如何?玄奘法师为何一定要西行取经?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与我们现在的中国息息相关。剧透耽误读书,开卷有益,还是让读者答案自寻吧。当代中国人的焦虑和困惑很大原因源自我们与自身的传统文化不自洽,只有生活在自洽的文化环境里才是健康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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