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比人长寿——小记陈恭禄作品出版

  陈恭禄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一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包括《日本全史》(1927年上海中华书局)《印度通史大纲》(1928年上海良友出版公司)《中国近代史》(大学丛书)(1935年商务印书馆)《中国近百年史》(1935年商务印书馆)《中国史第一册》(1941年商务印书馆)《中国史第二册》(1947年商务印书馆)《中国通史讲义》(1944年金陵大学史学系)《太平天国史》(195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1964年南京大学铅印本,1982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太平天国历史论丛》(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其中《中国近代史》最为著名,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之一。

  作为一家非学术类的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下称工人社)从2012到现在已经出版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中国近百年史》《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其中《中国通史》是首次出版(《中国通史》脱胎于《中国通史讲义》,1944年只是金陵大学史学系的铅印本,算不上正式出版物)。《中国近代史》则是1949年后首次出版,1935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中国近代史》。

  2012年1月,工人社出版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这部书曾经是民国时期有影响力的大学历史教科书。然而这样一部书的出版并不顺利,即将付印时社内不少意见认为,这部书学术性强,文字不够通俗,部头大(60万字),定价高(原定78元,后降为68元),担心在历史图书通俗化、名家化的现状下,读者不买账。后在社领导支持下才得以问世。

  能够编辑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民国图书出版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工人社一直努力挖掘民国时期历史学者的出版物,先后编辑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简史》、陈衡哲的《西洋史》、何炳松的《世界简史》等。不可否认,民国时期出版的不少历史著作有着厚重的学术和文化品位,同时为了启蒙大众,又有着相对通俗和优美的文笔。基于这个认识,在经过几年的寻找后,我们发现了这部《中国近代史》。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张海鹏说过:民国时代影响较大的近代史著作有三部,一是翦伯赞的《中国近代史》,二是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三是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著作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的最高水准。从想出版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到签下出版合同,光等授权就等了三年多。

  等授权不容易,编辑过程也不轻松。这是一本接近70万字的大作,原稿为民国版的复印件,竖排繁体,名词(人名、国名、地名、书名……)都没有标点,而是以竖线或曲线标识,而竖线、曲线又常常连在一起,影响判断。重新出版的过程中,全部按照现代语文方式一一标点。外国人名、书名原书没有括号,这不符现代人的阅读习惯,也都逐一加上了括号。一校稿子排出后,错字极多,一页之内少则十几处,多则几十处,且校对大都没发现,只能对照原稿逐字核对。

  一本厚重的书,一本代表民国知识分子立场和最高学术水准的经典之作,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向读者呢?编辑很早就注意到了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以及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的开本、装帧形式等是很好的参考范本。

  编辑努力为陈恭禄的作品找到了合适的推荐人选。推荐人包括陈恭禄的弟子、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萧功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厦门大学教授谢泳。既有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也有活跃在学界的名流,学术界老中青三代囊括其中。序言邀请跨界学术名流郭世佑洋洋洒洒写了四五千字,这篇文章经作者推荐,在《中国近代史》出版以前已经发表在了2011年第5期《读书》杂志上,为本书的出版在学术圈内做了很好的预热。

  估计工人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打动了陈恭禄的家人,陈恭禄的孙子陈明远打电话问我们有没有意向出版陈恭禄的《中国通史》。由于《中国近代史》出版后良好的口碑,社领导顺利地通过了这个选题。

  陈恭禄家人寄来的《中国通史》书稿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中国通史》第一篇到第十九篇,1944年印刷,为成都金陵大学史学系的讲义。第二部分第二十篇到第六十篇,为手抄稿,是陈恭禄的独子陈良栋所抄写。

  《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是一本包着牛皮纸封面的小薄册子,上面写着1990年6月9日陈良栋点校。之所以要点校,陈恭禄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有交代:“书写成后,余以现时抽版税之报告不尽可信,欲自印行,苦无款项。去岁夏商于金陵大学景唐校长,承其允借一万元。但以款不敷用及其他事故,迄未付印。十二月通史班学生有力说余付印者,并代访问印价等事,始复有付印之意。印费大部分系学校借款及预约收入,著者自筹其余。本书原有十九万字并加标点,竟以筹款困难删去四五万言,废去标点。书以印行册数不多,成本昂贵,售价不免稍高,著者颇以为憾。但亦无可奈何。斯书之印行,同事陈锡祺先生亦有力焉,皆深感谢。若书能有销路,第二册当可于年内问世也。”(《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自序)这部小册子的印刷费用大部分来自学校借款,还有预付款,剩下的由作者自筹,可还是不够用,只好把全书的标点删去了,少了四五万字才得以印刷。陈良栋对全书加了标点,书名用曲线标注,人名用竖线标注,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第一册只有十九篇,其余的四十一篇既有电子文稿,也有陈良栋的手抄稿:用钢笔抄在上千张格子稿纸上(笔者注:2016年1月16日,笔者见到了陈恭禄的孙子,在笔者到达南京时,他费力找寻祖父和父亲的遗物,终于找到了《中国通史》后四十一篇祖父的原稿),后四十一篇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只有原稿,估计连铅印本都没有印刷过。

  工人社2014年出版的《中国通史》是陈恭禄当年的《中国通史讲义》在尘封七十年后首次完整地出版面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说:“陈恭禄先生学兼中西,这部《中国通史》提纲挈领、举重若轻,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疆域、人口、经济、民族、思想、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繁复演变作了清晰梳理和深刻分析。”

  陈恭禄的学生章开沅、茅家琦、陈得芝、石湾等都写过文章回忆陈恭禄的学问、人品。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龚云写过《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评陈恭禄〈中国近代史〉》、清华大学教授欧阳军喜写过《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比较》一文专门研究比较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基于陈恭禄先生的学术声望,《中国通史》出版后,我给陈恭禄的学生、研究者、陈恭禄生前服务的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国内著名大学历史系资料室邮寄了《中国通史》。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在《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曾经说过:“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作为一家非学术类出版社,我们出版了陈恭禄的大部分著作,传播了陈恭禄的史学思想,深以为幸。(本文作者为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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