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与徽学之间

  浙江与安徽,山相依、水相连,长兴和广德、临安与绩溪毗邻,发源于休宁的新安江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成为钱塘江干流。两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了两种相互联结的地域文化形态——浙学与徽学。

  桓谭,沛国相(今安徽相山)人;王充,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同为东汉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两人学术经历相仿,博学多通,“实事疾妄”,喜“非毁俗儒”。二人都是主张生死自然的无神论者,桓谭“以烛火喻形神”,认为精神不能离开人体而存在,正如烛光不能脱离烛体而独存;王充认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是因为精气血脉在,“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衡·论死》)。王充受桓谭影响颇深,《论衡·超奇》说:“(桓谭)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

  魏晋时期的玄学家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也是“浙学”与“徽学”交涉人物。嵇康先祖原姓“奚”,世居会稽上虞,为躲避仇家才迁徙到谯国铚县(今安徽濉溪),因铚县有嵇山,奚氏安家于其侧,便以“嵇山”之“嵇”为姓。鲁迅喜欢魏晋文章,尤其推崇嵇康,1913至1935年先后十多次校勘《嵇康集》,故而在人格、思想和为文风格上深受嵇康影响。

  宋明学术主流是理学与心学。朱熹虽生在福建尤溪,但时刻不忘祖籍是江南东路徽州府歙县(今江西婺源),有“吾家先世居歙邑之篁墩”云云,序跋文落款亦署“新安朱熹”“紫阳朱熹”。南宋定都杭州,朱熹与浙江学缘深厚,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与时任台州知府唐仲友交恶;与金华吕祖谦友善并合编《近思录》,在与永嘉陈亮、永康叶适等学者的论战过程中提出了具有批评意义的“浙学”概念:“近世言浙学者多尚事功”“浙学却专是功利”(《朱子语类》)。尽管如此,浙东尚多朱子学者,有以陈埴、叶味道为代表的永嘉木钟学派,以杜煜、杜知仁、杜范等为代表的台州南湖学派,还有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学派”。

  朱元璋建立明朝,“马上打天下”倚仗的是以武人为骨干的淮西集团;而“马下治天下”则需要倚赖以刘基、宋濂、王袆为代表的浙东文人,进而促成了洪武儒学的发展。明代学术的主流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开创的阳明学派。弘治十二年(1499)王阳明中进士,其座师则有来自徽州府休宁县、时任礼部右侍郎的程敏政。阳明对朱子学用功颇深,先有“格竹”悟“理”失败的教训,才有“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龙场悟道”。朱熹不是阳明的“论敌”,而是学术诤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即为调和“朱陆之辩”以证明理学心学同为“圣人之学”。而提揭朱陆“始异终同”的先驱,则是阳明的座师程敏政,其编《道一编》实已发《朱子晚年定论》之先声。王阳明在滁州、池州等地讲学也培养了一批弟子。正德年间在滁州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邀游琅琊、瀼泉间”(《阳明先生年谱》),其滁州籍门人有孟源、孟津、姚瑛等。弘治年间,王阳明奉命至南直隶审决积案重囚,事竣游池州九华山、齐山,结识秀才柯乔;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又数番驻足九华山、齐山。池州籍阳明弟子有柯乔、李呈祥、江学曾、施宗道等。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伴随着心学的消退而兴起,浙江余姚的黄宗羲、安徽桐城的方以智则是实学家的代表。方以智曾祖父方学渐系泰州学派传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为其立传。因为父辈与东林党有渊源,方以智、黄宗羲得以结识,一同加入“复社”同阉党余孽阮大铖做斗争。明朝灭亡,二人支持南明王朝抗击南下清兵,作为遗民主要通过著书立说来反思明朝覆亡的教训,同时还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此外,黄宗羲晚年还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安徽黄山,并为汪栗亭的《黄山续志》作序。

  清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吴派、皖派、扬州学派外,实则还有浙东经史学派。皖派的戴震与浙派的章学诚有着特殊的学缘。胡适为澄清戴震与章学诚之间的关联,著《章实斋先生年谱》《戴东原的哲学》,表彰二人为“清代中叶学术思想史上的两个高峰”。此外,章太炎对戴震颇为推崇,在《新方言·序言》中详细阐发戴震《转语》中的意见,还撰《释戴(震)》一文表彰戴震对宋儒“以理杀人”的驳斥。

  徽学与浙学在近现代的互学互鉴,可以从陶行知对阳明学的吸收借鉴,胡适、陈独秀与鲁迅、蔡元培、陈望道的交游来考察。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歙县陶氏的原籍是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明正德年间迁居歙县。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先改名“知行”,又易名“行知”,还曾用“行知行”为笔名,这一切源于浙江的王阳明。据考证:清宣统三年(1911),21岁的陶文濬开始研究王阳明,接受其“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断,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1927年6月提出了“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1934年7月在《生活教育》上发表题为《行知行》的文章后,正式更名“陶行知”。

  自东汉以来,由于地缘、学缘、政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浙学、徽学这两种地域文化互学互鉴,兼容并包。这种关系也表现在文化品格上:

  1.批判:桓谭、王充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批判荒诞不经的谶纬迷信,宣传了科学与无神论;程敏政、王阳明,勇于挑战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促成了心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2.包容:王阳明、程敏政“和会朱陆”,黄宗羲、方以智学习西学,胡适、蔡元培调和中西文明,足以证明浙学与徽学的开放与兼容。3.创新:王阳明批判程朱理学而有“知行合一”“明德亲民”“致良知”等哲学新命题的提出;陶行知秉持“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的理念,以独创的生活教育理论去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胡适用现代学术方法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撰“序”称其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开山作。4.实践:王充《论衡》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从戴震的考据学到胡适的“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到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教学做合一”,都足以说明徽学、浙学是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

  (作者:张宏敏,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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