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中的“文史知识”——摘自《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

“支那”真正的来源

  缅文古称中国为Cin’[sin’]或Cina[Sina],和梵文Cina、希腊语Thinae、其他欧洲语Sin-(拉丁语Sinae、英语、法语Chin-)同源,通常都认为这些都是汉语“秦”的对音,见伯希和引马丁尼说(Pelliot Paul1904;罗常培1950)。

  其实这种说法有几处疑点:

  第一,秦始皇虽然一统中国建立了“秦”王朝,然而秦朝存在的时间,放在历史长河中,则过于短暂。而在此之前,在作为周之诸侯国这一段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中,秦之先人对胡狄的影响力不逮三晋。按《史记》载,晋文公伐逐戎翟迎回被逐的周王,晋悼公甚至能使戎翟来朝晋;赵襄子逾疆吞并代地以临胡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置三郡,李牧致使匈奴不敢入边。晋相邻于三狄,其中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长狄鄋瞒,各部皆灭于晋景公,白狄因收留过文公重耳得免,而其后“肥、鼓”亦灭于晋昭公、晋顷公,仅鲜虞(中山)灭于赵惠文王。秦国的影响力则主要体现在与西戎的关系上。就全国来说,晋自文公创霸,“襄、景、厉、悼”四公继霸,在中原诸侯间也曾一度有“周衰晋兴”“周卑晋继”之说。

  秦之建国既远晚于晋,先期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远逊于晋国,不可能越过晋而代表中国。

  第二,“秦”字的上古音构拟为*zin>dzin,古代汉语中一直念作浊音,至近代汉语时方始变清音。上引(见第一段)各外语大都并不缺浊声母,如是对译“秦”字,为什么却全都对译作清音,无一作浊音呢?令人怀疑。

  第三,几种古印度语文献早于秦代就称中国为Cina了(较晚的有笈多王朝大臣所写的《治国论》,年代在公元前300年间,也早于秦武王,早于秦王嬴政则近百年),后来汉译佛经译之为“脂那、支那、至那”,又或称Cinisthāna,汉译“震旦、振旦、真丹”,按-a、-isthana皆为其语之邦域地名后缀,词根cin都回译为章母字“震振真”或“脂支至”等,也都明显是发清音的。波迪埃(G.Pauthier)说,据最古老的《摩奴法典》,公元前1000余年前,人们从印度迁至中国西部成立Thsin国。Thsin与China为同一个字。

  H.裕尔(H.Yule)《东域纪程录丛》第一章讨论Cina名称的起源时指出,“支那”Cina自古就为印度人所知,并据德经等人所说,已提出“支那”可与“秦”有关,也可与某个具有类似称号的国家有关,其中即有晋Tsin和郑Ching。我们现在知道,“郑”上古音读deng是不合要求的,而“晋”则较符合要求。

  交通史告诉我们,最初印度及西方人,是通过中亚人从北草原的胡人(狄、匈奴)处得知中国的。草原民族南下最初碰到的应是周成王时分封于北边的“晋”*ʔsin(>tsin)国(叔虞始封于唐,其子燮父因所都傍晋水而改称晋侯),过二三百年后才又碰到周平王分封的“秦”*zin(>dzin)国。(依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封建,至平王公元前770年封秦,共276年;若依“成王继位伐唐以封叔虞”说则减4年,若依我友吴瑞松的“伐纣在公元前1050”这一说,则再加4年,相隔年数仍皆在272—280年之间。)

  秦晋两国相邻,古音又相近,可能胡人乃据最初印象的“晋”而混称秦晋同为清音Tsin。(何况汉以后还有250年的晋代,可加深其清音印象,此外,历史上的“五胡乱华”正为五胡乱晋。)《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西域传》《佛国记》中所称的“秦人”之原语可能就是清音之秦晋混称。

  晋北地区一向为胡狄集中之地,他们更熟悉其南之“晋”并以之代表中国,这不奇怪。跟后来以“契丹”及“大魏”转音的“桃花石”转称中国一样,也都是先由草原人熟知的北国之名,再命名为全国之称的。这也跟汉代人称印度为“天竺、身毒”(天、身古读h-声母),是学的伊朗语Hinduka,土耳其人称印度为Hint,是学的阿拉伯语,唐代人称阿拉伯为“大食”,是学的波斯语Tajik一样,都是从跟自己更近的邻居处获取更远一国的名称的。所以唐代玄奘根据亲身至印度的所闻而改译“印度”时,他指斥早期译名“天竺、身毒、贤豆”皆讹,其实他不明白,那不是本语的讹译,而是从相邻中亚称呼转译的“从邻称”。从邻称是交通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惯例。

  现今汉语称Russ、Russia为“俄罗斯”(Éluósī)以至“俄”(É)国,“E”就是因为北边阿尔泰语言(“突厥、蒙古、通古斯”)各族都没有把r放在词首的习惯,要发r-就得先加个元音,如柯尔克孜语说Orus,蒙语说Oros,于是罗斯就说成俄罗斯了,这是汉语中“从邻称”的典型例子。

  历史上,中日交恶时期,日本有某些人故意地以“支那人”贬称中国人,这是不了解此词原义。其实这个词最早见于佛经对梵语Cina的翻译,在印度原含有称誉“文明智慧之国”之意。《翻译名义集》:“支那,此云文物国。”《慧琳音义》卷二十二震旦国:“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为思惟。以其国人多所思虑,多所计作,故以为名。即今此汉国是也。”

  从Cina直到现代英语的Chi⁃na、法语的Chine,这些都是清音。有关唐时西邻的记录,还可看龚方震《唐代大秦景教碑古叙利亚文字考释》(《中华文史论丛》1983-1辑),文章指出,该碑文显示,古叙利亚文称中国为Sinstan,中国人为Sinaya,生在亚历山大的埃及人科斯马斯(Cosmas)在公元547—550年间用希腊语写的《世界基督教地志》则把中国写作Tzinistan(-stan是印度伊朗语表地方、国家的后缀,该地志原文省作-sta),早在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的钵罗婆文文献中即已有Cīnīstān,古叙利亚文、希腊文没有c,所以写成Sin、Tzin,但都指示着清音。后来埃及的Maqrizi(1364—1442)在《埃及史》里称成吉思汗为Malikas-sin(中国国王),中国也仍念作清音的sīn。

  至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如毛南语称汉人为cin1(水语的又称也相近),又如黔东苗语之cen5,察其音韵,则c乃与见母对应,那又可能是指“荆”(楚国),而不见得与“晋”相关了。

    王姓为什么这么多

  2007年4月24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公布了最新户籍统计,我国姓氏中2000万人以上的有10个: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1000万人以上有12个:徐、孙、马、朱、胡、郭、何、高、林、罗、郑、梁。其中王姓9288万居首位,李姓9207万次之,张姓8750万排第三。

  旧时的百家姓是宋初浙江人编的(参宋王明清《玉照新志》),收了438个姓氏。因当时皇帝姓赵,浙江的吴越王钱镠姓钱,所以就依当时的贵戚高官先排了“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那并不是按人口多少排的。要是福建人编,按人口排,就要将“陈、林”居首了,因为闽人流传一句话“天下陈林占一半”。

  姓李姓张的人多,是大家感觉得到的,因为中国人要列举个某某人时,往往就说“张三李四”,但想不到王姓更胜一筹。

  为什么姓王的会这么多呢?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已经加以解释。

  《通志·氏族略四》:“王氏,天子之裔也,所出不一:有姬姓之王,有妫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虏姓之王。”原来王氏里除了好些汉族帝王的后裔外,还有不少从其他民族称王来的。

  此书先说从周王姬姓来的,就有两三个来源:“若琅琊、太原之王,则曰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恭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若京兆、河间之王,则曰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毕万封魏,后分晋为诸侯,至王假为秦所灭,子孙分散,时人号曰王家。或言,魏至昭王彤生无忌,封信陵君,信陵生间忧,间忧生卑子,秦灭魏,卑子逃于泰山,汉高帝召为中涓,封兰陵侯。时人以其王族也,谓之王家。此皆姬姓之王也。”

  再说从虞舜妫姓来的:“出于北海、陈留者,则曰舜之后也。其先齐诸田,为秦所灭,齐人号为王家。此妫姓之王也。”

  又说从殷商王族子姓来的:“出于汲郡者则曰王子比干之后。此子姓之王也。”

  这些氏族都因为先秦时祖先作过王,所以时人号曰“王家”。秦以后最高统治者叫皇帝,就不会有“王家”之称了。但又有许多非汉族的“王氏”加进来。

  “出于河南者,则为可类氏;出于冯翊者,则为钳耳族,出于营州者,本高丽;出于安东者,本阿布思,此皆虏姓之王也。”

  “以其所出既多,故王氏之族最为蕃盛云。”

  《百家姓》各姓都旁注了郡望,许多人认为那就是本姓所来之处,其实它注的只是最主要或最出名的一处。像王氏只注“太原”,其实《广韵·阳韵》就说“王”有二十一望:

  1.姓出太原、琅琊,周灵王太子晋之后;

  2.北海、陈留,齐王田和之后;3.东海,出自姬姓,高平、京兆,魏信陵君之后;

  4.天水、东平、新蔡、新野、山阳、中山、章武、东莱、河东者,殷王子比干……之后号曰王氏;

  5.金城、广汉、长沙、堂邑、河南,共二十一望。

  还有来自赐姓、冒姓的。如汉代有燕王丹的玄孙嘉,被王莽赐姓王;五代时刘去非,冒姓王改名王保义。

  别的民族改姓的,《通志》举了4例。其可类氏实际指西魏可频氏之祖王雄,钳耳族指西羌钳耳氏之祖王季,高丽指王氏高丽的开国君主王建,阿布思,指唐藩镇成德军节度使王廷凑,本乃回纥阿布思之后。

  其实还有很有名的隋代王世充,本姓支,月支人,是属印欧种的白种人,卷发。其父为王粲养子,因姓王,在隋唐间曾自立为郑王郑帝。

  在敦煌写本中除了《百家姓》外,还有《姓氏书》残卷,首句是“张王李赵”,也许是更原始一些的《百家姓》,“张、王、李”都已居前了。汉应劭《风俗通义》有佚文“姓氏篇”,也已经说:“张、王、李、赵,黄帝赐姓也。”说明张、王、李、赵是自古以来的大姓。

  但这几个大姓都有其他民族“掺和”进来的记录(参看《广韵》《姓觽》《中国姓氏大全》等):

  李:源于皋陶任舜的大理,以官为氏,殷末理徵与纣不合,逃伊侯之墟,子利贞改姓李,为老子李伯阳之祖,有陇西、赵郡等十二望。北魏叱李氏改为李。唐代徐、邴、安、杜、胡、弘、郭、麻、与张、董、罗等各氏,以及鲜于、阿布、阿跌、舍利、朱邪等氏,因建国有功,从皇族姓李氏。

  张:本黄帝第五子青阳,生子挥,始造弦张网,因姓张;又晋国公族解张字张侯,其后以字为氏,有清河、南阳等十四望。三国诸葛亮征西南夷,斩雍闿,封龙祐那为酋长,赐姓张,设云南郡于白崖。

  赵:本伯益孙造父,为周穆王御有功,封赵城,其后发展为诸侯,有天水、南阳等五望。汉代有匈奴人赵安稽,唐代有南蛮人赵曵夫,五代有牂柯酋长之后赵国珍都姓赵了。

  汉族是由以华夏为中心的各民族融合而形成的,这从上面说的几个大姓的扩充张大,就可以看出来了。

    郑和为什么叫三保太监

  600年前,郑和统率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舰队,七下西洋(当时称婆罗洲即文莱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最远到达东非的麻林国,就是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至今肯尼亚海滨拉穆群岛的帕泰岛西尤村,还留有一群船队沉船水手传下的后裔,其中一个名叫夏瑞福(MwamakaShariff)的女孩,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活动中,还得到中国教育部特批的公费留学中国的名额。

  郑和下西洋影响深远,至今东南亚好多地方立有奉祀郑和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有14座,以印度尼西亚6座、马来西亚4座为多,多以“三保”命名。如中爪哇三宝垄的三保庙是印尼第一大华人庙宇。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的三保公庙、槟城的郑和三保宫、沙捞越州尖山的义文宫三保庙都很有名。郑和把凿井技术传至日惹等地,这里的水井通常叫作“三宝井”。中国台湾的三宝姜、榴梿也有跟郑和有关的传说。

  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赞扬他:至今南洋土人犹有怀想当年三保之雄风遗烈者,可谓壮矣!

  为什么东南亚各国不以郑和本名而以“三保(宝)太监”称呼?纪念他的庙宇为什么叫“三保宫”?这有好几种说法:

  1.他小名三保。

  2.他有一兄,四姊妹。可能是一兄一姊,所以行三,叫三宝。

  3.由“佛、法、僧”的“三宝”来。4.他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皇帝,俱受宠信重任。

  第四和第二种说法皆不可信。郑和下西洋在永乐朝,当时已经被称为三保太监,跟历事三朝不搭边。男人的排行一般是据兄弟说的,他是次子,应是老二。

  再据史传谱记,郑和出身于穆斯林世家,公元1371年生于云南昆阳州和代村(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马姓回族家庭,父亲祖父都曾远渡重洋去麦加朝圣,从而得到“哈只”的称号(《滇绎》:“回教之例凡朝天方而归者称哈儿只,犹言师尊也。”此为hadji的译音),永乐三年(1405年)其父马哈只的墓志铭说,郑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太监”。他家是元代的色目贵族,约在傅友德、沐英定云南时被俘,明初边将常有俘幼童阉割以充内侍的恶习,他因此被送到燕王藩邸当宦官。郑或许是俘送者的姓,或抚养太监的姓。唐时著名太监高力士原名冯元一,也以其父被诛的罪孥身份由岭南招讨使作为阉童送入宫,由高姓内侍抚养因而随之改名,情况类似。大约到后来他随燕王征战有功,官至司礼监,才认回父母的。但以这样出身的家庭,小名绝不会取佛教三宝之名,也不会以此为称号的。

  “三宝”或“三保”这个词,应当是由伊朗语系统的“萨保”或“萨宝”转来的。斯坦因盗掘敦煌长城烽燧发现的晋时粟特语信札中已有saartpaaw,是商队首领的意思,后又为祆教教职之名。唐有《米萨宝墓志》,“萨宝”也为人名。这在穆斯林家庭里应该是很常见且被尊重的名字。

  因此,其穆斯林家庭以此为之取名,或者此后在下西洋时,别人以此尊称他,都是有可能的。郑和正是由于出身于虔诚的穆斯林家庭,家族有远航渊源,才被选为远航舰队领袖的。随从郑和出没红海的主要是会讲阿拉伯语的穆斯林,航行到一些文化比较原始的国家时,他还修造了清真寺,这是他最初的基本信仰。现在昆明话“萨”读sa阴平,“三”读sa鼻化阴平,两个音也还很近。如果用来对译saartpaaw的第一音节,都是适宜的。

  不过,由于肩负通好不同信仰各族的责任,郑和也对佛教等相当尊重。斯里兰卡有一块郑和竖立的石碑,碑上分别用中、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了祈求佛祖、湿婆神和真主保佑的文字。这是他出使中要交好佛教、印度教国家的需要,表示对不同信仰的尊重,体现了特别宽和的宗教精神。

  郑和还曾出资印造大藏经,捐赠给故乡云南五华寺,五华寺有他的施印大藏经的发愿文,表示他又有佛弟子的名分,这是符合皇帝要他和好各族各教的要求,有利于他肩负的使命的。但不能由这些行为就推断他的小名取义于“三宝”,否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记作“三保”的要远远多于“三宝”。

  在中外交流史上,群星璀璨,其领军人物如周穆王、汉张骞、晋法显、北魏宋云、唐玄奘、明郑和等,彪炳史册,传诵千古。这些人中大多是走的陆上丝绸之路,虽然法显是航海归来的,但其中却只有郑和是真正的伟大航海家。他们的远行艰险重重,其事迹被传为神话,甚至还有编成演义小说的《穆天子传》讲周穆王西征,是我国最古的讲史小说,《西游记》则是讲玄奘上西天(印度)取经的小说名著。讲郑和下西洋的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是明代人编写其当代人的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还有季羡林先生写的新版序呢。

    “塞思黑”“阿其那”不是猪狗

  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记载雍正四年,命囚禁与其争位的两个兄弟,八弟胤禩改名为“阿其那”,“满语狗也”;九弟胤禟改名为“塞思黑”,“满语猪也”。书里这两个满语说解,想是起于民间对此事的传讲,一般人不懂满语,谁先揣测言之已难考证;但既被写进历史书,又经现今某武侠小说名家引到其畅销的作品中再一番渲染,就更让人信以为真,那影响可颇是广远了。

  《文史》第10辑(220页)有富丽的《“阿其那”“塞思黑”新解》,指出满语中,狗是indahun,猪是ulɡiyan,跟这两词毫不相干。文章主张依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有关曹雪芹家世档案史料稿》(1973)的一条按语:“塞思黑”满文作sesheri(讨人厌),把“塞思黑”改解为“讨厌鬼”。但由于该书对“阿其那”云其义未详,故文章作者又查阅满文词典,据acim⁃bi“驮”,趋向动词“去驮”为ac⁃inambi,因而说其命令式当可作acina而对上“阿其那”,以为此词意为命其驮,不啻骂之为驮物的牲口。

  按“塞思黑”对满文sesheri,解为“厌物”,可从。但“阿其那”对动词“命驮”,比拟似乎不伦。“阿其那”的本意应当是一个和“塞思黑”义类相近似的词才合。按羽田亨《满和辞典》有ekcin,解为丑鬼,又解为骂人语。此词音义比对“阿其那”要相当些(“阿”有二读,可对a也可对e。“那”可能对尾缀-na,鄂伦春语即以尾缀-m表卑视难看之物,加缀时遇词根有-n尾即省去之,亦与此同)。

  乡间兄弟吵嘴相骂,随口辱骂什么“厌物、丑鬼”本来平常得很,而像雍正这样,做了皇帝,还将与他争位的兄弟,干脆取消父母起的名字,正式通令改名作“厌物”“丑鬼”的,则可算稀奇事。但这正反映了他当时扭曲的心理状态。

    外来字与外来词

  《现代汉语词典》从第6版起增收了字母词条目,引起热议。其实当前每天浏览新闻,几乎没有不出现字母词的了。读者对此既有觉得简便的,也有觉得用得过滥或同形多致混的,也有觉得词义不明的,所以字母词的规范使用和准确解释是词典应负担的任务。收此作为附编是办了件好事。

  字母词语既习见不鲜,字母词语的考察研究已经列为国家项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的郑泽芝博士《大规模真实文本汉语字母词语考察研究》即是其一份成果。此书对《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及其他报纸使用的字母词语搜罗甚广,并做了详细的考察、分析研究。

  有人担心字母词会影响汉语的纯洁性。实际上是“杞忧”。汉语有强大的包容力。汉族本身就是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历史上众多民族形成的,汉语也是这样融合形成的,早的如鲜卑、百越、畲族、回族改说汉语,史迹分明,晚的如满族改说汉语。在融合时自然会吸收某些民族语言成分,比如上古汉语第一人称非常复杂纷歧,“我吾”一类见藏缅,而“余(予台)朕”一类见泰文。古汉语的“兄、姊”,中古以来即被鲜卑突厥的“哥、姐”取代。汉字虽然自成体系,实际上吸收外语文字形体也史已有之。武则天从佛经取用卍字用于天枢,辽《龙龛手鉴》收卍,都定音读万,字形外来,读音汉化。近代取用阿拉伯数字、新式标点符号,对汉语表达更有好处。还有明代以来拉丁字母拼汉语,尤其记录人名地名,阿Q的Q就是鲁迅拼“贵”字的声母。近代更用于引进新词语,如X光、O型血,现代大众更见日用,如B超、CT、卡拉OK、BP机、T恤。它们也丰富了我们的语文生活。

  汉语外来词史不绝书。最早的是对北狄语词的吸收。《逸周书·克殷》中周武王砍纣王之首用的“轻吕”剑,《史记·匈奴列传》作“径路刀”,即突厥qïnɡraq(双刃刀)。张骞通西域,“苜蓿、蒲桃(葡萄)”等大量伊朗语词进入汉语(参:[美]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中所列数十例)。东汉佛教传入,印度大量的佛教词汇传入并且汉化,如buddha“浮屠”省为“佛”(季羡林先生说来自吐火罗语pat,但“浮佛”皆浊音,与吐火罗清音p不合),bodhi⁃sattva“菩提萨埵”后省为“菩萨”(有些方言用来取代汉语“神”),后来dhyāna“禅那”省为“禅”,māra“魔罗”省为“魔”,ksama“忏摩”省为“忏”,brahma“梵摩”省为“梵”,samgha“僧伽”省为“僧”,kalpa“劫波”省为“劫”,stūpa“塔婆”省为“塔”,它们都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而非影响了汉语的纯洁性。

  古来妇女的化妆日用品莫过于“胭脂”,这却是个汉代匈奴语借词。详见《胭脂与焉支》篇。我曾经说明过,历史上一些有特殊读法的人名地名,一般是被汉族融合的原来民族语音的遗存,如“会稽、盱眙”来自古越语,会稽同泰文khood-crii/kric(峰—矛),“盱眙”《榖梁传》作“缓伊[-’li]”,同傣语hun-li(道路—好)。我们的史学传统“名从主人”,替我们的语言史保存了多么可贵的史料啊。但是并没有因此而使得汉语不纯粹了,一般人甚至不会意识到他口中的“葡萄、胭脂、哥、姐、佛、魔、僧、塔、会稽”等都是外来词呢。

  (本版摘自《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郑张尚芳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定价:65.00元。大标题为编者所拟)(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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