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第一关”的文学书写——读《雁门关文学与文化》

  雁门关位于山西代县西北20公里处,南面屏卫着忻定盆地和三晋大地,北面正对着大同盆地和塞外高原。明《永乐大典·太原志》称:“代山(即雁门山)高峻,鸟飞不越,中有一缺,其形如门,鸿雁往来……因以名焉。”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曾描述雁门关:“重峦迭障,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蜚雁出于其间,故名。”这便是“雁愁飞处”“天险自成”的“中华第一关”——雁门关。而探讨雁门关的文学现象,解释雁门关这一独特的文化符号的丰富内涵,便是刘淮南《雁门关文学与文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刘著)一书的宗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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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门关的重要性来自于其特殊的地理地貌:“双关四口”,更在中国历代守边卫国的战争中得以证实。雁门关作为长城的一部分,绝不仅仅是一个关口、一道城墙,它更是一个立体防御体系。“双关”指的是西陉关和东陉关,“四口”指的是:西陉关北面的白草口,南面的太和岭口;东陉关北面的新广武口,南面的南口。此外,雁门关还有“三城六寨”“十八险隘”“十二联城三十九堡”这些配套防御设施。除了能直观看到的城墙、城垛、烽火台之外,关城内的军营、哨岗、兵站、粮仓、驿站都使其构成了一个高效的立体防御体系。刘著中“战略要塞的风云记忆”“三边凸显的历史书写”等相关内容即是对此之描述。

  有的学者讲,在历史上,长城的文化和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如,美国维尔德隆《长城:从历史到神话》等)。但在我看来,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长城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固然重要,但长城在战争中的实用价值也是非常卓越、毋庸置疑的。而且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雁门关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漫长的对垒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所具有的机动优势。贾谊《过秦论》有云:“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雁门关这种依据天险而建的防御工事,更具有一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对优势,它是汉击匈奴、唐防突厥、宋御契丹、明阻瓦刺的国防要塞。虽说,“万里长城万里长”,全线布防殊为不易。城墙有被敌军集中优势兵力,从薄弱环节突破的可能。不过,在历史上也不乏攻入长城之后,被长城守军和城内部队“扎住口袋”给予痛击的案例。尤其在历史上能够攻入长城且长期占领长城的记载更显得十分罕见。长城作为立体防御体系的优势还在于它是最为高效的“物流中心”,战争物资从城墙运输的便捷程度远远大于翻越崇山峻岭。因而雁门关阻击战往往显得格外持久和惨烈。也难怪会有杨家将前赴后继的故事,甚至有杨门女将系列乃至“十二寡妇征西”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关于这些故事的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刘著均有精彩的探讨。

  随着中国版图的变迁以及和平时代的出现,今天的雁门关已经失去其军事要塞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其文化价值就更加凸显出来。对雁门关文学文化意义的解读,是刘著重点所在。书中历数中国名关,将雁门关置于与中国众多名关的比较之中,由对“雁门”一词的历史文献考证开始,从《山海经》《穆天子传》《尔雅》《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隋书》《新唐书》直至《清史稿》和《雁门关志》,相关文学作品则从汉代张衡《四愁诗》开始,历数南北朝江淹、庾信、简文帝以及唐代诸多诗人,辽金元明诸作家,直至清代朱彝尊、顾炎武等人,最后还涉及现代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文献梳理,使得刘著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雁门关更是民族融合的见证,刘著对此作了从先秦至明清的一个全覆盖式的梳理。商旅贸易方面,书中指出了雁门关在“玉石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农牧产品互市”“晋商之路”上的重要作用,还以雁门关为中心,勾勒出一幅涵盖新旧广武城、汉墓群、代州钟楼(边靖楼)、文庙、武庙、州衙署、阿育王塔、白仁岩等众多的文化景观,阐述了这些景点的内在关联。更紧扣文学主题,将雁门关与白居易、元稹、王世懋、方逢时的诗歌,《水浒传》《杨家将演义》《天龙八部》等小说,王廷相的传说、忻州北路梆子、代县大成班、贵林班的戏曲结合起来。在阅读过程中,我们不但感到作者一以贯之的文学文化视角,更能体会到围绕雁门关产生的有关文学艺术的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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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视角的运用,使刘著有许多令人击节赞赏之处。如第三章作者巧妙地利用五大文学体裁,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乃至说唱文学连缀起来,并追本溯源使这些横跨古今、雅俗交互的文学作品有机结合,显得浑然一体。由此也可看出作者扎实的文献梳理能力和匠心独运的谋篇布局水平。其中,对十首历代《雁门太守行》诗歌的梳理尤见功力,尤其还探究了《雁门太守行》因袭的原因。此外,对雁门关散文如记、序、赋、铭、跋等多种文体均有涉及,这些内容同样是雁门关文学与文化的丰富内容。对于王昭君变文和杨家将系列鼓词的探讨也是亮点,尤其是对于王昭君变文中“文化之怨”(这恰恰是以往人们忽略的)的梳理和论述非常精到:文学层面,将“怨”之传统上溯到了《诗经》;历史层面,则追述至《汉书》所载乌孙公主等相同类型。论述过程抽丝剥茧,新见迭出。

  关于雁门关本地产生的文学个体,作者集中于《雁门集》的作者萨都剌和“雁门尚书”孙传庭身上。对萨都剌诗歌的分析,放在了与“元诗四大家”、杨维桢、倪瓒等人的深入比较之中,突出了萨都剌的独特诗风;对孙传庭的叙述则注重其朴实无华、情感真挚的诗歌风格和战死潼关、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至于雁门关本地出现的文学群体,则主要集中于冯氏家族之中。如“声韵清刚”的冯如京、大气磅礴的冯云骧、抑扬顿挫的冯云骕、“京都才子”冯志沂和委婉细腻的女诗人冯婉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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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对雁门关上下贯通、包罗文史的著作来看,刘著似乎尚有一些瑕疵。首先,虽然作者对传统史料的使用非常丰富,但是作为严格的历史考察,资料使用方面尚缺少一些较新且重要的本地考古进展。其次,书中还有一些论述不完整不深入或者可疑的地方。比如关于慧远与白人岩的关系,其俗姓家族与政治关系及其由雁门至庐山迁徙之原因等,尚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

  当然,作为“中华第一关”,雁门关的悠久历史传统和丰厚文化积淀,以及雁门关作为独特的文化符号,在代县荣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刘著中都有深入阐释。刘教授生于雁门关下,长于代县城中,这本30余万字的力作,不但是其对本地文化的自知之明,更包含了他对雁门关文化历史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充分思考和认识。作为晚辈,能与刘教授在一起共事,实为人生之幸事。在整部著作的完成过程中,我也有幸见证了他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精神和在新的研究领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治学态度。守信用,重然诺,可算是他的一个最大特色。当初只是与领导的一句承诺,之后便是连续三年的不懈努力、埋头耕耘。逐渐地,研究关隘文学便成为作者自身的深重情结和“文化自觉”。笔者认为,本书也是挖掘地方文化、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体现“文化自觉”的一部重要著作,对于山西省以及其他地方开展“全域旅游”的战略布局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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