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陵与五言诗之滥觞

  身为降将,李陵被正统的历史故意淹没,不仅文学史不承认他,就连自己的遗血北魏皇族也闪烁其词,不愿承认这位做了降将的祖先,历史因此将李陵彻底淹没和遗忘。事实上,李陵未降匈奴之前,也只是汉朝众多将领中普通的一员,从李陵降匈开始,孤独地隐没于大漠极深处的李陵,在诗歌中所表现的痛苦和悲哀震遏了北方的云天。

  两千多年的正统历史中,曾蜚声长城内外以及中亚、西亚的李陵几乎没有位置,因为李陵是降将。但是对于汉以后真正的历史,李陵竟然是一个重要的线索,缺少了这条线索,历史竟会发生断裂与紊乱。

  为汉武帝,李陵曾纵横匈奴腹地,被数倍的敌人围困,陷入匈奴,后因汉武帝听信谗言,诛杀了李陵老母及所有的家人,不得已中,李陵投降匈奴。

  司马迁最初为李陵辩护,曾认为李陵虽身陷匈奴,但终究会逃离险境,回归汉朝,因此触怒了汉武帝。因为汉武帝此时最需要的,要么是能摧毁敌人的英雄、要么是杀身成仁的军事政治榜样,绝不需要一个结局含混的武将,并且也不需要有人为这样一个降将辩护,那样岂不懈怠军心?而作为读书人的司马迁为了替李陵辩护,却要在朝堂上作一番情理的推测,又无凭据,只能混淆视听,让圣心难悦,终被汉武帝处以死刑。死刑犯若要活命,按当时汉代律例,或者出钱、或者自愿接受宫刑。而出身世代读书人家的司马迁,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选择屈辱的宫刑以求活命。为了证明自己并非苟且偷生,而是身负重任以存身,他最终完成了那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太史公记》(后世称为《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时时透露出汉武帝残忍、卑琐的一面,而汉武帝的敌人匈奴大单于却有些不同。

  李陵勾起了匈奴大单于的恻隐之心,受匈奴大单于所尊崇,《史记》中的说法是单于“贵李陵”,《汉书》中的说法是单于“壮李陵”,单于将女儿嫁于李陵,并拜李陵为右校王。校、贤一声之转,右校王即右贤王。右贤王仅次于左贤王的排位,是大单于座下左右二王之一,是匈奴王庭中坐第三把交椅者。按惯例,李陵当统匈奴右地。匈奴王朝的右地即王庭西部,应该是阿拉善高原以北、今乌兰巴托以西的广袤之地,那里就是李陵与他的数千子弟兵栖息繁衍之地,也是后来黠戛斯人崛起之地(即今日克尔克孜和吉尔吉斯坦人祖望之地),也是李陵拓跋子的诞生之地。我认为李陵与匈奴女黠戛斯所生的血脉成为古代黠戛斯人(今吉尔吉斯人)的首领,而与匈奴女拓跋所生的后裔,后来到了东汉匈奴溃败时为投靠母系宗族流落至我国东北一带,成为拓跋鲜卑的首领,从此带领该部族数代向西南方向靠近,终于成就逐鹿中原、称霸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那也是因李陵血脉而掀起的另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浪潮。

  在有文字记载的汉以及汉以后的中原历史中,降匈后的李陵早已是“声颓身丧”了。沙漠一样的文字或者由文字表述的历史与真正的历史一直在兜圈子,它试图使李陵淹没其中。比如《史记》和《汉书》对李陵谈不上全面记述,慑于正统的忠义观,也不敢客观记述。至于后代典籍每当与李陵际会时,更是贬斥李陵,或者不屑于提及李陵。曾经出生于西域的唐代大诗人李白,性情放浪,可是一提起自己的祖先,也是闪烁其词。李白曾在《庐山谣寄庐侍御虚舟》一诗中开首就说“我本楚狂人”,一典二指,自嘲中,亦隐约泄露自己就是李陵所统五千荆楚敢死之士的后代,但他却从不明说,只是另寻高枝。就连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汉代李陵论》一文中,明知李陵在诗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但他就是避而不谈,只是从忠、孝、智、勇这四个普通的人伦意义上对李陵大加挞伐,似乎将李陵断定为不忠不义,自己就是彻底的忠义之士了。像宋代苏轼这样杰出的文人连李陵的诗歌都予以否认。汉代以降,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宽容李陵的空间。

  所幸,在中国正统历史上一直阴魂不散的李陵,曾经在沙漠之北受到礼遇,虽然是统治一方的诸侯,但他的内心却一直深恋自己的故土,他的根在中土,他的悲怨也由此而生。事实上,李陵未降匈奴之前,也只是汉朝众多将领中普通的一员,从李陵降匈开始,孤独地隐没于大漠极深处的李陵,他在诗歌中所表现的痛苦和悲哀震遏了北方的云天。

    二

  据《史记》及《汉书》可知,先于李陵一年来到匈奴地的汉朝使节苏武,因为副使与匈奴人串通想要劫持单于母亲阏氏归汉,单于将苏武一行强行扣留,并逼苏武投降,苏武宁可自尽,也不屈服,令单于非常钦佩。最后单于将苏武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今贝加尔湖)一带,让其以牧羊为生,还为他赏赐了匈奴女为妻。

  单于仍不死心,派遣已经成了驸马爷的李陵王去北海规劝苏武。在汉朝时,当初李陵和苏武都曾做过汉武帝的侍中官。没想到在这做梦也梦不到边际的苍茫原野,在这寒气逼人的碧波岸边,两个昔日的朋友相见了。李陵为苏武“置酒设乐”,特意举行了宴会。李陵说:“单于听说我们是老朋友,就让我来告诉您,他愿意对您诚心相待。”李陵一边说一边看苏武的表情,苏武并不插话。李陵继续说:“您再也回不去汉朝了,自己一个人在这苦寒无人之地,怎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信义?前不久令兄苏嘉作为奉车都尉,侍奉皇帝时不小心车辕撞到柱子上折断了,被认为是对皇帝的大不敬,最后只好伏剑自刎。至于令弟苏贤,皇帝下诏让骑都尉苏贤捉拿将驸马推下河淹死的宦骑,苏贤因捉不到宦骑惶恐之中服毒自尽。我出征匈奴前,令嫂也遭不幸,是我亲自送葬的。您的弟媳年少,听说已经改嫁了,至于他们的孩子,生死不知。人生如朝露,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要如此苦熬自己呢!我刚刚归降匈奴时,常常像发了疯一样,觉得自己有负于汉朝而痛苦不堪,再加上当时老母还被汉朝奉养,您不愿意投降的心情,怎么能超过我呢?况且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有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您这是为谁保节呢?希望您能听我的话!”

  苏武说:“我们父子并没有什么特殊功勋,但是皇帝却给我们高官厚禄,我们兄弟和家人都愿意为皇帝肝脑涂地。今有幸遇见报答的机会,虽赴刀山火海,我也觉得非常快乐。君臣之间,应如父子,儿子为父亲而死,并无怨恨。我希望您不要再说什么了!”

  李陵与苏武每天都在一起喝酒。有一天李陵说:“您就听我一句话。”

  苏武说:“我的心早都死了,右校王一定要我归降,请等我们今日高兴完了,让我死在您的面前吧!”李陵有感于苏武的忠诚,他仰首长叹:

  “苏子卿是真正的义士!像我这样的不忠之罪,老天都是知道的。”李陵哭泣着与苏武告别。

  他无颜亲自给苏武什么,他婉转地让妻子出面,赐给苏武几十头牛羊。这几十头牛羊足够苏武和他的匈奴妻子以及一个幼儿赖以为生了。

  汉昭帝即位以后,又过了好多年,匈奴与汉和亲,苏武得以归汉。李陵亲自为苏武饯行。在酒宴上,李陵说:

  “现在您就要归汉了,您已名扬于匈奴,功显于汉朝,古今那些仁人志士,都无法与您相比!我李陵虽然怯懦,如果汉朝当初能宽容我,我伺机一定能为汉朝建立奇功伟业,这本来是我至死都不会忘记的。可是汉朝诛灭了我全家,惨不忍睹,我还有什么要顾全汉朝的?一切都已经完了,您应该知道我内心深处的想法。身处异域,生离乃是死别!”

  李陵痛苦不堪,他情不自禁地吟唱: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忍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李陵泪眼矇眬地送稀稀疏疏的苏武一行启程,他于平时极度忧伤悲痛之时写下了许多五言诗,他觉得五言诗可能更适于荒漠中孤独内心的表白,甚至还可以与汉朝流行的六言诗区别开来,而在北漠匈奴人中,无人赏识,他将这些诗稿包好,郑重地转交给苏武,希望他带回故乡。其中最著名的一组《别苏武诗》,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这首诗是他五言诗的代表作,全诗波涛汹涌,自离别到茫野,从天空到大地,又从天涯至内心,其空间之大,情感之绵长,也是人类自有抒情诗以来,颇为简洁、深远、辽阔的作品,除非处于荒漠极深处经历了生命大苍茫而极孤独和凄凉之李陵,别人谁能吟出?

    三

  李陵完整的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多,南朝梁太子昭明《文选》卷二十九载三首,《古文苑》卷四载李陵《录别诗》八首。

  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在论述李陵诗时说:“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这是最合乎情理的论述。

  在论述汉班婕妤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论述魏王粲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论述魏文帝曹丕诗时说:“其源出于李陵。”

  而班婕妤、王粲、曹丕均为五言诗代表人物。由此推论,李陵的五言诗乃汉语五言诗之滥觞,李陵乃五言诗鼻祖。

  但后世也有人怀疑李陵的五言诗到底是不是李陵所写,最有代表性的可能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前代也。”

  怀疑李陵,累及班婕妤。像类似刘勰这种轻浮而不着边际的怀疑也是我国疑古派之滥觞。刘勰那种似是而非、大而空的文学随想我不想在此评说,就他怀疑李陵、班婕妤的说法更是经不住深究。李陵暂且不说,就班婕妤而言,她原是汉成帝宫妃,后来赵飞燕宠盛,婕妤失宠,被发配至陵园里做了看守妇。

  那么,她的那些发幽怨之作应是失宠而做了看守妇后所写。既然是此时所作,成帝时的“品录”岂敢收她的宫怨诗?谁也没有如此大的胆量!由此推及,她的诗必是在成帝以后才开始风行的。成帝时不收她的诗应该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收了,那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那才是不正常的。另外,诗歌,尤其是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诗歌,需要民间流传一段时间以后,经过时间的冷却,才能被正统文坛接受,这也是诗歌或其他艺术发展史上的规律。如果不察这种细节,怎能鉴真探源?还有,对于古人一直传承有序的文献,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随便怀疑,大有标新立异、个人功利心驱使的嫌疑,五四运动后,这种风气在我国学术界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并且一种文选不录诗人的作品,就不见得要怀疑此人作品的存在,李陵、班婕妤之后这种例子亦很多见。比如北宋王安石选编《唐百家诗选》,竟然不录李白、杜甫诗,难道李白、杜甫诗就要受到怀疑?还比如南宋高宗时曾慥(字端伯)编的宋人词集《乐府雅词》,收词从欧阳修至李清照,就没有收柳永和苏轼作品,难道能说这二人没有词可收?当然他不收这二人的词自有他的道理,柳永多淫词艳语,苏轼又属虽豪放却空泛之流。他可能认为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两种极端的词,都不符合选编者遵守的“雅词”的标准。

  唐代时诗圣杜甫在《解闷十二首·其五》中言:

  李陵苏武是吾师,孟子论文更不疑。

  关于李陵,此诗有互文见义的意味。在言及李陵时,杜甫也将其与苏武、孟子并列,其中小心谨慎的掩饰不言而喻。正统文学史,几乎不提李陵,提及李陵似乎就有辱文学的神圣,就是不忠,就是背叛。言及李陵,必将其与苏武并列,以苏武来掩饰李陵。

  唐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言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

  更多的人连这种掩饰都显多余,在涉及五言诗时,干脆不再言及李陵。这是李陵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学史的悲哀!就这样,李陵被正统的历史故意淹没,不仅文学史不承认他,就连自己的遗血北魏皇族也闪烁其词,不愿承认这位做了降将的祖先,拓跋氏荣登大位不久,就以“元”字为自己的汉姓,将传言皇族为李陵之后的大臣满门抄斩。历史从此将李陵彻底淹没和遗忘。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史记》《汉书》《昭明文选》及钟嵘《诗品》及石厉作《李陵的悲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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