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以飞扬的文字追逐古人的飞扬

  按照鲍鹏山的观点,一个好人,有道德的人,常常是要生气的。因为世间多有歹恶之人,常见不平之事,你不生气、不阻止,就意味着默许,你的良知,你的道德感,就会退化;而且,感觉麻木了,你的智力也会退化。他在电视台做讲演,大声宣扬:“能生气的人,是有生气的人;能生气的民族,是有生气的民族。”

  就是读古书的时候,鲍鹏山常常也是要生气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怕说到的对象名头很大。

  譬如说到“词之祖”温庭筠,说到他那首非常有名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鲍鹏山评说作者呈现于词中的情态:“他是一个偷窥者,此刻正满足着那病态的欲念,流着一丈长的口水。”而那个被窥视的女子,则毫无生活气息,“只有一种压抑而变态了的情欲,在那里悄悄地腐蚀”。

  还有晚明小品文。鲍鹏山不喜欢袁中郎诸人一味追求自适,乐为“最天下不紧要之人”,背离了知识者对于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认为他们的文章也因此难逃轻浮与俗气,“读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做作、矫情、轻狂刻意、夸饰变态、自私自恋、自得自慰”。对公安派才子如此严厉申斥,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遇到了喜欢的人与文,鲍鹏山就会热情涌发,赞美之词,毫不吝惜。

  说孟子,爱他疾恶如仇、以天命自任,“他的人,是天地精华;他的文章,是天地奇观。”

  说庄子,爱他清洁孤傲、幻化无方,“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妩媚”。

  说李白《襄阳歌》:“这样的诗,真令我们心花怒放。这是一种彻底的享乐主义,享乐得如此心安理得,如此张扬而大放厥词,不仅自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而且对别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另有一种爱他的理由。

  《中国人的心灵》有一条文学史的脉络,但和我们习见的教材模式的文学史,面貌大为不同。它不求全,只讲主要线索和名家名作;它的写作态度,以鲍鹏山自己所说,是着重于“描述”而非“论述”,这些都是特点。但是,最重要的特点,还是我在上面说到的,这本书有鲜明的好恶,坚定的主张,热烈的情感,从而形成了飞扬不羁的文字。

  仔细想起来,我们应该明白:读一部文学作品,和读理论性、知识性的著作,态度是不一样的。文学是感性的;无论文字形式多么古老,作者注入于其中的生命活力依然存在。而写作本身,原本就是对于情感共鸣的期待。龚自珍说得很明白:“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可能十万珍珠字,买尽千秋儿女心”(《题红禅室诗尾》)。

  但写作一部文学史,却会遇到不容易解决的矛盾。因为自中国有文学史类型的著作以来,它主要是作为大学教材来使用的,因此形成了一种教科书模式。教材要求有一定精深程度,对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要相对充分,总是要考察很多资料,吸收很多研究者的想法,来做斟酌。它很难避免的弱点则是,不能尽情随意写,不能只体现作者个人的理解和趣味,还要体现至少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基本共识。再则,由于教材的实用性,知识性的内容也需要全面、系统一些。因此,文学史容易写得比较死板。

  鲍鹏山写《中国人的心灵》,从立意来说,就回避了教科书模式。他就像一个热情的导游,引导读者游览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历史风光,告诉读者他的发现与选择。

  谈论文学史上的问题要有见识。鲍鹏山的见识不在于周密的考辩,而在于简洁地指明要害。譬如关于“历史上有无屈原”的争论,鲍鹏山是这样说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屈原”,乃是一个“人文事实”。不管历史上——实际上也就是在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这个人物是谁,或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但至少从汉代贾谊、刘安开始,这“屈原”两个字就已作为一个“人文”符号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可,并为之作传。在贾谊、刘安和司马迁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种命运,一种精神,一种品性,这些东西让他们起了共鸣。而这些东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这些“抽象”出来的东西,而不是那个已经消亡的肉体。自那时起,我们民族的记忆中就有了“这个人”,并且“这个人”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施加了他的影响,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人”的文化内涵越来越丰富,他的“抽象”意义越来越丰富,而成了一个无可否认的“人文事实”。

  由于屈原被推崇为某种伟大精神的代表,许多人认为他在历史上必定具有如其指认的那样的真实性,否则的话,他所代表的那种伟大精神就不真实了。然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伟大精神”都代表了当下的价值,人们以此阐释历史,使“历史”成为“当下”的证明。阐释固然依据了历史提供的材料,但对这类材料的选择、推衍乃至注入新义,却是阐释活动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鲍鹏山以“人文事实”这一概念来解释屈原在历史中的存在,有人会觉得不够“学术”,但我却觉得这可能是最合适的肯定屈原的方式。

  从文学史的历程谈论“中国人的心灵”,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在有限的篇幅里,必然要有所取舍。而鲍鹏山关心的乃是古人的大美大善、大哀大痛、大喜大悲;他说话的声气也很豪迈,一派意气风发,根本不担心你会不相信他。

  那么,你为什么会相信他呢?因为他沉浸于古人的情感世界,与之徘徊与之飞舞,他所爱的虽然很多,但都呈现出真诚、坦然、宏丽、通达的情态。他说这些给我们听。一旦看到有谁扭捏作态、故作高深、猥猥琐琐,还要说些漂亮的话,鲍鹏山就要生气了。

  他跟我们谈论壮丽的生与死:屈原的死是伟大的,因为他表明了作者对荒谬世界的背叛,个体以死亡的形式,保持自己的“皓皓之白”,显示自己的最终没有屈服,用海明威话说,是“可以被打败,但不可能被征服”;司马迁的忍辱不死也是伟大的──因为它体现出韧性的战斗,并且给我们以乐观的启示。

  他也跟我放肆地谈论女人有多么可爱:

  美丽的柔情似水的女人们,让这世界如此华丽,他们为男人准备了如此舒适的婚床,让世界成了欢爱之所,而我们却睡在何处?睡在名利场,睡在官场,商场、科场、战场、甚至赌场,只是,正如龚自珍所发问的:温柔不住,住何乡?

  在《简明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我引述马克思关于人类自由本质的论说,强调:“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质、创造其自身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

  文学是语言构拟的空间。它不只是灵魂的避难所;它在表现意欲的生活和想象的生活时,展现着灵魂飞舞的姿态。文学之所以是美的,因为它是灵魂的飞扬,它在寻求更好的生命状态。

  《中国人的心灵》所写的,有些我不赞成。包括鲍鹏山为什么那么讨厌公安三袁,我也不是很能够理解──也许我要重新读一下他们的文集。

  但是对中国文学的根本态度,我跟鲍鹏山相通。而且,他总是比我更自信和放肆,以飞扬的文字追逐古人的飞扬,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心灵》值得读。

  (《中国人的心灵》,鲍鹏山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出版,9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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