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心游世之迹——写在《龚鹏程述学》前面

 《龚鹏程述学》 龚鹏程 著 商务印书馆

  画家都喜欢画自画像,以至于自画像在绘画中竟可以单独成为一门类。数量可观,画法也差不多,有的美些,有的怪些,提炼特征,欲成典型。故自画像虽不见得真像画家本人,能由此看出画家心理及人格特质,却是无疑的。只不过,考诸历史,我们似乎又会发现古代少见自画像,是越晚才越多的。最早一幅,据说是《听琴图》。因有蔡京题诗,故一般认为是徽宗鼓琴,蔡京童贯二佞听之,画即徽宗自作。这是合理的推测。但毕竟缺乏显证,自画像的历史能否上推至北宋也就不好说。西方自画像之兴起,更要晚到文艺复兴时期,其性质又增加了点表演性,所以会选用特殊的装束与姿势以呈现为一个“角色”。

  文学上的自画像,显然就比绘画早得多。特别是我国有抒情言志的传统,故即使论理记事之文也都有自剖心迹、树立形象之目的。如后人画的古代圣王像,就都是读《尚书》获得的印象。一如屈子行吟图都是从《离骚》中感受到的:形容枯槁、行吟泽畔。这一方面是文字兼有图绘功能,另一方面是抒情言志的表达方式使然。故扬雄说:“言,心声也;字,心画也。”中国文学的基本观念就是如此,认为文字应表达自己的心声、显露自己的形象。

  但文体众多,着重各异,其中最直接的,可能是诗。《尚书·尧典》就说:“诗言志”,后来《左传》《庄子》《荀子》也都有这些话。可见是古之共识,也是对诗的基本要求。其他文章,未必便能如此集中地言志,但也并不就少了。《论语》记载了孔子与弟子们闲坐时,孔子命诸君:“盍各言尔志。”孔子自己也常言志,如“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便是。

  大抵古人重立志,谓人生须设一目标,而随时依实践所得,正其涂向、检其得失,以申其感慨,故述志言志之文殊不罕见。《楚辞》之九思九辩、哀郢卜居,翻来覆去地自誓自叹,最为典型。司马迁对屈原极为同情,但自许则是孔子。《太史公自序》明确以孔子为目标,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他写《史记》,记人叙事,上下数千年,讲东讲西,其实都在言他这个志。

  那是他体会的孔子。汉人都说孔子“志在春秋”,故他要另写一部《春秋》出来,以继孔子之志。所以这时志就重叠了,所言既是己之志也是孔子之志。替言为心声之传统拉大了纵深,打开了新的向度。后来,这么做的人越来越多,扬雄《法言》、刘勰《文心雕龙》、王通《中说》都如此。刘勰特别写了《序志》一篇,仿太史公自序,说孔子常梦见周公,自己则梦到孔子,故写书以继述孔子之志。但也有把重叠之志拆开了写的,专讲他人之志,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劭南游河北序》《送石处士序》这类。送别时,赠人以言、勗人以志,希望他人能以此励行。

  自序也是一样,至唐中叶而变。本来是言志,但开始把自己当成客体来写,如刘禹锡《子刘子自传》、陆羽《陆文学自传》。这种自传与自述截然异趣。虽然刘知几《史通》以为《离骚》即自传之祖,其实《离骚》是自说自。刘禹锡陆羽等自传却是自说他,把自己当别人来描述,视角及叙述方式都不一样。如人视镜,镜中之我是我非我,似我而笑,非我能言,左右异反,凹凸别致,我耶非耶,是一是二。趣味正在我与他之间,心声别弹,狡狯或于生同于异之外。假面甫戴,仿史家传记之体,乃曲苑代言之篇。若溯渊源,或许陶渊明把自己化为形、影、神三人相对话便是它们的先声。当然,汉人《答客难》《答宾戏》一类文体已通过主客对谈来述志了,自传则是把这种假拟问答的形式抛开,直接以假做真,代言上场。

  以文学看,如此序志传我最具诡趣。镜子既映照着自己,又有各种折射反光,凹面凸面,形成一种迷宫镜像。真幻合一,重新塑造了与外部不同的空间和自我。可惜读者往往太傻了,认假作真,心安理得,以为他即是他所写的。他造的镜子,镜子里的他终于就渐渐替代了他。自传大兴,人人都开始涉笔了。

  我在此潮流中鼓浪前行。也序志;也心声心曲,自歌自娱;也如说他人梦;也自述述他,自赠己序,形神相吊;也要答客难酬宾戏,庄言端语,夹以谩谐。故其中有纪实者、有删略者、有隐藏者、有曲饰者、有表演者、有强化自我认同者,杂然汇于笔端。特点嘛,倒在序志的志上。序传之体,本是要述志的。是因有志可序,人因志传,故才写这些文章,以期不朽,并看看未来究竟能践行其志到什么地步。所以文章技艺固然可以炫巧,自己面对自己的志却没有造作或装扮的意义。

  那我的志是什么呢?40岁那年出版《四十自述》,以鹏程问道为副题,表明我是跟孔子之一样,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问道求学之过程都呈现于书中。述,指继承。当今文化断层之世,能总体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的人太少了。正应了一句古话叫“不绝者如缕”,是命悬一线,某些东西很容易就会失传甚或已经失传了,所以我要继承之。删,则指对传统的淘洗整理。面对未来,仅有传承仍是不够的,还需归纳提炼之,如孔子那般删诗书、正礼乐。孔子距今已数千年,遗泽已渐淡薄,正待我人出来删之述之,继承发扬以开未来千年之辉光。

  如何实践此志,又做到什么地步,具详《龚鹏程述学》一书。书凡六卷,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区分。这是中国文化之源,也是孔子所删正垂后之教,后世诸子百家乃至佛教道教西方学术,大抵亦可并入这几大系统中去叙述。叙述它们在近代的遭遇、学界对它的争议、我继承的状况和归纳提炼之所得。当然,也包括我对它未来发展的设想和实验。

  我的经历与时代之流程,乃因此如捆麻绳,双股绞成一线。说它即说我,说我也是它,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只不过,镜中之面虽可略得仿佛,镜中时世却不敢保证。一人所知所处,毕竟只是时代之一角,小小菱花,何敢妄言遍摄大千?因此我说我所叙述的只是当代学术史的一个小剪影小侧面,虽然这一面亦不可或缺。

  时代的风火轮滚动得如此之速,带着我们一路高歌猛进,进到一个又一个新领域,是我人当感谢的。但生命终究不能绑在这飞轮上不由自主地打转。野马尘埃,飘扬亦常如鹘如鹏,但它不是鹏,鹏另有飞行的路径与目标。可能是回返北溟,可能“海运则将徙于南溟”。故人既在时代又当超出时代,必须心有天游。心有天游者多半能享受孤独。我游心游世之迹,早期写为《四十自述》,现在续写《龚鹏程述学》,前者问道,后者践履,以重开礼乐文明。各有侧重,但都可算是孤独者言,自说自话。

  (作者:龚鹏程,系著名学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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