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写文章,我常把韩文、苏文奉为圭臬

《诗外文章》,王充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第一版,129.00元;《国粹》,王充闾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

  作为一个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散文作家,王充闾人生阅历丰富,足迹曾遍及华夏欧美,遍访先贤胜地。他尤以历史文化散文见长,将历史与传统引向现代,引向人性深处,以现代意识进行文化与人性的双重观照。近日,王充闾又推出了《诗外文章》。

  面对数百个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课题,王充闾借鉴东坡居士的“八面受敌”法,每立一题义,都是从多重视角研索、深思,从而拓展了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做出准确而警辟的点拨。王充闾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出发,同时经历着直觉的体悟与理性的接引,这让《诗外文章》意蕴丰厚,格调清新,文情并茂,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认为,王充闾从精读元典、洞悉上游、夯实基础入手,展现一种溯源而上、由源及流的意识与能力。他的作品贯穿和浸透了作家特有的历史意识、文化情怀、人格理想、审美趣味、价值判断,无形中完成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别一种描述与解读,凸显了作家历史和文化回望的个体风范,其文心所寄,很值得认真揣摩和仔细回味。

    中华读书报:您从六岁到十四岁读了八年私塾,少时的这种基础,带给您怎样的滋养?

  王充闾: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分析,受社会、时代的局限性影响,私塾弊端不少;但也有其值得借鉴的一面。比如,所授课业内容,基本上都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姑无论“四书五经”、《左传》《庄子》《楚辞》《史记》《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诗文经典,即便是那些童蒙读物:“三百千千”、《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也都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在蒙养教育阶段,十分注重德育,注重人格、人品与道德自觉,强调从蒙童开始就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大至立志、做人、为国尽忠、齐家行孝,小至行为礼节,连着衣、言语、行路、视听等都有具体规定,成为我国教育的独特传统。加之,通过“童子功”的强化训练,大量的国学经典和诗文典籍牢固地记在脑子里,成为日后做学问、搞创作的宝贵财富。

  中华读书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挖掘写作的资源,对您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王充闾:我对历史的沉迷,难以言表。我曾写过两首《读史》七绝:“千年史影费寻思,碧海长天任骋驰。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未下心如沸,鏖战经旬不解兵。”我常常在散步中构思历史散文,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联想,上下古今,云山万里,绵邈无穷。有人会问:这是不是太累、太苦了?不。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不觉苦累,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中华读书报:有专家认为您的散文内容丰富,与《庄子》《史记》《左传》等中国典籍有谱系关系。这些中国古代典籍是华夏文化的元话语。既可作为历史著作来读,也可作为文学著作来读。在写的时候,您心里有怎样的目标?

  王充闾:私塾八载,朝夕苦读,口诵心惟,确实与《庄子》《史记》、东坡散文结下了血肉联系,经常处于“魂萦梦绕”以至“呼之欲出”的状态。早在童年时期,我就接触了《庄子》,但真正读出它的奇文胜义,则是在中年以后。我特别欣赏它那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创造性的思维,生动逼真的描绘,绚丽多姿的辞采。至于我喜欢苏东坡,是因为苏东坡无论是才情、气质,都使我为之倾倒,尤其喜欢他的散文。古人作文讲究气势,有“韩(愈)潮苏(轼)海”之喻,我写文章常把韩文、苏文奉为圭臬。

    中华读书报:《国粹:人文传承书》让读者有机会集中领略了您关于“国粹”的哲理思考和文学表达。

  王充闾:“国粹”在我心中是具象的,我必须“立象以尽意”,运用文学笔法,钩沉蕴含国粹文化的诸般命题,以事为经,以情为纬,独辟蹊径地写出中国传统的人文情怀、文化观念、价值选择、心灵空间,统摄诸多国粹文化范畴的精神脉络;通过一篇篇美文,纵谈那些华夏文明、传统文化的元话语,生动形象地讲述中国所特有的“科举”“和亲”“隐士”“诗词”等等文化根脉与生命符号。

    中华读书报:中国古典诗词的衍生著作不胜枚举,读《诗外文章》仍有新的感受,又能与当下结合,语言清新,字字入心。创作《诗外文章》,您认为怎样才能写出新意?

  王充闾:《诗外文章》是以全新面貌出现的:一是,选诗范围,远溯先秦,近及近代,不再限于绝句,也选了一些五律七律,兼及古风、乐府,计有二百七十多位诗人、近五百首哲理诗或带有哲思理趣的诗歌;二是,形式创新,内蕴扩展,对应每首诗歌都写了一篇阐发性的散文,长的几千字,短的八九百字;似诗话不是诗话,无以名之,说是“诗外文章”,意在“借树开花”——依托哲理诗的古树,绽放审美益智的新花,创辟一方崭新的天地。

  发挥诗文同体的优势,散文从诗歌那里领受到智慧之光,较之一般文化随笔,在知识性判断之上,平添了哲思理趣,渗透进人生感悟,蕴含着警策的醒世恒言;而历代诗人的寓意于象,化哲思为引发兴会的形象符号,则表现为一种恰到好处的点拨,从而唤起诗性的精神觉醒;至于形象、意象、联想与比兴、移情、藻饰、用典的应用,则有助于创造特殊的审美意境,拓展情趣盎然的艺术空间。

  中华读书报:我认为这部作品存在两方面的难度:一是突破前人对古诗的理解,融入自己的思考;二是突破自己已有的见解和水准。也许我理解的还很浅显,您能否谈谈具体情况?对于诗词的解读,有没有颠覆我们以往认识的观点?

  王充闾:解读、阐释这些哲理诗,是建立在时贤往哲的研究成果之上的,由于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之上”观察、瞭望,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认知,新的发现。“颠覆以往认识的观点”不敢说,但是,按照冯友兰先生提出的学术上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方式,在“接着讲”的过程中,我还是努力争取通过新的探索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在坚持标准的前提下,尽力发掘固有的精神资源,扩展哲理诗遴选范围,拓宽读者视野。有些哲理诗选本,侧重于这类作品比较集中的宋代与清代,首先着眼于“富矿”,这无疑是对的。我在这样做的同时,特别关注了先秦、六朝与金元明三代。就作者看,文学史上重要诗人这方面的重点诗作,自是列为首选;同时,也收录了许多普通诗人的作品,一些见诸前人笔记、纪事类著作以及方志的哲理诗,作者知名度不高,但特色独具,亦予录入,展现一些新的面孔。二是阐释、解读中,开阔新的思路,说前人所未说。三是对于已有的定论做延伸性的补充。比如,关于“唐诗主情,宋诗主理”,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成为通识。我在“接着讲”中,对于前者,以大量实际事例说明,唐人不仅长于抒情,在说理方面也是各擅胜场,迭出新见。四是从选诗到解读,都紧贴现实,关注当下,运用现代思想理念,探索人生智慧、生命体验、心灵撞击、人性叩问和人间万象、世事沧桑等诸多深层次课题。五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阐释古代诗人具有深刻认知、独到见解的命题。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自己对诗词的解读,有怎样的独特之处?

  王充闾:概括起来是处理好四个关系:首先是合理处置诗作原生义与转生义、衍生义的关系。前提是着力发掘、把握原诗作者的意旨,结合其身世际遇、心路历程,了解诗的本事,切合当时语境。——准确把握原生义,是至关紧要的。其次,解读、阐释中,同时兼顾调动学术功力与借助人生阅历、生命体验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其三,处置好诗内与诗外、诗性与哲思、作者心灵与读者心灵的多重关系。《诗外文章》的撰写,与写作一般散文不同,由于是诗文合璧的“连体婴儿”,要同诗歌打交道,就须把握其富于暗示、言近旨远、意在言外的特点,既要领会诗中已经说的,还要研索诗中没有说的,既入乎诗内,又出乎诗外。须会通古今,连接心物,着意于哲学底蕴与诗性旨趣,需要以自己的心灵同时撞击古代诗人和今日读者的心灵,在感知、兴会、体悟、自得方面下功夫,这才有望进入渊然而深的灵境。其四,同是一首诗,时贤往哲解读时,所见略同者固多,而由于“诗无达诂”,后人阐释“各以其情而自得”,歧见纷呈也属常态。面对这种情况,就需处置好取舍、扬弃的关系。我的原则是“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抱着博采众长、虔诚求教、精心鉴别、慎重对待的态度,接受智慧的灵光,分享思想的洞见。如果双方说得都有道理,那就兼收并蓄,一并征引,为读者提供辨别、思考的空间。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学习写作和理解诗歌最重要的是把握什么?

  王充闾:说到作诗所要把握的要领,古今诗人各有体悟,几句话难以概括。依据切身体悟,我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诗词需要背诵。古人学写诗词,手头并没有诗词格律的书,靠的就是背诵前人作品,把握押韵、平仄、对仗的技巧。我所走的也是这个路子——先是通过背诵掌握韵律,感悟诗的音韵美,感悟字的凝练,句的整齐,节的匀称;然后是研习句法、词汇,掌握遣词造句、比兴转义、借用化用的技巧。(本报记者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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