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臣对立论辩(二十四)

答司马谏议书(1) 王安石

  某启(2):

  昨日蒙教(3),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4),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5)多异故也。虽欲强聒(6),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7),不复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8),于反复不宜卤莽(9),故今具道(10)所以,冀(11)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12)所争,尤在名实(13),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14)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15),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16),以授之于有司(17),不为侵官;举(18)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19),难壬人(20),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21)。

  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22)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23)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24),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25)?盘庚之迁(26),胥怨者民也(27),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28),度义(29)而后动,是(30)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31)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32),守前所为(33)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34)。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35)。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作者介绍】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现为抚州东乡县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文。

  【注释】

(1)司马谏议: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当时任右谏议大夫(负责向皇帝提意见的官)。他是北宋著名史学家,编撰有《资治通鉴》。神宗用王安石行新法,他竭力反对。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主国政。次年为相.废除新法。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2)某:自称。启:写信说明事情。

(3)蒙教:承蒙指教。这里指接到来信。

(4)窃:私.私自。这里用作谦词。君实:司马光的字。古人写信称对方的字以示尊敬。游处:同游共处,即同事交往的意思。

(5)操:持,使用。术:方法,主张。

(6)强聒(guō):硬在耳边哕嗦,强作解说。聒:语声嘈杂。

(7)略:简略。上报:给您写。回信:指王安石接到司马光第一封来信后的简答。

(8)重(chóng)念:再三想想。视遇厚:看重的意思,视遇:看待。

(9)反覆:指书信往来。卤莽:简慢无礼。

(10)具道:详细说明。所以:原委。

(11)冀(jì):希望。

(12)儒者:这里泛指一般封建士大夫。

(13)名实:名义和实际。

(14)怨谤(bàng):怨恨,指责。

(15)人主:皇帝。这里指宋神宗赵顼。

(16)议法度:讨论、审定国家的法令制度。修:修订。

(17)有司:负有专责的官员。

(18)举:推行。

(19)辟邪说:驳斥错误的言论。辟,驳斥,排除。

(20)难(nàn):责难。壬(rén)人:佞人,指巧辩谄媚之人。

(21)固:本来。前:预先。

(22)恤(xù):关心。同俗自媚于众:指附和世俗的见解,向众人献媚讨好。

(23)上:皇上。这里指宋神宗赵顼。乃:却。

(24)抗:抵制,斗争。之:代词,指上文所说的“士大夫”。

(25)汹汹然:吵闹、叫嚷的样子。

(26)盘庚:商朝中期的一个君主。商朝原来建都在黄河以北的奄(今山东曲阜),常有水灾。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和自然灾害,盘庚即位后,决定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这一决定曾遭到全国上下的怨恨反对。后来,盘庚发表文告说服了他们,完成了迁都计划。事见《尚书·盘庚》。

(27)胥(xū)怨:全都抱怨。胥:皆。

(28)改其度:改变他原来的计划。

(29)度(duó)义:考虑是否合理。度:考虑,这里用作动词。

(30)是:这里用作动词,意谓认为做得对。

(31)膏泽:施加恩惠.这里用作动词。

(32)一切不事事:什么事都不做。事事,做事。前一“事”字是动词,后一“事”字是名词。

(33)守前所为:墨守前人的作法。

(34)所敢知:愿意领教的。知,领教。

(35)不任(rén)区区向往之至:意谓私心不胜仰慕。这是旧时写信的客套语。不任,不胜,受不住,形容情意的深重。区区,小,这里指自己,自谦词。向往,仰慕。

  【翻译】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时任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差知审官院的司马光,成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主将。二月初,司马光借着为神宗赵项拟草《赐参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之机,以“士夫沸腾,黎民骚动”l[](卷56)等刻薄文句激怒王安石,想让时任参知政事、提举制置三司条例司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真正撂挑子不干,在王安石“抗章自辩”以后,赵顶有所醒悟,自拟手诏,表示“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联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侧(《宋纪》卷67),以万乘之尊向王安石表示歉意,王安石复出,推行变法更加坚定。二月二一十日司马光又上《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激烈抨击新法,神宗不纳。二月二一t一七日,司马光给一王安石本人写了一封30仪)多字的长信,以朋友身份劝王安石改弦易辙,放弃变法,这便是有名的《与王介甫书》。《与王介甫书》,是司马光反对变法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保守思想的集中展现。但这封信弓}古证今,条分缕析,层层推进,步步进逼,内容严峻而一言词温婉,非兼有史识、文才和政治家的含忍者难以写出信的第一段不长。司马光录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的教诲为引子,回忆自己和王安石交往“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接着自谦不敢以“多闻”自居,但“直”和“谅”两个字是够得上的。应该说,司马光这封信的开头是经历过精心思考的。文字不长,入题很快。从“友”字切入用“立”字为下文放开议论作了铺垫,用“谅”字则可望钳制对方之口。

  考诸史实,司马光和王安石曾多次共事: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两人同在群牧司任群牧判官,主管马政,同为群牧使包拯的部属;嘉裕四(1059)至五年,_五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司马光为度支员外郎判勾院,一二人同官,少卜兼任馆职:五之有改集贤院,司马光直秘阁;豁裕六年至七年,王安石任知制浩同管勾三班院,司马光任知制浩接着知谏院。由于嘉裕年间王、马共事时间较长,生活.卜互相关心,学问卜互相切磋,又无政见争执,因而感情甚笃,加卜韩维、吕公著,被人们称为“嘉祐四友”。这段友谊,构筑了司马光写《与王介甫书》高度自信。

  第二段,司马光对王安石有扬有抑,先扬后抑。对变法以前的于毛安石,司马光极力褒扬:“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己,起则太平一可一立致,生民咸被其泽”;而对变法中的王安石,司马光则借他人之议论而极力贬低和全盘否定:“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一日;卜至间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司马光设置了一个悬念:人人骂介甫,你_[安石知道么?骂些什么,你知道么?为什么骂你,你知道么?没有人会告诉你:“门卜之,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非门之士,则“坐而待之,不过几三年,彼将自败”。只有我司马光例外,敢讲真话,尽朋友之义:“如光则不然,泰备交游之末,不敢敬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

  第三段,开始进入正题。司马光也许为刚才所写的两段文字所感动,竟然以王安石的保护者和辩护士自居:“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低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看到这里,想起王安石主持变法,一司马光事事反对,如今却充知音,真有滑稽之感。然而,司马光的辩护毕竟是假,指责和攻击才是真:之常淡,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斌敛,已道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淡,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这段话,可视为司马光这封信的中心内容。司马光给卜安石安了两顶帽子,一曰“用心太过”,一日“自信太厚”。用心太过必然多事,自信太呀必然扣谏;设条例司夺二三司之权,聚能文懂则之人以讲利。

  以大段大段的话,都是围绕这个调子来展开、围绕这个主题来论证的。司马光先指责条例司设众不当,用人不当,所为更不当。“各斗智巧,以变更相宗旧法”,结果是得不偿失:“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结果是损人利己。接着,又指责不该派“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苗钱,又欲使百姓出助役钱,又大行农田水利、“所遣者从皆选抒才俊,然其中亦有轻挑狂躁之人”,欺压州县,骚扰百姓。“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故谤议沸腾,怨咙盈路。”司马光将设立条例司、派遣常平使者推行新法,斥为“侵官”、“乱政”、“鄙事”,都是由于王安石“用心太过”造成的第四个段落,司一马光主要是指斥工安石拒谏,听不进不同意见)司马光写道,“介甫虽大贤”,但总比不上周公、孔子:〕可是工安石“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大卜莫能及。人之议论一与我合则善之,我不合则恶之。”司马光为了论证“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旁征博引,举史了许多例子,如郑之子产,赵之赵简子,汉之萧何,蜀之诸葛亮,吴之吕岱等。并将这些人和工安石进行比较,认为王安石侮当议事于君王面前,或与朋友争辩于私室,都是理直气壮,真有不怕刀斧砍头、不畏油锅烹煮的气概。可是在宾客属来渴见论事时,王安石则一心希望他人迎合自己,对那些顺从己意光讲好话的人,亲热而有礼;对那些见解稍有不同者,或者讲新法不便的人,石则勃然大怒,“或垢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安石拒谏如此,不知恕道,都是由于“自信太厚”造成的。自占以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责人易,责己难。司马光将工安石说得如此不堪,如此偏激、狭隘、狂躁、浅薄,不辨贤愚、不识忠奸、不知好歹、不懂恕道,岂知过犹不及,正反映了司马光自身的“自信太厚”和“用心太过”,严于责人而宽于恕己。到元裕他为相废止新法时,其偏激、狭隘,固执己见,不听人言,却比仁安石厉害得多。他不问青红皂白,全面罢废新法,不仅听不进变法派的意见,将蔡确、章惊、韩镇等人一个个贬黔出朝;而且连自己同一个营卒中的不同意见也概不听,如苏辙、工规、范纯仁、范百禄、李常、苏轼等人都反对废除免役法,尤以苏轼反对最为激切。因为苏轼在任地方官的经历中,逐步认识到新法对百姓确有好处,“民甚便之”,“吾济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州(滕达外)。可是司马光一意孤行,谁的话也不听,气得苏轼斥他为“司马牛”,“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厉害,参用所长。”图(《辩识馆职策问札子》)

  第五个段落,是指斥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司马光说王安石无书不读,特别喜欢孟子和老子之言,孟子说,“仁义而己矣,保必曰利。”王安石为政之后,行均输法夺商贾之利,散青苗钱取百姓之息,“使人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完全违背了孟子之志。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我民自富”,可_E安石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卜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一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完全违背了老子之道。此段话若反过来看,正可见当年熙宁变法之波澜壮阔和王安石承受的巨大压力及其为变法事业夜以继日之辛劳。

  第六个段落,司马光将笔锋一收,回到自己与王安石的争论来。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代皇帝草拟的“批答”而辩护,指责王安石不仅不改过,反而变木加厉,“必欲力战天「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行文至此,司马光觉得已将王安石逼至墙角,踩在地下,批得体无完肤,王安石与天下人为敌,还有什么好下场呢?便以居高临下之势,给王安石指了一条“出路”: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一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在信的最后一段,司马光以老朋友的身份,谆谆告诫王安石要警惕身边小人:“彼馅谈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且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这些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吕惠卿,也许还包括曾布、吕嘉问、沈括等人,只是没有点名而已。司马光痛斥“馅澳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有些人读《与王介甫书》至此,想到吕惠卿日后曾背叛王安石,认为司马光有先见之明。其实,吕惠卿对王安石的“背叛”,应该用发展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和评判。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直至第一次辞相,即从熙宁二(1069)到熙宁七年(1074),吕惠卿一直是王安石变法的主将,是王安石最得力、最倚重的助手。事实_卜,吕惠卿也并未辜负王安石的信任,他对变法事业充满热情,执笔一草拟了均输、青苗、免役等新法,在朝堂上面对面驳斥司马光反对变法的一言论,又起草驳斥韩琦诬蔑《青苗法》的文告,因而成为反变法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咒骂吕惠卿一点也不奇怪。而王安石辞相后,推荐吕惠卿担任参知政事,同样决非偶然。而吕惠卿也的确和宰相韩绛一道尽心竭力推行新法,被人们誉为“传法沙门”和“护法善神护,。至于吕惠卿掌权以后,私欲膨胀,暗结朋党,排挤王安石,这说明了吕惠卿被权力所腐蚀而发生了变化,决不能证明司马光攻击吕惠卿是正确的。何况,王安石对吕惠卿这种行为,表示了宽容和谅解,他在晚年回复吕惠卿的信中说“某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川叹卷六,《答吕吉甫书》)使吕惠卿十分感动。宋徽宗绍圣二年(1095),吕惠卿镇守延安,坚决抵御西夏侵扰,绍圣四年大败夏军,足见吕惠卿并非小人,而是一个虽有缺点但却文武全才的爱国人士。王安石并没有看错人,而司马光也绝没有先见之明。信末,司马光用一串颇为悲壮的反激语,结束了这封长信: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垢管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俊命而己。不宣光.惶恐再拜。

  司马光信中提到的“国武子”,又名国佐,是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他因为忠一言进谏、揭露齐国宫廷的淫乱而被齐灵公杀死。司马光引用这个典故,而且加了一句“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分明给收信人出了一道选择题:听我司马光的话,不失为善人;不听,那就是坏人、小人。
王安石收到司马光的信后,没有马_L回信。司马光接着又写了两封信给王安石。王安石才写了《答司马谏议书》网(卷8),针对司马光的第一封信即《与王介甫书》作了回答。
王安石这封复信本来就很短,但“开场白”却占了四分之一。无情未必真豪杰。这段开场白,反映了王安石对司马光友情的看重和眷恋。王安石解释自己只回短信,“不复-一自辩”,是因为说得再多,老朋友也未必肯听;解释回信略晚,是因为对老朋友书信的往返非常慎重,有所思考,而不肯卤莽从事。往下,便是对司马光信中所提五项“罪状”即“生事”、“侵官”、“拒谏”、“征利”、“天下怨谤”的驳斥或曰曰辩白:
王安石此一短柬,成为千古名篇,决非偶然。清吴汝纶评说王安石作此书“固由兀傲性成,亦事足气盛,故劲悍廉厉,无枝叶如此。”叫可谓十分精、”、语中的。俗话说,理直气壮。王安石变法,受人主之命,为天下计,并无任何个人目的、不为己欲,不为私谋,又怎能不理直气壮呢?王安石以精短的文字,峭拔的文风,犀利的言词,严密的逻辑,雄健的说理,从辩“名”、“实”入手,游刃有余地驳斥了司马光以“友谊”的幌子强加于自己的五条罪状,可谓针锋相对,言简意赅,以数百字应对数千言,不落简陋反占上风,字里行间充溢着改革家的激情,令人读后心悦诚服,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

  【评析】

  熙宁二年(1069)二月,时为宰相的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推行新法,立即遭到范镇、范纯仁、欧阳修、苏轼等一大批元老重臣的反对。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在变法前,他们还是互相推许的,司马光对王安石曾寄托很大的愿望,王氏被任命为参政后,一日在朝堂上,司马光与吕诲相遇,吕诲告诉欲弹劾王安石,司马光惊诧地问:“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但后来新法在推行中涌现了的偏差,造成了不良成果,士大夫群起反对,而王安石执意不改,如司马光所言“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败,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这时,司马光自觉应挺身而出,秉义相劝,于是引儒学经典,辅助王氏寻找思维意识上的原因,在于“尽弃其所学”,背离政道宗旨,“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并提醒在这种局面下,新法想获得理想的功效是不可能的。

  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这是第一封,也是最长、对新法攻击和对王安石的拒谏责难最为全面的一封信。信中责备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旧法”,尤其是“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推行“青苗法”“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尤其是听不得不同意见:“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答司马谏议书》则是王安石对此信的回复。由于回复过谏,对司马光提出的新法五大弊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没有一一作出解释和回答。于是司马光又连续写出第二封和第三封信,针对新法中他认为危害最大的“青苗法”和“条例司”进一步举例指责。但王安石没有再回答,这是《临川先生文集》中仅见的一封回复。

  全文立论的论点是针对司马光认为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的指责,指出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从而说明变法是正确的。司马光的攻击名实不符,全是谬论。文章逐条驳斥司马光的谬论,揭露出他们保守、腐朽的本质,表示出作者坚持改革,绝不为流言俗语所动的决心。

  关于这两篇文章的分析文字,已多见于两位的作品选和赏析文字,这里只想着重谈谈以下四点:

  第一,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人的人品皆高尚贞刚,都是在为国为民而论争,都是以国事为己任。

  过去出于政治功利或某种需要,有的人将司马光划为大官僚大地主等豪强贵族的代表,将他的《与王介甫书》说成是对新法的无故非难;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是“针对司马光强加于新法的种种罪名,观点鲜亮、要言不烦、名正言顺地加以驳斥,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坦荡襟怀和高度自信”。其实司马光此信绝非谋少数人的私利,此公人品更如光风霁月,绝非王安石在信中所云的那种“壬人”,他对新法的批评也并非都是“邪说”。他们都是在为国而谋,只是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而已;《与王介甫书》与《答司马谏议书》都是椐实而发、言之成理。这一点,宋人早有结论:《邵氏闻见录》载:“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

  史载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为官清贫自守。常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妻子去世后,清贫的司马光无以为葬,只好把仅有的三顷薄田典当出去,置棺理丧。北宋士大夫生活富裕,有纳妾蓄妓的风尚。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是当时极为罕见的不纳妾、不储妓官员。晚年年老体弱,其友刘贤良拟用50万钱买一婢女供其使唤,司马光婉言拒之,他说:“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就是在对待熙宁变法,态度亦是如此:当时,神宗对司马光也很赏识,曾打算任命其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恳求罢停新法,神宗没有许可,司马光也坚定不履高职,不愿与变法派苟且虚与共事,这种政治品性与王安石是相近的。后来,变法益深,见自己的意见不被器重,要求退出政坛,在洛阳半仕半隐十五年,潜心编著《资治通鉴》。不接待宾客,不言朝政,不高背后小动作。对待王安石也是如此,连写三封信,指出熙宁新法之弊,公然请求撤销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语言诚恳之至,变本加厉,堪称言至义尽。同时指出作为一个宰相人格上的最大缺失,推心置腹,正直敢言。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皇太后高氏掌权,开始了历史上所称的“元祐更化”,下诏起用时在陈州司马光。在陈州到汴京路上,他走到哪里,老百姓就跟到哪里,集体围观,以至于汴京的街道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马不能行。有人喊道:“相公不要再回洛阳,在天下前作宰相,百姓才有活路。”当司马光谒见宰相时,百姓们居然抢占了宰相官邸对面的屋顶,骑在屋脊上,也有的爬到树上,等候司马光的出现。皇城里的卫士们见到司马光,都把手放在额前,悄悄地说:“此司马相公也。”要知道,此时的司马光已在洛阳无声无息半隐居的十五年。由此可知,当时的人心思变,更可知其人格魅力。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宗将他葬於高陵。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历代的知名人物,对司马光也是赞颂有加:同朝大臣文彦博称赞说:“君实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须求之古人”;吕公著说:“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苏轼:“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康熙帝:“司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无几微之可议。不祗冠有宋诸臣,求之历代亦不可多得”

  至于王安石,虽有褒贬两个极端,但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清贫、正直有操守则是共同的。连他的政敌司马光也为他辩护:“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清代学者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梁启超则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第二,司马光与王安石各有自己的不足,但来信和复信中对方的指责,并非是政敌之间的互相攻讦,更不是革新与保守、前进与倒退之别,反倒是皆切中肯綮。 

  司马光在信中指责王安石偏执、拒谏、倔强,有违儒家的宽恕之道:“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则艴然如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这确实是王安石人格上的缺陷,作为一个应该肚内能撑船更是不能允许的。王安石的个性以当时人的评论,是“狠愎”、“强忮”,而且不通人情。王安石不喜润饰,致使衣服脏了不换洗,也不常洗脸,良多人视之为贤,也有人认为这是不近人情,是奸恶的表示。王安石年轻时曾为韩琦的僚属,因勤于读书,常至深夜,次日上班往往不迭盥洗,韩琦以为夜饮放荡,就苦口婆心地劝其趁年青多读书,好好掌握自己,王安石一言不发,分开后埋怨韩琦不了解他,从此始终心存疙瘩。后来韩琦了解其贤名,欲予以选拔,王安石坚辞不就。因此,当神宗就王安石拜相征求大臣意见时,韩琦就认为王安石不适合,但适合做翰林学士据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记载:司马光曾与王安石同为包拯的下属。一日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花,举杯相劝。司马光不喜喝酒,也很迂腐,但强迫自己应酬。但王安石则始终不饮,没有给同样刚直的包公面子。这件事让司马光感到王安石的过于倔强。这种性格注定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环境中,不合适担负宰相这样的职位。

  王安石的这种性格缺陷,尤其是在尽改旧制,推行新法的大风大浪中担任导航员,更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改革是需要动摇的政治立场,但不须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和韩琦由于上述的过节,变法时又因政见不合,王安石在日记中屡次毁谤韩琦王安石的交恶之快是时人所不能容忍的,如欧阳修、韩琦、富弼都是他的师长辈,对他也多有赏拔之恩,是当时士林的旗帜。但变法伊始就被王安石统统斥为奸人,激起了士大夫们的广泛不满。改革一开始就陷于窘迫之中,一些元老重臣或谏争,或逆命,如韩琦就谢绝推行青苗法,并上奏沥陈新法之弊。司马光在信中所举的两个例子亦是证明。一例是:“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据史所载:在反对派的宏大压力下,神宗开始摇动,表彰带头抗议新法的韩琦是真正的忠臣。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伺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依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于是第二天王安石就称病在家,继而辞职。此时神宗确实想就此罢休,并已“谕执政罢青苗法”,但他又心有不甘,想有所作为,于是又挽留王氏。代拟圣旨的司马光无比不满王安石的任气与自蔽,在诏旨中以神宗的口吻严格责备王氏不应不负义务,而以辞职了事。王安石即时上章抗辩,神宗随即下手诏报歉,又令吕惠卿谕旨,王氏才复职视事。司马光认为这种以退为进的威胁手腕是“方于事上”,“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并非无端指责。另一例是对革新派另一位领军人物吕惠卿的看法:吕惠卿是熙宁变法中的二号人物,也是王安石在变法中的一个重要帮手,为推动改革出了不少主意。王安石对吕也十分倚重:凡事不分大小王安石必定和他商议,凡是王安石所上涉及变法的奏章都出自吕惠卿的手笔。吕和王情同师徒,当时之人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王安石向宋神宗推荐吕惠卿:“吕惠卿的贤能,岂止在当今之人中出类拔萃,即使是前世大儒也不是能轻易比得过的。学习先王的道理而能用于今世的,只有吕惠卿一人而已”。吕惠卿因而被任命为检祥文字。司马光在信中批评王安石:“喜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又曾告诉王安石:“吕惠卿是掐媚阿谀之人,对您现在而言确实有顺从合意之感,一旦您失势,必定将出卖您以换取利益。”事实不幸被司马光言中:熙宁七年四月(1074)王安石在天灾、两宫皇太后和重臣们的夹攻下第一次被罢相。王安石便推荐革新集团中的二号人物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熙宁八年(1075)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从此远离政治中心。后半生一直在朝外辗转,历任翰林学士、知军器监、参知政事、知太原府等职。这对变法的打击自然很大。

  司马光为人方正,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有些迂腐。同时代的理学家吕公著说:“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这虽是为司马光辩护,但也承认司马光有些迂腐。这样,他的政治取向就是趋于保守,不敢否定乃至怀疑先王之道,看不清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前进,必须除旧布新。一味幻想在祖宗旧法的基础上控制好用人和养民两个基础因素,反对全盘更新,“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另外他批评王安石偏听偏信,不能识别小人,结果反受其害:“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其实,君子和小人有时确实很难分辨。况且,一个人往往有两个侧面,即使是小人,也并非只会拍马逢迎,有的也有治国理政之才。南宋的秦桧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本人就是状元出身,并非不学无术。北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还是为著名的书法家,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熙宁变法中的吕惠卿也是一例,他作为王安石的最主要助手,很多新法条例都是他帮助谋划和执行的。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他身为参知政事仍在坚持改革,同司马光等斗下去。时人开初对他的评价也不差,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渊。况且,人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后来变坏不代表开初就坏,吕惠卿也是这样的例子。

  其实,司马光也在重复王安石的错误。例如对待蔡京。蔡京倒是典型的“壬人”、变色龙。熙宁年间,他跟随变法派,元祐更化初又投奔司马光,带头废除新法。他任开封知府,依限在五日,首先废募役为差役。司马光称颂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但绍圣初,他又摇身一变为变法派,当宰相章惇打算从新推行“募役法”受到异议时,蔡京维护道:“取熙宁成法实行之尔,何以讲为?”也这是这个被司马光称赞过的蔡京,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担任宰相时,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下令销毁包括司马光著作在内的“元祐党人”学术著作,并刻“元祐党人”碑竖于端礼门外,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蔡京又手书一份,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司马光也同王安石一样“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深受其害。

  另外,司马光在信中要王安石氏多听听大多数人的意见,他自己同样没有做到。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苏轼就持不同意见,认为新法中也有可取之处,募役法不宜废。章惇为人虽恶劣,但反对骤废募役法却是对的,他认为当初改差役为募役太过急切,产生了许多后遗症,现今再作更张,应研讨透辟,而五日内尽废募役,必定留下后患。但司马光一意孤行,决心全面废除新法,连上《请革弊札子》,《请更新新法札子》两道札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他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了保甲法,接着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弄得苏轼不愿再与之合作,要求放外任,到苏杭去当太守。司马光在重病之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看来司马光也犯了其批评王安石的“用心太过”的弊病。

  第三,两篇文章也都是古典散文精华,论说文的典范

  司马光的这封信长达四千字,但言之有物,并不显得繁冗拖拉。行文档次赫然:开始绪以友人之义,继而提出问题,复之以分析问题,指出王安石患在“用心太过”与“自信太厚”,并分辨予以论述,紧接着从实践高度申明圣人之义与为政之道,指出新法违离正道,实践上无可行性,再论及近事,指出王氏失德之处。行文快要停止时,经由前文充足的铺垫,正面点出作者的建议与要求,最后又照顾开首的正人“和而不同”之义。因此,全文虽然很长,但凤首豹尾,浑然一体,并无涣乱失度之处。在措辞谋意上,本文也有独到之处。总体上看,全文迂徊往复,用意委婉,这样的利益在于能较好地表白真挚恳切之情,有较强的劝谕说服后果,这也是针对王安石难于听谏的个性而采用的方法。全文虽有再三冤屈申论之实,但并无低气乞求之嫌,委婉中有刚意,如论“自信太厚”时,尽言人“孰能无过”,并未直言王氏有过,但言之已在意中,其意在于鞭挞王氏不能自发有过,故论之“自信太厚”。作者在文中持低调态势,但低调中激荡着正义正气,有抑而复扬之势,因此文章存在很强的内力,虽然大多数批驳之语较为圆转,但批评之意异常严厉,所以王安石读后所感句句公理,无从逐一详细作出反驳,因此没有立刻作出答复。本文的另一个特色是大批不见经传,不仅显示了作者丰富的学识,而且大大加强了压服力。

  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更是一篇经典散文,为历代选家所称赞、所看中,包括今日的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语文》。这篇短信笔力精锐,文字经济而富有说服力,语气委婉而严正,既不伤害私人的友谊,也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作者的修辞和逻辑推理是根据对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运用了反驳、引导、对比、证明、启发、类推等方法,由近及远、由远及近、层层逼进进行的,它是驳念性政论文的典范之作。

  其文的反驳的方法比较奇妙,也反应了王安石一贯的劲峭简练的文风及坚执不屈的为人特征。其一,先确立一个对方无奈否定的立论原则,即“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则天下之理得矣。”然后以此为根据,针对司马光的观点,作一一反驳。其二,作者以高度概括的语言,把对方的观点演绎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这短短的十五个字从五个方面,紧紧扣住对方的论点。其三,驳斥中不是一一列举事实,细加辨驳,免得纠缠,而是捉住内核,片言只语摆明自己的观点。在方法上采取先破后立,先反驳对方开列的四条罪状,使其论断“以致天下怨谤也”无从立论,然后再辨明“天下怨谤”的真正原因,在辨明之中摆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其四,驳斥中虽唇枪舌剑,坚决武断,但文中用语却相称谦和,刚柔有节,显藏有度。如文首用语委婉,旁边两段驳论则绝不让步,自信自是。最后则承前文气脉,刚柔相杂,有退有进,如“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这一句有两层意义,表面上退守,实际上在进攻,既然作者认为自己的政纲是正确可行的,那么反对者就是错的。为什么其认为正确的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呢?作者显然认为这是反对派的壬人邪说极力阻挠所导致的,因此这句话表面似在自责,实际上还是在责人。二,表明自己并非拒绝一切批评,但有条件,即对方站在自己的政治立场上,肯定变法改革,然落后行批评。“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这一句柔韧之极,更为厉害,实质上是在抨击反对派的因循苟且、起早贪黑,不以国家强盛为已任,而同俗同流,自媚于世。表明若对方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则一切免谈,自己决不苟同。

  第四,这场论辩在两人身后都兴起波澜,影响深远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六十七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哲宗年幼,由祖母皇太后当政。当年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司马光更作为反对派领袖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主持朝政立即全面废除新法。当他在病中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在他正式拜相后,又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但在哲宗亲政后,又要搞第二轮改革,将年号改为绍圣,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光及其熙宁变法反对派的命运又一下子倒转过来: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绍圣四年(1097),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到了徽宗朝,面对北宋风雨飘摇的局面,赵佶君臣又企图以改革来挽救危亡,将年号改为“崇宁”(尊崇熙宁),早已去世的司马光等人再次受到打压:崇宁二年(1103),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下令销毁包括司马光著作在内的“元祐党人”学术著作,并刻“元祐党人”碑竖于端礼门外,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元佑党人”。但到大观年间,徽宗面临内外压力,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宗建炎年间,又将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廷。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宋度宗下旨以司马光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一生毁誉如大海潮水起起伏伏、涨涨落落。王安石也是如此:由于力主改革,于熙宁二年(1069)被神宗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熙宁七年(1074)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一年后,仍想变法图强的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但此时的王安石已得不到广泛支持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主政,新法皆废,王安石闻讯,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哲宗亲政后,于绍圣元年(1094年),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但到高宗靖康元年(1126),又来个倒转,王安石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为从祀于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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