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围棋故事多——读《当代北京围棋史话》

《当代北京围棋史话》,罗京生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这底蕴与内涵,主要的不是那些不动产,而是那些所谓非物质文化,叫遗产也行,叫文化活动也行。而围棋,是其中之一。

  据载,围棋在北京流行,始于明代。开国皇帝喜欢围棋,以后的皇帝里,也很有几位爱好围棋的。到了清代,围棋一度兴盛,国手云集北京,徐星友、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都曾在北京争得荣耀。棋迷们聊起中国围棋,常说一句话,叫国运兴则棋运兴。晚清以降,国运衰微,棋运可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围棋才迎来新生。但后来又遭逢十年浩劫,元气大伤。改革开放以后,国运日盛,围棋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十一连胜,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人心向上,国力快速上升的最形象的写照。

  北京围棋故事多。解放后,尽管有一段时间,上海的围棋水平高于北京——因为上海有一个棋迷市长陈毅。但北京毕竟是首都,体育总局在北京,中国围棋国家队在北京,所以,北京的围棋故事,多少也就有了中国围棋故事的内容在里面。这里有三个要素,一是北京,这是一个空间,我们讲的,都是以这个空间为主,为中心的;二,活动的内容是围棋,而不是踢足球或者造飞机;三是最重要的,下棋的人,还有与下棋有关的人。这些北京的围棋故事,主角是这些人,这些有名无名的棋士。

  民国时期,执政段祺瑞对北京围棋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新中国围棋的倡导者陈毅元帅对段祺瑞有一个评价,他说,段祺瑞为人不足取,但有一点可取,就是爱下围棋和提倡围棋——这个评论是公允的。吴清源在北京少年成名。这位20世纪世界围棋最强者,正是从北京开始他的旷世传奇。那个棋茶馆在宣武门外,叫海丰轩。少年吴泉也曾出入段府,受过执政的资助。1926年,日本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三段来华访问,在北京巨商李律阁府上与12岁的吴清源对弈。岩本授吴三子,吴胜,后改让二子,岩本小胜。1927年,吴清源执白战胜刘棣怀。当时中国围棋的格局是南北对峙,南方的中心是上海,北方的中心是北京,刘棣怀当时是北京围棋执牛耳者,吴清源击败刘棣怀,实际上成为北方围棋第一人。这一年,日本51岁的井上孝平五段来到北京,北京名流全力撮合井上孝平与13岁的吴清源对弈。井上孝平先在张作霖创办的棋社授二子与吴清源对弈两局,两局都以中盘打挂(即暂停)告终,但从棋的进程看是吴清源的胜局。后来井上又在青云社、李律阁府邸和张伯驹府邸让先与吴清源对弈三局。井上将对局棋谱传到日本,濑越宪作亲自对这几局棋进行了评点,认为吴清源是“秀策再生”。1934年,出国六载,已经身为日本围棋职业五段的吴清源回国访问,其时段祺瑞已经移居上海霞飞路。吴清源特别造访段府,探望年近70的段祺瑞。段当时患有严重溃疡,出血不止,精神萎靡困顿。一老一少再次纹枰对坐手谈,结果是吴清源以小败终局——多年后,史家罗京生评说,“个中含意,不言自明”。

  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的王汝南八段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弈坛争霸三十年——从冠亚军之战探索中国围棋的发展》。在这本书中,王汝南把1957年到1986年30年间中国围棋的发展历史分为几个时代,即陈祖德吴淞笙时代、聂卫平独霸时代,聂卫平马晓春争锋时代,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时代。而在这四个时代之前,则是“‘南刘北过’主导”的时代。这“北过”,就是过惕生。

  而过惕生于围棋,于北京围棋的贡献,并不只于他是一位国手,而是他为北京围棋的发展建设,奉献了许多心力。解放后,过惕生客居上海,看到昔日的棋友都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衣食无忧,工作就是研究棋艺,十分羡慕。他萌生出一个念头,即发挥他在北京生活多年,人头熟络的优势,到北京干一番事业。他把他的想法同正在上海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说了,得到黄炎培先生的大力支持。黄老建议他到北京去,把这个想法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也喜欢下围棋的李济深先生谈一下。1950年夏天,过惕生到北京,面见李济深先生。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济深先生,深得李济深先生的赞许。后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著名法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出面,解决了棋社的社址问题;周总理亲笔批下款项,“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而“北京棋艺研究社”七个大字,则是李济深先生的手笔。研究社成立后,不惜重金定购了日本全套围棋刊物,又在国内求购各种围棋书籍和古谱,逐渐成为国内第一家较为完整的围棋资料中心。号称“北方四老”的过惕生、崔云趾、金亚贤、雷葆申在新社会也解除了衣食之忧,可以一门心思研究棋艺。

  从北京棋艺研究社成立,到1980年12月18日北京棋院正式成立,这中间又不知经历了多少波折,多少跌宕起伏。这中间就有一位女英雄,叫做沈尺卿。沈尺卿这个名字,外界知道的可能不多,但是在北京乃至全国棋界都是大名鼎鼎,因为她是北京围棋的头号大功臣。她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官宦人家,父亲沈仲长是清末进士,酷爱围棋。沈尺卿从小受父亲的影响,也学会了下围棋。解放后,沈尺卿积极要求进步,进入华北革命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毕业后参加志愿军赴朝。沈尺卿原在国家建工部做机要工作,深受部领导器重,后来改行搞体育纯属偶然。从1962年,沈尺卿调入北京体工大队开始,她就为挑选学员操心,为进行学员家访操心,为寻找训练和比赛场地操心,为恢复北京棋类运动队操心,为应付比赛借调队员操心,还要为调聂卫平、程晓流回北京的问题操心。1964年北京少儿围棋赛举办不久,北京围棋队领队沈尺卿就到吴玉林和程晓流家里做家访,动员他们两人加入北京围棋队。沈尺卿是眼看着北京围棋事业在几十年中的曲折发展。文革中,为成立北京围棋队,沈尺卿不知道打了多少报告。1974年,沈尺卿甚至给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元帅写信。就在这一年,沈尺卿又为调聂卫平回北京,专门给北京市体委写报告;就在沈尺卿写这个请示报告的时候,聂卫平正在北大荒山河农场起猪圈。聂卫平在参加了国家集训队的大集训后,本来已被列入即将访问日本的中国围棋代表团名单中,可是因为当时出国要做政审,而他所在的山河农场拒绝为他做政审,并且催他回去,聂卫平万般无奈,不得不返回农场。后来聂卫平在其自传中写到这一段时说,这段经历让他一生刻骨铭心。

  这些事情,虽然都是围棋史,但它们的意义绝不限于围棋。还有60年代的中日围棋交流,其意义也远远不限于体育,而是与乒乓外交一样,成为围棋外交,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一部分。

  《当代北京围棋史话》(罗京生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的作者罗京生先生,是光明日报资深编辑、记者,从工作的角度讲,是我的前辈。罗先生在光明日报,长年负责体育报道,与棋界名流交往甚多。罗先生为人谦和、朴实,他本人也擅长围棋,是报社同事中的高手。记者写史,有一大长处,是写实,没有虚构,是可以当做真正的史来看的,是可以引用的。此书大量的内容,是他亲自采访所得,许多内容是第一次披露的第一手资料。大量比赛的记录,大量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大量档案资料的引用,使这本书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书中一些内容,虽然我们这些老棋迷也略知道一二,但如果不读此书,就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概念,没有一个史的框架。是罗先生的妙手,将这些故事编织到一起,有点有线还有面,既有史的纵向的梳理,又有对重点人物,如过惕生、沈尺卿、聂卫平等人的深入展开。故事一直讲到21世纪,讲到近年的围甲,讲到了孔杰、古力、陈耀烨。许多故事,作者都在真实有据的前提下,讲得细致生动,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书中提到的一些棋界人士,如电影编剧、棋迷李洪洲先生,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先生,我都在“天地间”见过。与李先生,我还和他交过两次手,虽然不是他的对手,但这手谈本身,却是值得回味的回忆。

  3年前,在光明日报一楼的“天地间本手道”见到罗先生,他就说他在应约写一本关于北京围棋的书。我当时就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与他相约,书出版时,我要写篇文章。去年年底,罗先生把此书的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作为一个有30多年爱棋历史的资深铁杆棋迷,我读这本书的满足,可想而知。这份儿高兴不能独享。现在,把我读到的几个故事和自己的一点儿读后感,写在这里,与诸多棋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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